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基于对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地方平台公司、制度变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分析，结合对顺德、南海地区平台公司发展的案例研究，构建初始假设命题和基本研究框架，再综合运用实证研究中相关分析、分层回归、分组回归等方法，对平台公司（平台公司债权融资规模及平台公司经济效益）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作用、制度变迁下平台公司（平台公司债权融资规模及平台公司经济效益）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作用、制度变迁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平台公司经济效益的影响作用等三个问题进行检验与分析。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均保持高速增长，并于 2010 年超越日本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离不开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保障，而国有经济所发挥的支撑保障功能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国有企业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有力抓手。
过往十年，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土地资源、产业准入许可权、政策条件、金融等要素资源，以地方政府平台公司为发展载体，形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链，创造了一个个发展神话[1]。平台公司作为地方政府推动区域经济的重要抓手，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要求其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性任务，以大规模融资来支持区域城市化进程[2]；而经济效益又要求其具备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以稳健的现金流、较好的收益率等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在这两种模式中，到底哪种模式发挥了作用？或者说，哪种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
过去，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收入注入或返还，或者直接土地作价注入平台公司的形式，打通“地方政府-平台公司-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用以区域城市化建设和产业引导扶持，进而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但随着时间推移，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趋紧，经济高速发展所依赖的传统要素资源的优势不再凸显，传统价值创造逻辑很难持续[3]。一方面，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面临国际政治经济更加复杂多变的艰难环境，在复杂国内外环境下维持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成为当前地方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另一方面，传统要素资源创造价值的逻辑正慢慢被打破。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城市化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很难持续保持高增速，并且前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压力也在不断增大，现金流吃紧，土地出让收入是填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但随着征地拆迁成本快速上升，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取资金的难度增加。自 2016 年起，全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处于持续亏损状态，但地方政府债务发行额却还在快速增长，地方政府收支不平衡将持续扩大，因此，尽管传统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仍在当前阶段扮演重要作用，但已很难成为长远发展的动力支撑。
1.2 研究问题
地方平台公司的存在合理性饱受争议，对平台公司的无效性抗辩并没有制约其数量和质量的双提升，也没有阻止其对地方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作用溢出[6]。在认可地方平台公司价值的基本条件下，以往的研究一方面关注点在于地方平台公司如何通过其“社会效益”功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此类研究发现，地方平台公司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沿着这一普遍逻辑展开：地方政府通过注入平台公司以土地为主的相应资产和资源，用以形成平台公司的融资，这些融资资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等项目，通过这些公益性和准公益性任务的不断承接与落地，地方服务功能不断得到完善，形成了地方经济腾飞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关注点在于制度设计对地方平台公司发展逻辑的影响，此类研究将制度本身作为关键变量，更关注的是近期相关改革政策对平台公司融资能力的影响，以及过度承担社会责任造成资源浪费、重复投资、债务风险频发的现象[7]，质疑平台公司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仍然面临着传统基础设施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需求，也面临着地方经济社会服务能级提升的明确要求，这意味着地方平台公司仍会在较长的历史周期里存在。同时，在 2015 年前后，“供给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债务防化”等宏观及微观层面的改革政策频出[8]，基于外部环境的结构性调整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地方平台公司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更好地、主动地、持续地发挥对地方经济的价值，这也是题中之义。
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2.1.1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概念及内涵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这一概念是由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戴慕珍（Jean C.Oi）正式提出，这一概念是针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局部地方经济飞速发展的尝试性解释。戴慕珍使用了“地方政府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这一词汇，并描述其内涵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了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们像一个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另一方面，在地方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一个地方政府协调辖区内各个经济事业单位，似乎是一个从事多种经营的实业公司”[16]。戴慕珍认为中国区域发展突飞猛进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成为地方政府发展的风向标，也给地方官员带来了压力，在此背景下，为了达成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地方政府与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企业单位、社区单位等形成了一个隐性的利益团体，团体内相互促进，政府为企业发展创造较好的政策条件、提供相应的资源支撑，企业获得较好发展，贡献大量税收，反过来也促进了地方政府目标的达成，社区在其中则提供了重要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正是这种相互协作的团体主义促成了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不少学者持有类似的观点，这些学者通过多种方式不断论证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存在，分析存在原因。安德鲁·魏昂德（Andrew Walder）同样认为地方政府类似于一家公司[17]，在促进区域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的是一个企业董事会角色，决定企业的核心决策事项，如资金筹措、投资计划、高层人员选聘管理等，企业则成为具体的生产者，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相应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中政府的管制力比较强。
最早提出“政府竞争”概念的布雷顿是基于对美国联邦制地方政府竞选竞赛的分析。由于联邦制政府需要尽可能多的获得选票以维持连任，因此各级政府都着力通过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争取选民支持，包括就业以及税收优惠等，因此在同级政府、上下级政府之间广泛存在这种竞争关系。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蒂伯特提出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分析模型[20]，他的分析模型验证了地方政府的竞争有助于提升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吸引民众前往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地区，反过来进一步提升该地区的税收水平，促进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而那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竞争力不强的地方政府则面临居民流失的风险。因此，理论界普遍定义地方政府竞争指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而在投资环境、法律制度、政府效率等方面开展的跨区域竞争。
2.2 地方政府平台公司
2.2.1 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概念及内涵
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是为适应中国当前经济、政治体制应运而生的产物，在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民生，支持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定义，温来成、苏超等提出，地方平台公司是地方政府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进行融资而设立的法人实体[1]，综合对现有研究的解读，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实际上是由政府出资设立，通过资本金、土地或优质资产注入等方式壮大平台公司实力，并以地方政府的信用作为背书，为实现地方政府意志，加快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保障民生公共服务、调整地方产业布局、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而进行市场融资的法人主体。这个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这一组织是依托地方政府存在的，主要服务于地方建设，政治属性较强，其存续严重依赖地方财政，缺乏市场化竞争力和经营决策自主权，这也是导致平台公司发展陷入瓶颈的最主要的原因；二是这一组织的主要职能是投融资，通过投融资活动完成地方政府的建设功能，发挥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社会效益，因此涉及投融资的金融、产业环境以及地方财力支撑对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优化投融资模式、提升投融资效率是地方政府平台公司一直追求的主要目标；三是这一组织以企业的形式存在，大部分地方政府平台公司以国有独资公司的组织形式存在，因此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具有公司制的基因，具备转型实现现代企业制度高效率的可能性。
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所包含的三个层面的内涵决定了其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征。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政治属性是以地方财政，主要是土地财政为基础，相关投融资业务活动也主要建立在土地资源的基础之上，而投融资活动主要支持地方建设，尤其是涉及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等带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建设项目，更多的在于关注社会效益方面，在经济效益上盈利能力薄弱，很难靠自身获得持续发展。但随着地方建设的加速，各届政府创造地方经济效益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积累形成的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债务风险越来越高，地方平台公司的经济效益也逐渐得到重视。
第 3 章 案例研究 ................................ 35
3.1 研究目的 .................................. 35
3.2 研究设计 ................................ 36
3.3 研究变量构建 ......................... 50
第 4 章 平台公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 61
4.1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61
4.2 研究设计 ............................... 67
4.3 实证分析 ............................... 71
第 5 章 制度变迁在平台公司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调节作用 .......... 80
5.1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80
5.2 研究设计 ........................... 84
5.3 实证分析 ........................... 87
第 6 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平台公司经济效益的影响
6.1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本章内容以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公司治理水平对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经济效益的影响及两者关系受制度变迁和区域市场化水平的影响来探讨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平台公司经济效益的影响。主要原因如下：1、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是完善公司治理，过去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能够提升公司经济效益。2、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平台公司承担政府功能性任务强调社会效益，并不具备盈利能力，而平台公司经济效益大多来自于经营性业务，将市场化经营性业务进行以上市为核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平台公司提升其自身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子公司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整体或分拆上市等方式实现混改后，能够提高母公司的管理水平和营运能力[168]，有利于母公司降低管理和财务负担，短期之内改善母公司的偿债能力[169]。因而，探讨影响平台公司经济效益的因素可通过研究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实现。3、由于平台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数量有限，而提升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经济效益和提升地方平台公司控股上市公司经济效益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并且，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亦是平台公司经营性资源实现上市的有力抓手。
6.1.1 公司治理水平对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经济效益的影响
公司治理是为了解决现代企业制度中因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引发的各种问题的制度和机制的总称。广义的公司治理指的是为促使公司管理者能够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来经营企业，企业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对责权利的分配与制衡进行的制度安排，如董事会、监事会、激励约束机制等[170]。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在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之间构建的内部治理结构。本文研究的是狭义的公司治理。众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司治理进行了研究，总结而言，研究者们认为公司治理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解决公司的权利结构问题和如何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这种委托-代理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制定完善的公司运营及激励约束机制，以保证管理者实现公司利益目标的问题。
第 7 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
地方政府平台公司作为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力抓手，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获得较多研究者的认可，但少有研究者通过案例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论证。同时，随着国资监管及经济、市场环境的变化，过去地方政府以土地出让收入做保障，利用平台公司撬动资金杠杆加快地方建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式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在发生改变。在此背景下，研究平台公司如何依靠转型变革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进而更好地推动城市升级、引领产业发展具有较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基于对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地方平台公司、制度变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分析，结合对顺德、南海地区平台公司发展的案例研究，构建初始假设命题和基本研究框架，再综合运用实证研究中相关分析、分层回归、分组回归等方法，对平台公司（平台公司债权融资规模及平台公司经济效益）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作用、制度变迁下平台公司（平台公司债权融资规模及平台公司经济效益）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作用、制度变迁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平台公司经济效益的影响作用等三个问题进行检验与分析。
通过本文的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作用研究结论
基于土地财政的视角，探讨了地方平台公司债权融资规模在土地出让收入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作用。研究发现，平台公司债权融资规模在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即地方平台公司通过对土地资源的进一步放大，扩大融资规模，获得资金并投入到城市建设和产业扶持中，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141]。同时，探讨了平台公司经济效益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地方平台公司稳定的经营性收入在维持自身良性发展的基础上，更好的为城市公共服务和产业引导培育提供支持，实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152]。
（2）制度变迁下平台公司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结论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随着平台公司自身债务的压力持续加大及受到国家加强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防控等制度变迁的影响，平台公司通过负债驱动助力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已难以为继 [7][165]。研究发现，制度变迁抑制了平台公司债权融资规模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与此相反，制度变迁在平台公司经济效益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因而，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平台公司需要找到新的角色和方向，不能只强调自身的融资功能，更要关注其在公共服务、产业服务和产业投资等业务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助推地方经济的发展[5]。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