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笔者认为优化进出口企业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经营的沉没成本。从前文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之所以会对中间品企业的市场参与决策产生相对重要的影响，是因为在进入市场之前需要支付较高的沉没成本，如果沉没成本相对较低，即使贸易政策在未来发生不利变化，企业所遭受的损失也就相对较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也相应较小。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余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随着国际分工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 WTO）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是 2018 年进出口总量排名世界第一的国家，进出口总额达 4.62万亿美元，当年出口额 2.49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出口总额的 12.8%。在出口部门取得良好表现的同时，中国经济对于世界市场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虽然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 2006 至 2014 年间整体处于下降趋势，但自 2015 年以来，下降幅度明显缩小。2018 年中国外贸依存度约为 33.7%，出口依存度约为 18.1%，进口依存度约为 15.6%。这个比例虽然不算很高，但考虑到当年中国 13.6 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进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十分重要。
加入 WTO 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过程。根据 WTO 数据显示，在加入 WTO 之后的十年中，中国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2.7%，而在1992 年至 2001 年的十年中，中国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4.5%。可见，加入WTO 前后，中国的出口额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解释这一现象的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使得中国商品面临的贸易壁垒显著降低，从而促进了出口。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推进，一些学者试图从贸易不确定性（Trade Policy Uncertainty，即贸易政策发生变化的可能性）降低的角度对该现象进行解释。Handley and Limão（2017）利用 2000 年至 2005 年间中国对美国出口数据对中国出口额大幅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在中国加入 WTO 前后，中国商品所面临的美国贸易壁垒基本保持不变，中国对美国出口大幅增长归因于在加入 WTO之后，中国所面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这种政策不确定性降低所产生的促进效应足以解释 2000-2005 年间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的三分之一。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本文按照“提出问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自身的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研究→结论与建议”的研究框架依次展开。首先，回顾梳理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基础及相关研究进展；其次，从两个角度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自身的特点展开研究，一是对三种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方式进行分析与比较，选择最优的测度方式，为后文的相关研究内容奠定基础，二是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内生响应还是外生冲击，为后文的理论建模方式提供指导；再次，分别从模型和实证的角度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一是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开放 DSGE 模型模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并探讨其传导机制，二是综合模型分析结果和现实情况构建冲击约束集，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对前文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可行性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内容安排如下：
第 1 章 绪论。绪论部分首先通过论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性，并结合近年来国际贸易环境剧烈变化、多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不断升高的基本事实引出本文的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其次，在明确本文逻辑框架的前提下概述各章的基本研究内容，并对本文研究过程中需要用到相关研究方法进行介绍；最后，指出本文的四个创新点并结合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展望后续的研究方向。
第 2 章 文献综述。本章将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因果关系研究、其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四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与总结。经过文献梳理后发现，虽然近年来有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主要都是集中在微观实证领域，从宏观视角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成果并不多；部分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不确定性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因果关系，由于存在变量选择、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等方面的差异，学界并未就二者间的因果关系达成共识；政策不确定性作为不确定性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虽然近年来涌现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
第 3 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本章的主要内容为分析“关税测量法”、“随机波动率法”和“不确定性指数法”三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度量方式的异同，并以本次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基本事实作为标准，对比上述三种测度方法的准确性。在分析“关税测量法”时，首先利用中美两国关税税率数据和“关税测量法”计算出两国商品出口到对方面临的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的“理论值”，然后基于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两国相互加征关税的基本事实，计算“坏”事件发生时两国商品出口到对方所面临的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的“实际值”，最后将其按照各自公布的 HS 产品编码进行匹配，并比较二者之间的异同；在分析“随机波动率法”时，本章估计了 2001 年至 2019 年间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税率的随机波动率，并将估计结果与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发生的基本事实进行比较，判断该方法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可靠性；在分析“不确定性指数法”时，将中美两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发生的基本事实进行比较，从直观上分析指数与现实的吻合度，以此判断方法的适用性。
2 文献综述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
2.1.1 实物期权效应
在早期对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进行理论研究时，学者们多是通过构建企业行为决策的局部均衡模型来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在这种模型设定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通过实物期权效应来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即企业者如果选择进入出口市场，当贸易环境恶化时，企业由于出口行为产生的部分投资由于是沉没成本而无法收回，这个成本就形成了企业的潜在亏损，如果企业选择等待，便有可能错失贸易环境变好时企业出口的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和潜在亏损之间的权衡让潜在出口企业的“观望”行为变得更有意义，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实物期权效应，“观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对出口企业的投资也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述作用机制是对经济不确定性作用机制的一种延伸与借鉴，该机制的提出可以追溯至 Bernanke（1983）和 Dixit（1989）的研究。其中，Bernanke（1983）认为当投资项目不可逆时，高度不确定性会让企业有动力推迟投资和人员雇佣，当不确定性降低时，企业会增加投资和员工的雇佣①。Dixit（1989）的研究强调了投资过程中沉没成本的重要性，他认为当企业投资的沉没成本较高并且面临着经济不确定性时，投资者的等待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给投资者形成了一个等待的期权价值②。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学术热点问题，近几年引起了国内外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从学者们的研究结果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将影响哪些经济变量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此，本文将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其他变量这四个方面对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2.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式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学者们主要采用以下三种衡量方式： （1）侧重潜在关税变动幅度的“关税测量法”。具体而言就是出口商品所适用的现行关税率和潜在最高关税税率的差额。Handley（2014①）推导出存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前提下，潜在关税上限和企业预期利润之间关系的表达式，Handley and Limão（2017）借助 Handley（2014）的测度方式针对中国企业进行商品出口时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进行研究，认为在加入 WTO 前，中国如果不再享有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美国有可能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Smooth-Hawley 关税，该关税的平均税率为 31%。
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方式的分析与比较........................................ 48
3.1 引言 ............................... 48
3.2 “关税测量法”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 .............................. 50
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内生性识别 ........................................ 69
4.1 引言 .................................... 69
4.2 识别策略与结构冲击约束集 ...................................... 72
5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 ......................... 101
5.1 引言 ................................ 101
5.2 构建 DSGE 模型 ................................ 102
6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
6.1 引言
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 WTO）数据显示，中国是 2018 年进出口总量排名世界第一的国家，进出口总额达 4.62 万亿美元，同年中国外贸依存度约为33.7%，这个比例虽然不算很高，但考虑到中国 13.6 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进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十分重要。在影响进出口的各种因素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地位十分重要，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贸易协定和多边承诺会降低出口商所面对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从而增加出口量（Handley，2014①），并引导更多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Feng et al.，2017②），且中国在 2000-2005 年间对美出口增长的三分之一可归因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Handley and Limão，2017③）。
尽管稳定的贸易政策环境为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增长均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普遍担心保护主义会像“大萧条”期间一样盛行（Limão and Maggi，2015④），而特朗普上台之后奉行的贸易单边主义最终将这种担忧变成了现实，在其领导下的美国政府频频挑起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其中中美贸易摩擦无疑是其推行的多种贸易单边主义政策中最引人关注的政策。本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开始以 2018 年 3 月美国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进行“301 调查”为标志，随后美国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不断扩大征税商品范围和提高加征税率，同时中国也采取了相关措施进行反制。虽然两国于 2020 年 1 月签署了阶段性协议，但是此前加征的关税尚未完全取消，未来两国间的贸易政策走向也并不明朗。由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出口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且在中美两国达成最终贸易协议之前，难以对两国的贸易政策形成准确的预期，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仍将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的相关基本事实比较三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方式的优劣，同时判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外生冲击还是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内生响应，并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内生性分析结论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通过对三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核心思想和测度方式进行分析后发现，“关税测量法”计算简单，并且能够体现不同类型的产品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差异，但是该方法前提假设相对较强，需在研究开始之前结合客观史实分析该假设的合理性；“随机波动率法”虽具有易于融入理论模型、适用范围广泛和计算相对简便等优点，但是也存在不确定性构成单一和存在较大的误判风险的缺点；“不确定性指数法”所刻画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更加全面，且并未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施加更多的约束性假设，但是也具有关键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工作量相对较大等缺陷。在与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的基本事实进行比较后发现，就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所发生的实际情况而言，“关税测量法”无法准确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随机波动率法”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会将已经提前告知的关税波动也计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中，且未能识别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出现的不同商品关税税率反向变动造成的抵消效应；“不确定性指数法”能够较好地反映此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两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且丰富的时变性质还能够体现一段时期内经贸关系紧张与缓和的交替变化。
（2）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进行内生性识别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原因而非结果，且在重新选择滞后阶数和改变经济波动衡量指标的情况下，脉冲响应图仅外形发生一定变化，脉冲响应函数的整体分布情况仍然支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原因而非结果”的结论。此外，本文在满足所有结构冲击约束的识别结果中，借助外部工具变量来寻找唯一解，并对该唯一解所产生的结构冲击进行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与汇率和资本账户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具有明显右偏和厚尾的非正态分布特点，且大于 2 倍标准差的冲击呈现出明显的聚集性；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冲击则相对接近正态分布，且大于 2 倍标准差的冲击不具有明显的聚集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