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韩语论文，笔者认为语义是一门语言发展过程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具有显著的民族文化特性。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动植物类词语教学前人也有不少研究，笔者以前辈们的研究为基础，依托国俗语义理论与自己的理解，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把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语义分为文化象征义、文化语用义与文化实践义三类展开研究。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中韩两国自古以来一衣带水，两国历史文化皆有共通之处。韩国古代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文字，直接使用汉字，有的古籍全部用汉字书写。韩文是 15 世纪由当时的君主世宗大王发明的“训民正音”发展而来。韩语在发展过程中借鉴、吸收了大量的汉字，汉字词在韩语里占据着很重要的一部分，即使到了现代社会的韩国，在一些正式严谨的场合，重要的文件、通告以及合同中汉字仍然占多数。可见，中韩两国在词语方面有着很大的共通性。
中韩两国同属亚洲国家，从地理纬度来看，气候基本都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因此两国所生长的动植物也基本相似，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动植物类词语，伴随着人类社会与历史进程的发展，除去其本身的基本概念意义，被人类赋予多种多样的文化语义，动植物词也因此变得更为生动有趣。
中韩两国的文化虽有很大的共通性，但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民族风俗和民族心理的差异，造成赋予在动植物身上的国俗语义也会有差异性。动植物类词语与人们日常生活休戚相关，是国俗词语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本文以国俗词语中的动植物类词语为例，对比中韩两国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语义差异，分析韩国学生对汉语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语义习得偏误情况，并借此了解两国民族文化的共通性与差异性。
在汉语日渐成为国际语言的大环境下，韩国又属于汉字文化圈，以韩语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相较于其他语系学习者，拥有了更多的便利之处。探究中韩两国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语义差异，不仅可以帮助汉语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汉语词汇，避免词语使用偏误，增加语言交际时的灵活性，而且为汉语学习者打开一扇学习中华文化的新窗户，让韩国学生体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第二节 研究现状
关于词汇国俗语义的研究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开始，最初是苏联学者韦列夏金根据对外俄语教学的经验和需要提出的“语言国俗学”概念，后由王德春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引进，提出在深入研究汉语国俗语义的基础上,建立一门“国俗语义学”的学科。目前关于汉语国俗词语的语义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角度的研究。
（一）汉语国俗词语语义研究及动植物类词语研究
第一类是有关汉语国俗词语语义本体的研究。该角度的研究大部分关注到的是词汇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其中涉及到动物词汇的研究比较多，植物类较少。
蔡振生（1997）提出将汉语中的国俗词语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特有事物/+国俗语义]，另一类是[-特有事物/±国俗语义],并把国俗语义的表达方式分为五大类。
王德春（2000）提出应多角度、多层次和全方位地研究语言，其中有一个角度就是从国俗语义学入手，并举例说明了汉语动植物类词语中蕴涵的丰富的国俗语义。
王娟（2010）提出从词汇学的角度对十二生肖词群进行研究，统计了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中十二生肖词群的使用频率，从词群造词等方面进行阐释，进而探究了生肖动物词群的文化内涵。
周晓燕（2012）提出动物词语除了自身理性意义，同时也具有丰富的色彩意义，进而分析了动物词语与新词的产生原因和词义的发展过程。
秦乔迁（2016）从文化和语言两个方面对十二生肖惯用语进行研究分析，其中语言方面是从语音、语义与语法三个层面对十二生肖惯用语进行结构分析。
第二章 理论概述
第一节 国俗语义理论
在语言学中，语义学是其中最复杂的内容之一。其复杂性是由于人类对词语语义本身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的认知决定的。国俗语义学作为一门新的语义学分支，是文化语言学的核心部分。“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某种语言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色彩。”[1]国俗语义学最早是由前苏联学者韦列夏金在 1969 年莫斯科召开的俄语教师协会根据对外俄语教学的经验而提出的概念，最初被称之为“语言国情学”。韦列夏金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把语言中反映出来的文化因素划分为七类：1.无等值词；2.有背景意义词；3.有文化感情色彩词；4.成语典故；5.名言警句；6.客套语；7.非有声语言。后来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王德春教授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并提出建立一门“国俗语义学”。孔庆成认为国俗语义学的建立,不仅满足了现代语言学发展的新需要,对中国的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起理论导向作用,而且丰富了语言学体系，由此可见，建立一门“国俗语义学”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汉语词语的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2]，而词语的产生与其民族心理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贴年画，最为常见的一幅是穿着大红肚兜的男孩骑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在汉语里，因“鱼”的读音同“余”一样，寓意“连年有余”，而且鲤鱼在中国被认为是祥瑞之物，象征着美好与吉祥，像近几年流行起来的词语“锦鲤”，会在考试之前转发“锦鲤”，就是包含了人们对于某种情况的一种美好期待。
因此，在学习一个国家语言的时候，首先要了解该国的文化背景，学习国俗词语的时候，同时也是在学习该国的民族文化。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时，教师需要把语言体系背后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具有民族文化知识的国俗语义教给学生。这样，学生就会更好的理解国俗词语，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能够减少信息差，提高跨文化敏感度和相互理解度，增加语言交际时的灵活性。
第二节 偏误分析理论
“偏误分析是指对学习者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偏误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其来源，揭示学习者的中介语体系，从而了解学习者第二语言学习的过程和规律。”[3]无论是多大年龄的学习者都会出现偏误，偏误是语言学习者的必然会出现的语言特征之一。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学者们发现在二语习得过程中，除了母语的干扰是学习者产生错误的原因外，还存在其它因素，于是从学习者的语言错误方面进行系统分析，最终发现二语习得者的习得过程。科德是偏误分析的最早倡导者，他把学习者的语言错误分为失误和偏误两类。他指出失误并不是经常发生的，而是偶尔性的行为，可以通过自我意识进行调控，不代表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而偏误则是成系统的、有规律的，可以代表学习者的语言能力。
留学生在习得第二语言的过程中产生的偏误，可从以下几类进行原因分析。1.目的语知识负迁移。学习者在未能全面掌握目的语知识的情况下，会用类推的方法套用在目的语上造成偏误，即过度泛化现象。2.母语负迁移。学习者在初学阶段，对目的语不熟悉的情况下，往往会依赖于母语知识，易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造成偏误，因此相同母语的学习者有时会出现同类偏误。3.文化负迁移。由于母语与目的语国家的不同，民族文化自然各有所异，留学生易受文化负迁移的影响造成偏误。但这种情况下的偏误，不一定是由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问题，多数是受文化差异影响造成语用形式上的偏误。4.受学习环境的影响。学习环境是属于外部影响因素，和学习者关系不是很大，大多情况是教师讲解不当，或教材编排不当等因素。5.受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的影响。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这时，每个学习者就会用自己的学习方式去解决困难，有的会迎难而上，积极使用该词语，有的则会避免使用该词语。
第三章 中韩动植物类国俗词语差异对比研究···································· 7
第一节 汉语动植物类词语国俗语义分类研究分析···························7
第二节 中韩动植物类国俗词语对比分析·································9
第四章 韩国学生对汉语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习得情况调查及偏误分析················· 28
第一节 《发展汉语》中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收录情况································· 28
一、 植物类··························28
二、 动物类···································28
第五章 韩国学生习得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教学策略与教学设计·························· 42
第一节 针对韩国学生习得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教学策略······························ 42
一、 汉语教材编排建议······································ 42
二、 教学启示································ 43
第五章 韩国学生习得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教学策略与教学设计
第一节 针对韩国学生习得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教学策略
一、 汉语教材编排建议
（一）教材中动植物类国俗词的具体分布情况
笔者针对《发展汉语》的初级、中级以及高级，总共 6 本书，对教材的生词表以及课文进行了考察，统计出动植物类词语的数量，并计算出动植物类词语在教材中占词汇表总数的比例，最后分析统计结果。
从第三章的考察数据得出，初级综合课本中动物类词语的数量共 2 个，中级共 12个，高级共 19 个。初级综合课本中植物类词语的数量共 4 个，中级共 12 个，高级共 3个。可见，相较于动物类词语，植物类词语的数量较少，生词表里少，课文里也很少；动物类国俗语比较丰富。中级课本是出现植物类词语最多的，初级阶段大多数是较为常见的植物词语，涉及的植物类词语的意义也只是基本意义。中级阶段比初级阶段的多一些，高级阶段教材中只涉及一个和植物有关的成语（柳暗花明），应该适当增加关于植物类的成语或俗语。
（二）教材中的不足及对教材编排的建议
1.应适当增加动植物类国俗词语比重
根据上文统计的《发展汉语》综合课课本动植物类国俗词情况，可以看出植物类词语在词汇表中的比重很小，出现的大都是具有文化象征义的词语，因此要增加教材中植物类国俗词语的涉及量。对于留学生来说，学习汉语的主要依据就是课本，学生只会去学习课本中出现的知识。对于课本中没有的或是老师没有进行拓展的知识，学生就会认为是不重要的，没有必要学习该词语，最终影响学生的日常交际。因此，笔者认为教材中应适当增加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比重，作为教师，应注重对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拓展延伸。
结论
语义是一门语言发展过程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具有显著的民族文化特性。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动植物类词语教学前人也有不少研究，笔者以前辈们的研究为基础，依托国俗语义理论与自己的理解，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把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语义分为文化象征义、文化语用义与文化实践义三类展开研究。对《发展汉语》综合课课本中的动植物类词语进行梳理并归类，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动植物类词语进行汉韩国俗语义对比分析，并依据对比情况设计针对韩国留学生的问卷调查，运用偏误分析探究留学生产生偏误的原因。在教学方面，对教材中关于动植物类词语的编排提出相关建议，并提出充分运用视频音频的直观教学法、注重词语来源讲解、核心词归类教学等教学建议，并设计了面向韩国不同水平留学生的动植物类词语教学案例。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为，因国内对于国俗词语的分类还未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本文借鉴各学者的分类以及对于国俗词语的理解，从文化的角度把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语义分为文化象征义、文化语用义与文化实践义三类展开研究，并针对不同水平的韩国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由于笔者自身能力有限，因而本文还存在许多不足。首先，由于搜集到的知识材料有限，对于两国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语义对比未必全面。其次，问卷调查中涉及文化实践义的国俗词语只有 3 个，因考虑到留学生学习水平参差不齐，多数是初中水平留学生，难以接触到关于动植物类国俗词语的文化实践义，因此在问卷中只有 3 道题体现出来。最后，受疫情影响，我校留学生均未返校，相关教学设计未能在真实的课堂中呈现，无法得到真实的教学反馈，对于这些不足，希望在日后的教学过程中慢慢完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