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以 2012-2019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及其中介因子，以及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和外部信息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求从重大缺陷披露视角揭示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创新投入的内在关系，以及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和外部信息环境的影响机制。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创新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Solow，1957）[1]，是企业打造并保持核心竞争优势、实现竞争战略的决定性因素（Porter，1980）[2]，技术创新更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金碚，2018）[3]。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将创新作为新时代发展理念的首要之义到提出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政府始终将创新，尤其是科学技术创新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将创新摆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并出台大量优惠政策鼓励各类主体创新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位居全球创新产出次级指数排行榜第 6 位和创新指数排行榜第 14 位，是排名前 30 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但比较历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公布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创新效率、产出及投入排名情况可以发现（如图 1.1 所示），2013-2020 年中国创新效率排名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创新产出排名相对领先，而创新投入排名明显落后。因此，尽管中国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已明显提高，并基本确立了创新领先者的地位，但创新投入不足依然是制约中国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1.2 核心概念界定
1.2.1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
（1）内部控制缺陷及其分类 国内外内部控制监管规范关于内部控制缺陷的认识从其对内部控制目标的双向影响转变为单向影响：COSO（1992）[29]认为内部控制缺陷是指内部控制中已被发现的，潜在或实际发生的不足之处，但也可能通过强化措施提高组织目标实现可能性的机会；五部委制定的基本规范及 COSO（2013）[30]将内部控制缺陷理解为内部控制系统中潜在的或已有的缺点，且该缺点会对企业目标的实现能力或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遵从近期国内外监管规范，本文认为内部控制缺陷是指那些已经或可能对内部控制目标实现产生不利影响的薄弱环节。
在明确内部控制缺陷含义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把握内部控制缺陷特征，高效展开研究以指导实践，还需要区分内部控制缺陷类型。已有监管规范和学术研究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情况如表 1.1 所示。
除表 1.1 中列示的主要内部控制缺陷类型外，Hammersley et al.（2008）[32]根据缺陷审计难易程度、Klamm et al.（2012）[33]根据缺陷是否与信息技术相关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了分类。由于本文基于“缺陷有效观”探讨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而创新是企业实现竞争战略的决定性因素（Porter，1980）[2]，即与内部控制目标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遵从五部委评价指引中的分类标准，将内部控制缺陷按照其对内部控制目标实现影响的严重程度分为重大缺陷和非重大缺陷。
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研究
已有文献关于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大致可分为“内部控制抑制论”、“内部控制促进论”以及不同的内部控制要素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异质性影响三种观点（如表 2.1 所示）。
2.1.1 内部控制整体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从内部控制整体质量研究其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文献大致持有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认同“内部控制抑制论”的学者们认为，内部控制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企业创新环境（Jensen，1993；Kaplan & Norton，1996）[63][64]，抑制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新精神（Ribstein，2002）[65]，挫伤管理层加大创新投入的积极性（Engel et al.,2007）[66]，因此，内部控制会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不利影响。Cohen et al.（2008）[67]研究发现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以下简称 SOX 法案）的实施促使上市公司由应计盈余管理转向真实盈余管理，从侧面反映出内部控制监管的加强会诱使企业减少研发支出等酌量性投资以谋求短期利益；Bargeron et al.（2010）[68]对比 SOX 法案实施前后美国、加拿大以及英国公司的数据，发现内部控制制度化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意愿，因而不利于企业增加创新投入；Li et al.（2017）[69]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利用 DIB 指数测度内部控制质量，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创新投入越少；倪娟和王帆（2020）[70 ]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抑制了企业管理层能力，导致研发投入减少，最终降低企业研发绩效，因此认为严格的内部控制限制了有能力的管理者加大企业创新投入。
认同“内部控制促进论”的学者们则认为，内部控制可以为企业创新提供目标指引和结构化支持，因而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水平（Simons，1995；Dougherty & Hardy，1996；Verona，1999；Dey，2010；韩少真等，2015；骆良彬和郑昊，2016）[71][72][73][74][75][76]。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内部控制对创新投入的积极作用，经验证据较为丰富：①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应研究。钟凯等（2016）[61]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实施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有所提升，进一步将不存在任何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定义为高质量内部控制企业，研究认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因而无论是从制度建设的宏观层面还是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微观视角，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均有助于企业提高创新投资水平；
2.2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
已有研究考察了企业内外部因素对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形成以下研究结论：
2.2.1 内部因素对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研究
（1）企业特征。企业特征主要包括：企业规模、所处行业特征、产权性质等企业自身特征因素。Bargeron et al.（2010）[68]研究发现相较于规模较小的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执行 SOX 法案后创新投入水平大大降低。将研究样本区分为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Li et al.（2017）[69]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高新技术企业的探索性创新支出负相关、与其常规性创新支出正相关，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的两类创新支出均呈负相关；而陈红等（2018）[81]的经验证据显示内部控制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仅显著存在于非高新技术企业中。Li et al.（2019）[62]按照生产要素的投入类型对行业进行分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大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关于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学者们普遍认为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担负着保障就业、社会稳定等社会责任，且其委托代理关系更复杂，因而创新积极性不高；而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研发创新获取竞争优势以赢得市场竞争，因此内部控制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钟凯等，2016；张晓红等，2017；陈红，2018）。
（2）代理问题。在管理层代理冲突中，相较于两职合一的企业，两职分离的企业中内部控制更有助于企业加大创新投入（钟凯等，2016；顾海峰和卞雨晨，2020）[61][85]，管理层持股和基金持股也能够协同内部控制促进企业创新投入（钟凯等，2016）[61]；但时现和吴厚堂（2016）[79]以企业短期投资行为衡量管理层短视，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并未因管理层短视而表现出显著不同。在股东代理冲突方面，钟凯等（2016）[61]按照大股东是否具有绝对控制权、股权集中度以及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高低划分子样本，但并未发现内部控制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各子样本间存在显著差异。
第 3 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39
3.1 理论基础 ............................ 39
3.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39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41
第 4 章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总体影响 ................................ 57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57
4.2 研究设计 ................................... 61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61
4.2.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61
第 5 章 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的调节作用 ........................ 82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82
5.1.1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主动性的调节作用 ...................................... 82
5.1.2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信息披露的调节作用 .................................. 85
第 6 章 外部信息环境的调节作用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优化企业内外部信息环境，促使两者协调发展能够更好地缓解信息不对称，发挥信息的监督效应和融资效应，提升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实现创新发展。本部分考察分析师关注、媒体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不仅有助于丰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情境机制，并对政府监管部门优化企业外部信息环境，督促企业优化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行为，从而促进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根据企业外部信息环境，结合企业管理层动机选择行为，正确判断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6.1.1 分析师关注的调节作用
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的信息中介，可以凭借自身专业知识对企业各项活动进行深入分析，既使用信息又解读和传递信息。已有经验证据表明分析师关注有助于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胡川等，2020）[15]，但目前关于分析师关注与企业创新投入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He & Tian，2013；谢震和艾春荣，2014；戴国强和邓文慧，2017）[16][17][18]。那么，分析师关注如何影响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呢？下文将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从分析师关注的信息解读作用和压力施加作用两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解析。
从分析师关注的信息解读作用来看，由于分析师是专业的研究人员，拥有某一学科专业背景，知识储备丰富，并在对某一公司或某一行业的长期跟踪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之其在与企业管理层、政府监管部门交流中可能获取一些私有信息，因而能够深入解读和挖掘企业信息披露以外的增量信息，并快速、准确地侦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错报、误报甚至舞弊行为，缓解信息不对称（Jensen & Meckling，1976）[215]。
第 7 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12-2019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及其中介因子，以及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和外部信息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求从重大缺陷披露视角揭示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创新投入的内在关系，以及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和外部信息环境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1）与未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相比，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在披露该信息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下降，即无效的内部控制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投入。这一方面说明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有利于促进创新投入，另一方面说明目前企业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不利于企业创新投入。该研究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利用 PSM 配对样本检验和 Heckman 两阶段模型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干扰后依然成立，且通过变换投资模型设定，变换因变量和控制变量以及删除特殊样本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研究结论可靠性较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因恶化了两类代理问题、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加剧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导致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下降。
（2）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仅存在于非主动披露该信息的企业中；且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相关的整改信息披露越充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越小，而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及时性不能缓解这种不利影响。这说明目前企业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中被动披露的情况居多，重大缺陷整改建设有效性不高。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 PSM 配对样本进行内生性检验，通过变换投资模型设定，变换因变量、控制变量，删除特殊样本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说明研究结论具备较强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