本文是一篇法语论文代写，笔者结合法国社会历史大背景和纳西历史文化研究在法国萌芽、发展、兴盛和衰落的原因，并依据其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变化，本文将 1867-1965 年法国的纳西历史文化研究分为三阶段，每一阶段的背景、成果、特点和意义都已在各章节中详细叙述，在此做一简要总结。
第一章 1867-1965 年法国纳西学研究的背景
第一节 1867-1965 年的法国与世界形势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经历了众多变革，在法国历史上属于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前期。在 1848-1851 年的动荡岁月后，路易²波拿巴（Charles 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为了能将 12 月 2 日与伯父缔造的辉煌①建立关联，不惜加快政变步伐，终于如愿以偿在 1852 年 12 月 2 日的法兰西人民投票中当选为第二帝国皇帝，即拿破仑三世。在法国历史上，从他即位到 1860 年被称为“专制的帝国”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特征，足以用他自己的言论进行概括“对内，它代表着权威、宗教和人民的幸福；对外，则代表着民族的尊严。①”
需要指出的是，路易²波拿巴给天主教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持，促进教会迅速发展②，并提升天主教的地位，以实现帝国与教士的共赢③。这种形势无疑也密切了法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④。这一时期的法国，人口增长停滞⑤，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发展迅猛⑥，对外贸易长足发展⑦，新的银行信贷体系建立⑧。同时，从蒸汽动力向电力和石油动力的技术革新已经开始，法国进入了工业化的新时代。如果以年均国民产值的平均增长率计，“19 世纪中叶以后法国的增长要高于英国、低地国家和意大利，与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持平。”⑨在 1860-1890 年前后，法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其它几个主要竞争国⑩。因此，帝国初期经历的这一经济发展和繁荣无疑增强了国力，也使广大民众得到了实惠，让法国民众感受到了皇帝承诺的幸福。
第二节 殖民扩张和福音传播
一、法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
早在 19 世纪的第一年，英国已将法国的势力排挤出埃及，这也意味着英法在东方的漫长竞争开始了。法国七月王朝时期，正值鸦片战争爆发，当时法国的主要精力虽然集中在阿尔及利亚，但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当其看到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在华获利良多，便不甘其后，派使臣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来华，在法国传教士的帮助下，逼迫中国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俗称中法《黄埔条约》），其中规定“嗣后两国及两国人民均永远和好，无论何人在何地方皆全获保佑身家。”“准许法兰西人在五口城市居住、租用、修建房屋、礼拜堂、医人院、周济院、学房、坟地” ①。
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路易²波拿巴利用宗教和经济繁荣加强对内统治，他在波尔多宣称：“帝国就是和平”，同时他还利用民族荣誉感制定对外政策，力求让法国重放光芒。他改变之前和英国敌对的态度，与英国结盟，赢得了克里米亚战争（Guerre de Crimée）②的胜利。法国不仅从中获得了物质利益，更洗刷了之前维也纳会议的耻辱。此后拿破仑三世积极插手远东事务：他坚信在埃及开凿苏伊士运河，可以改变之前法国在印度洋丧失的地位，强化法国未来在东方的势力，并认为这是与英国竞争的利器；1859-1867 年拿破仑三世又在交趾支那建立殖民地，1863 年，法国迫使柬埔寨成为其被保护国，并推进至老挝。在中国，拿破仑三世则利用天主教扩大势力，1856 年以“马神甫事件③”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于 1858 年 6 月 27 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中法天津条约》，准许法国人在新增的六个通商地琼州（海口）、潮州、福州、淡水（台湾城市）、登州、江宁（今南京）租建房屋、修礼拜堂、医人院、学房，并准许法人赴内地游历获得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特权④。时隔两年，英法联军又武力闯入大沽，洗劫圆明园，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法续增条约》（俗称北京条约），除重申法兰西人在中国内地传教自由外，还规定必须保护中国教民，传教士可以在内地各处购置田产房屋。
第二章 法国纳西学研究的萌芽时期（1867-1899）
第一节 纳西语料的收集与初步研究
几乎所有的东方学家都从语言研究入手，语言学上的重大发现促使东方学具有显著的比较和分类特征。而语言研究首先基于对语言素材的收集与整理，法国的纳西语言研究也不例外，从最初传教士、探险家零星的语言收集和制作词表开始，此后再由语言学家对纳西语的系属关系进行初步划分。
一、安邺的语言记录
1866-1868 年，杜达尔²德²拉格雷（Doudard de Lagrée）①受海军军部的委托，对湄公河上游进行一次科学探险考察。然而他在科考途中不幸去世，安邺接替其职，并于 1873 年出版《印支勘探之旅》一书，分为上、下两卷。
安邺在前言中强调，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由于科学研究的紧迫性，为了避免给出判断性的结论，他倾向于在书中展示客观材料，让博学之人发挥更大的作用②。安邺在该书“云南北部的商业和人种”部分提到么些，并推测么些语可能属于藏语支，还记录了他唯一掌握的一个词和一句话。他将这个词转写记录为hantse, 表示“吃，吃饭”，而他掌握的句子是 khépa khé tche ma seu. 表示“我不会说汉语”，直译是“汉语，我不会说。①”实际上，一个词和一个句子，难以构成一份具有研究价值的语料，也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根据法语的拼写规则，结合同一语意下对应的纳西语发音，笔者能基本推测安邺记录的内容，与国际音标的对应关系应大致如下：
第二节 东巴经的收集与初步研究
一、德斯高丹神父的东巴经收集和德微理亚的展示
目前国内学界普遍流行的观点是：西方最早的东巴经收集者是法国的德斯高丹神父，他于 1867 年复制 11 页手稿《高勒趣招魂》寄回他法国家中。但根据在法国查找到相关文献并请和继全博士、和志华东巴确认东巴经的内容后，实际情况与上述流行观点有所不同。
首先，经过认真查找和阅读德斯高丹神父的档案、书信、著作等，并未发现神父本人对此事比较详细的记录。在德斯高丹《1855-1870 西藏传教》一书中共出现两次与纳西相关的比较详细②的信息：第一次是在该书第二部分第一章“德斯高丹神父的路线”中，其中第四条线路“从江卡到维西（Itinéraire de Kiang-ka(Thibet) à Oui-si (Yunnan)）‖的时间是 1866 年，德斯高丹还在该部分中简要介绍了丽江和纳西人，但未提及东巴经，且在线路总结时还指出此路线的统计并未把丽江算进去①。而其余的几条路线中则完全没有提及“么些”族群和东巴经。第二次则是在“附录”部分的“西藏以南族群概述”中，1871 年 1 月 21 日，德斯高丹神父在雅卡洛写给本堂神甫的信中提及自己已经将一些东巴经手稿作为样本寄回法国。但他既未明确提到东巴经手稿寄回法国的时间，也未具体说东巴经手稿收集的地点和数量，更未提及是复制的手稿。根据上述有限的信息，无法准确判断德斯高丹神父将东巴经手稿寄回法国的具体年份。但拉古伯里却在《亚洲中部和东部文字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指出德斯高丹神父将手稿寄回法国的时间是1867 年。由于目前没有找到其它可以佐证的材料，本文提出此问题，并暂时保留拉古伯里的说法。
其次，德斯高丹神父寄回法国的手稿并非《高勒趣招魂》，而是《抠古鬼的来历²请多格神》。在德斯高丹神父的各类文献中，暂时未找到这 11 页东巴经手稿的刊布，但在拉古伯里《亚洲中部和东部文字的起源》英文书中，拉古伯里在书末刊布了吉尔捐赠给大英博物馆的东巴经手稿（参附录六）和德斯高丹神父的 11 页东巴经（参附录一）。此外，在德威理亚《中国安南边境》②一书中也刊布了一部分德斯高丹神父请哈尔²德²里亚耶（Gerard de Rialle）先生带给他的一份东巴经手稿复本（参附录七）。
第三章 法国纳西学研究的发展时期（1900-1911） ........................ 84
第一节 地方史料的法译及史地研究.......................................... 84
一、宋嘉铭与《南诏野史》.................................. 84
二、苏利与《滇系》节选............................. 85
第四章 兴盛时期法国的纳西史地研究（1912-1965） ...................................... 106
第一节 沙畹与《线路指南》和《丽江史地注释》.................................... 106
一、线路指南........................................ 106
二、丽江史地注释.............................................. 11
第五章 兴盛时期法国的纳西语言、文字研究（1912-1965） .......................... 144
第一节 巴克的纳西语词表研究..................................... 144
一、巴克纳西语词表概况....................................... 145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采样......................................... 146
第七章 法国纳西学研究的影响
第一节 对法国东方学、汉学研究的影响
从拿破仑远征埃及开始，法国就开始用一种“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认识并处理东方事务，成为东方学研究的先驱，并凭借其庞大的殖民体系一直保持这一领先地位，直到二战伊始。这一“文化和政治的现实①”从语言学研究入手，逐渐建立起一整套的学科体系。在此过程中，法国的殖民扩张推进到东南亚，完全控制了越南，加上法国对中国长远的政治军事构想和与英国在东南亚的竞争，云南的地理位置优势凸显，使法国对云南的兴趣不断增加。而巴黎外方传教会由于其进入中国西藏传教的理想，已在这一区域活跃已久，收集整理了不少当地的资料，成为东方学家们研究的最初材料。这三种因素的叠加，使法国在这一区域的研究一度兴盛，而独特的纳西文化也成功地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好奇与关注。
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为法国的纳西学研究开辟了道路，此后又被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们逐渐取代。应该说法国的纳西学研究发端于法国的汉学研究，是其延伸的产物，成为其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并成为国际纳西学研究的基础，具有开创之功，对西方各国和我国学界的纳西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新领域的研究为法国的语言学、文字学、人种学、考古学、历史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素材，完善了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法语阅读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了解的文本。纳西语料为藏语、西夏语和其它族群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样本，也扩展了法国藏缅语研究的范围，也极大提升了纳西语在藏缅语中的研究地位，成为这一研究中一种不可忽视的语言。东巴文字的发现和收集不仅彻底改变了西方人认为纳西没有文字的认识，更激发了法国文字学界对彝文和其它区域发现的文字展开对比研究，尤其是巴克发现纳西文字中表音和表意两种系统并存，更进一步推进了文字源流发展的研究，引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结语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中叶的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是其研究成果最丰硕、最具代表意义的历史阶段。法国的传教士、探险家和东方学家们展开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包括对纳西语言、文字、史地、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这些成果与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西南的活动密不可分，也与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扩张紧密相关，更离不开东方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是这三方面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产物和直观体现。这不仅促成了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诞生，也使其逐渐发展成为法国学术研究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经历了一个短期兴盛的阶段。然而，这一局面在二战后逐渐衰落，以其研究集大成者巴克的逝世告一段落。
这一持续约百年的纳西历史文化研究，不仅开启了法国文化与中国少数民族纳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开创了西方、乃至世界范围内对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先河，使法国成为这一研究中当之无愧的“奠基者”和“先行者”。法国的这一创举，不仅使中国西南边陲的纳西进入西方人的视野，让纳西文化登上了世界舞台，逐渐为世人所知，而且也推动了纳西历史文化研究在西方其它国家的陆续兴起，对此后西方各国甚至中国的纳西历史文化研究产生了持续深远的影响。
一、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萌芽、发展、兴盛的原因
1. 天主教的在华传播。巴黎外方传教会为伺机进入中国西藏传教，一直活跃于中国西南，特别是川滇藏交界区域。他们与之前耶稣会的传教理念不同，主要采用“下层路线”直接传教。为了快速融入当地民众的生活，传教士们也开始记录和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这些记录和研究也成为最早的田野调查资料和最初的研究成果。
2. 法国的殖民扩张。从法兰西第二帝国后期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法国持续推行海外殖民扩张政策，成为与英国势均力敌的强大殖民势力。双方也将对殖民地的争夺从非洲延续到东南亚。随着法属印度支那政府的建立，法国更执着于从湄公河进入红河，展开各种科考。此外，20 世纪初，法国在欧洲外交的诸多不顺使其受到掣肘，对华态度稍有缓和。但从清政府到民国时期，我国在外交上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法国则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华攫取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将云南划入其势力范围、修建滇越铁路、设立领事、开办银行等。这些便利条件为传教士、探险家、东方学家们深入云南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庇护，让他们能够自由地展开实地调查和研究，客观上推动了法国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