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留学生论文，笔者认为“铁西三剑客”的文学创作显然无法全数纳入地域文学或下岗题材的概念领域，因此我将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在“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书写，但也很难说在研究过程中彻底规避了管中窥豹、削足适履的危险；而在另一方面，“艺术定义之所以困难，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艺术家等着你定义出来，你定义出来艺术家就突破他”②。
一、现实之维：“铁西三剑客”东北书写的主题内容
（一）历史变革中的铁西往事
来自时代的伤害对个体生活来讲的确是一种不幸，但当它可以转变成写作资源的时候，就具有了特殊的价值。上个世纪 30 年代，伴随着“九一八”的炮声、东北黑土地的沦陷，“东北作家群”执笔书写故土生民之痛，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画卷上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八十余年后的今天，从“铁西三剑客”的集体爆发中人们同样可以窥见动荡的时代经验对文学表达的刺激和滋养。
80 年代出生的“铁西三剑客”均成长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普通工人家庭，上世纪末东北国有企业改革给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是他们的集体记忆。如果说 20 世纪 30 年代“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抗战”,那么“铁西三剑客”的文学创作所回应的主题则是那一场声势浩大的“下岗潮”②。作为历史见证者的“铁西三剑客”于无声处听见了时代的车轮碾压过个体生活时发出的隆隆巨响，听见了“北方化为乌有”时的碎裂之声，也听见了那些匍匐着的父辈们沉默背后的哀鸣。在经受“该如何去面对那些陷落于空白之处的人与事物”③的自我拷问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文学的目光投向了铁西区，下岗潮导致的阶层分化、下岗职工的生存困境以及老工业城区的历史变迁都在小说中获得了具切而深刻的呈现。
1. 工厂解体后的阶层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经济收入均等化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具有多方面差异的利益格局，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在老工业城市沈阳，现代性进程中的阶层分化首先体现为城市版图的分裂： 到过沈阳的人会经常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座由两张皮硬扯在一起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和沈河区，林立着所有的高档住宅、豪华酒店和购物中心，在这里看见奔驰、宝马的机会要比在北京长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厂云集的铁西区，你很难找到一座五层以上的像样饭店，出租车也懒得光顾这儿—因为拉不上活儿。沈阳 70 万下岗职工的大部分就居住在这个 39 平方公里、75 万人口的传统重工业区。
(二) 悲剧命运下的精神突围
无论被总体论解释的历史何其宏大，构成历史本身的永远是那些渺小个体的生命体验。南帆先生曾指出“文学负责记录内心，记录这里的潜流、回旋、聚散以及种种不明不白的波动和碎屑”①。在此意义上“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书写实现了文学的这一原初意义，写出了历史巨变中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悲喜，一个人的上升和坠落。但是和旨在记录饮食男女生活琐事、凡俗欲望的新写实小说不同，“铁西三剑客”的写作是一种“向下的超越”②。正如法国哲学家夏蒂埃认为每个人都有两面，分别契合历史和小说。“铁西三剑客”在指涉历史内容的同时，也把小说人物从现实空间移植到超越之维，讲述了出那些唯有小说才能讲述的“纯粹的激情，亦即梦想、欢愉、哀伤以及不便或羞于启齿的内省”。③因此，面对“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书写，仅仅只是关注小说的历史意识是不够的，只有添加了人性维度的精神史与社会史的对照解读，才能真正拨开小说中作为背景的历史迷雾，从而探进那个悲剧烛照下的，卑琐却又博大的精神世界。
1.平庸生活中的超越意识
伊格尔顿认为悲剧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悲剧必须体现英雄性和高贵性，但是这种英雄性和高贵性并不体现在于身份的高低，而是在于精神上的高贵，是内在的高贵，尘世中的崇高。第二、悲剧不是绝望，而是战胜绝望的希望，在绝望中仍然能够坚持的希望信念。”④“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书写再现了 30 年代东北作家群所刻画的北方人民身上的“生的挣扎与死的坚强”，同时又在这种继承与延续之外提供了一种新变——与“像动物一般生生死死、冷漠死灭到失去一切生活和目标”的呼兰河乡民不同，“铁西三剑客”笔下的小人物以自觉的崇高追求和对现实绝望的超克意志使小说呈现出了伊格尔顿所定义的悲剧的崇高意味。
首先，在“铁西三剑客”的小说中，人作为一种伦理性的存在，其对自我自尊的维护总是体现在对某种精神追求的固守之上，而这种精神追求对庸常的现实生活而言，往往具有一种标出性的力量。
在双雪涛的《飞行家》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在逼仄而狭小的生存空间之中寻觅着一点超越性的诗意。对父亲来说是读书，对二姑来说则是跳舞，即便是接连遭遇下岗、拆迁、丧偶的母亲在整个人变得阴郁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放弃——“想去香港，便是一种努力”。而小说的主角二姑父李明奇更是用生命实践将小人物的精神追求发挥到了极限。在降落伞厂工作的他怀抱着建造飞行器的远大志向，但碌碌一生、始终未能如愿。直到小说结尾处，李明奇和身患抑郁症的儿子、小儿麻痹的弟弟等一行五人一起乘坐自己制作的热气球飞向了想象中的“南美洲”。
二、形式之魅：“铁西三剑客”东北书写的叙事策略
（一）现代小说的形式实验
20 世纪 80 年代先锋潮流褪去之后,先锋文学已然以文学传统的方式渗透到了当代文学的后续创作当中。“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书写虽然有着鲜明的写实意识，但师承马原、余华、格非等先锋作家、并且有着相当丰富的西方现代文学阅读史的他们在文本实践中所提供的显然并非传统的现实主义范本，而是广泛吸纳了各种艺术经验和表达手段的现代小说，在时间意识、叙事手法、小说结构和情节描写等方面都显示出了某种先锋性和实验意味。
1.开放的时间：过去与当下的联结
本雅明提醒人们：“每一个不能被现在关注而加以辨识的过去的形象都可能无可挽回地消失”。在某种意义上，“铁西三剑客”是作为面向过去的“历史天使”的身份开始写作的。因此他们的父辈故事作为追忆性叙事必然会涉及两个时间维度——过去与当下。正如法国学者让·伊夫·塔迪在《普鲁斯特和小说》中将小说的时间作为形式来探讨，指出“在作品中重新创造时间，这是小说的特权，也是想象力的胜利”②。作为经过技术改装的现代小说，时间在“铁西三剑客”的笔下不再以线性时序推进，而是不断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循环往返，呈现出曲折迂回的运动轨迹。
郑执在《仙症》中首先回到过去，以王战团指挥刺猬的情节作为小说开场，随后又转回当下，交待了故事被讲述的场景——“跟妻子 Jade 订婚当晚，我于席间向她一家人讲起这件事”，然后才正式进入整个文本的主体部分，即对王战团传奇人生的讲述。然而正在王战团的故事以线性模式推进之际，叙事时间又再次以“我”与 Jade 商议去斯里兰卡度蜜月的场景切回了当下，对过去的追溯接连被来自当下的叙述插入语打断，使整个小说在蒙太奇式的场景拼接中呈现出一种立体交叉的时间结构。
与之相似的还有双雪涛的《大师》。小说以“那时我还小，十五岁……”作为开篇，奠定了整个叙事的追忆性质。然而叙述者却并没有直接讲述“那时”发生的故事，而是先交待了父亲下岗前看仓库时同一个跛脚犯人下棋的经历，再回顾了父亲作为棋迷的前半生，最后才回到小说叙事的主体部分，以“现在说到那时的事了”为引，展开了对父亲和和尚斗棋事件的讲述。就这样，小说叙述随着叙述者的指点干预跳跃至不同的时间节点，形成了一条曲折往返的时间链条。
（二）小说叙事的辨证艺术
无论是主题的呈现、视角的设置还是语言的选择、意象的铺陈，“铁西三剑客”的小说创作都呈现出了一种双面雅努斯式的辩证艺术，其叙事也在多组二元力量的斡旋中生成了复杂的美学内蕴和强烈的艺术张力。
1．悲喜交融：沉重主题的轻逸表达
以往研究“铁西三剑客”的学者往往会将“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书写定义为伤痕叙事，并将其与赵本山的农民喜剧小品相比较，通过指出后者以“农民”置换“东北”的文化霸权对工人阶级所造成的遮蔽，强调前者的下岗叙事所具有的道德担当和历史价值①。但和这种将二者有意对立起来的批评话语不同，双雪涛和班宇都曾在公开场合承认作为在东北土生土长的一代，自己很难说没有受到赵氏喜剧潜移默化的影响。梁鸿在谈到“铁西三剑客”的共性时也认为：“他们的字里行间都有一种在苦寒地带和艰难生活背后的自嘲精神，那好像是地域所带给他们的一种幽默或是一种反讽”②。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说辞之间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只是关注的重心有所不同。在主题内容上，“铁西三剑客”的下岗叙事的确对赵氏喜剧所固化的东北印象进行了祛魅，揭示了这片土地被遮蔽的困顿与伤痕。但具体到写作方式上，除了对“做梦拉饥荒”、“要啥自行车”等赵本山小品经典台词的直接挪用之外，“铁西三剑客”的小说同赵氏喜剧本质上的共性来自一种东北式的幽默感。
这种幽默感首先体现在小说语言上。赵本山的小品中有大量顺口溜式的台词，因其简单好记、朗朗上口，一度成为广泛流传的社会流行语。而在班宇、郑执小说中，例如“好马不吃回头草，好男不跟前任搞”、“相聚都是知心友，我再喝俩舒心酒”、“山不转水转，你不干我干”等语音协和的民间“俏皮磕儿”大量在场，使小说人物形象变得鲜活生动的同时，也给叙事带来轻快俏皮的喜剧氛围。
三、文学之变：“铁西三剑客”东北书写的意义与局限 ......................... 43
（一）当代文学的多维变革 ........................ 43
1.媒介融合时代的文学案例 ................................ 43
2.传统题材的革新实践 ............................... 45
3.“80 后”作家的转型范本 ......................... 46
（二）“东北”标签下的焦虑与困惑 ............................... 47
结语 .......................... 50
三、文学之变：“铁西三剑客”东北书写的价值与困局
（一）当代文学的多维变革
“铁西三剑客”的集束性出场使得东北文学继 30 年代的“东北作家群”之后再次成为中国文坛一道醒目的风景，但他们的文学意义显然并不仅限于地域文学的范畴。从文学的生产机制来看，新的媒介环境使得“铁西三剑客”的创作在生产、流通与接受等方面都显示出了与以往纯文学相异的特质，成为把握当下文学发展态势的典型案例；就具体创作而言，“铁西三剑客” 以对传统题材的异质书写和作为“80 后”作家的自我转型实现了对固有写作模式的颠覆，并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启示与可能。
1.媒介融合时代的文学案例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媒介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工具和载体,而是作为一种技术形式介入到了文学生产和传播中。2009 年,有学者提出当代文坛“三分天下”的观点：“几十年来基本上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型文学，已逐渐分泌和分离出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文学（或大众文学）、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或网络文学）。”①在十年后的今天，这一论断依然未失去有效性。只是上述三种文学力量在分庭抗礼的博弈过程中互动融合的趋势变得愈加明显。
纸媒的数字化即是当下媒介融合态势的主要表现之一。从2013年开始《，小说月报》、《收获》等纯文学期刊为保证自身在数字化时代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相继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创设微信专稿栏目。如果说《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是低谷时期的文学放低自家身段而从社会文化基层突围自救求生的一个成功策略②，那么如今各大纸媒期刊借助大众网络媒介的力量加强和读者之间的互动的策略性举措已然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行业共识。
结语
从同乡读者起步的“铁西三剑客”东北书写研究其实携带着我的一种私愿，那就是对理解的祈望。但正如程光炜教授指出：“所有的批评都声称是对文本最真实、客观和贴切的体察，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它们对作品这一部分的夸大，和对另一部分的简缩；选择有利于批评基点的例证，或是作品本来突出的优点反而被稍微降低。”①无论是出于研究主旨的确定性，还是文章篇幅的有限性，一篇论文显然无法提供对作家作品的全方面把握和探析，并且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生硬的解读、刻意的误认、仓促的圈定。
“铁西三剑客”的文学创作显然无法全数纳入地域文学或下岗题材的概念领域，因此我将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在“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书写，但也很难说在研究过程中彻底规避了管中窥豹、削足适履的危险；而在另一方面，“艺术定义之所以困难，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艺术家等着你定义出来，你定义出来艺术家就突破他”②。无论是对外部既定范式的背离，还是对自我写作风格的颠覆，很多时候文学的成长恰恰来自某种突破成规的叛逆意识。在“铁西三剑客”作为成长中作家，其文学创作不断呈现新变的情况下，文学批评要对其做出盖棺定论的阐释实属不易。
但在对批评之有效性表示怀疑的另一面，是对批评之必要性的迫切召唤。正如韦勒克、沃伦提出的：“反对研究现存作家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即研究者无法预示现存作家毕生的著作，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而且他以后的著作可能为他早期的著作提出解释。可是，这一不利的因素，只限于尚在发展前进的现在作家；但是我们能够认识现存作家的环境、时代，有机会与他们结识并讨论，或者至少可以与他们通讯，这些优越性大大压倒那一不利的因素”③。“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书写作为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新兴热点和典型个案，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昭示着“文学与现实，技法与道德，艺术与市场，一切分裂的都在重新生长为一体”④。他们的东北故事即是对过去历史的追忆，同时也是面向当下的回应。无论是着眼于文本内部，还是将其作为一个文学事件进行解读，对“铁西三剑客”东北书写的深入研究和持续追踪都是有价值的、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