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本文以 2015 年-2019 年的数据为基础，选取了 52 家互联网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非伦理行为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其中涉及 87个有效样本，在结合信号传递理论、道德认知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等理论的基础之上，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因变量，腐败行为、财务舞弊行为、不诚信行为和不正当交易行为作为自变量，以公司规模和净资产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展开研究。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在改革开放等政策的带领下，我国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诸多的发展成果，迸发出了“互联网+”、物联网、5G 等多种发展形式，使原有产业实现了经济新增长，也催生了新兴产业的萌芽，实现了多种形式的融合发展。在我国大力推进互联网、数字经济等高新技术领域发展的背景下，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互联网公司，互联网上市公司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使互联网行业上市公司备受大众关注。
当前我国的证券交易市场有关的法律制度规范发展还不够健全，不少公司以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占领优势地位为目的，凭侥幸心理选择钻法律的空子甚至通过一些违法越矩的行为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违规行为不但严重干扰了原本稳定的市场交易竞争秩序，对公司信誉和形象造成严峻的不利影响，最终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在公司治理过程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意见会影响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和战略部署，对公司的决定和行为负有的直接责任，会直接影响公司各个方面的经营成果与发展状况。在上市公司被披露的违法违规行为中，有些公司的非伦理行为与高层管理者有直接关联，还有一些是高层管理者本人因自身权益而做出的个人非伦理行为，并连带公司受到违规披露等惩罚。高管的不道德行为和不符合伦理规范的这些非伦理行为不仅会毒害自己，还会扰乱市场的竞争秩序，对投资者而言，也会使其降低对公司的信任，损害公司的信誉和形象，进而使公司的财务绩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波动影响。
通过查阅文献可知国内外直接针对公司和高管的非伦理行为进行的案例研究相对较少，将其与公司的财务绩效相结合展开的系列研究更少，导致这一方面的相关理论不但缺乏而且与实际案例的匹配存在时间上的脱轨。公司高管在公司的治理和运行过程中占有决定性地位，他们的个人行为直接影响公司的声誉和形象。根据已有的理论基础，以社会认知等理论为基础，认为一旦有公司高管做出非伦理行为，其下属职员同时易受到高层管理者的影响，产生非伦理行为倾向，从而也易于做出非伦理行为，通过层级传播，终究也许演变为群体性、群发性非伦理行为，进而对公司乃至社会造成极大负面影响[1]。本文将在既往学者与之相关的研究基础之上，从实际案例入手，探讨公司高管的非伦理行为会对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并尝试剖析之间的关联，争取为公司对非伦理行为的预防与治理提供思路和参考。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思路
本文思路流程如图 1-1 所示：
本文的研究以互联网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着手点，通过搜集整理被披露出的互联网行业上市公司高管的违规行为，将其行为匹配到具体的非伦理行为分类上，探索互联网行业上市公司高管的哪些非伦理行为会作用于企业的财务绩效，又将对其产生何种影响。通过搜集数据，筛选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在 2015 年至 2019年期间被披露出非伦理行为的样本，结合相关指标与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根据实证研究取得的结果得出相应的结论，并进一步给出对应的对策与建议。本文将从以下六个章节入手展开研究，具体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首先阐明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其次概括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并阐述了文章采用的研究方法，接下来从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方面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意义，最后简明地列出了本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此章节第一部分为概念界定，对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高管非伦理行为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为下文后续的分析与论证定调；接下来是理论基础部分，从道德认知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等相关理论方面做出解释；本章最后一部分是文献综述，通过对与本文研究相关的理论与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本文后面章节展开实证研究做了良好的理论铺垫。
第三章为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非伦理行为现状及相关分析。此章第一步大致介绍了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现状，接着又进一步介绍了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非伦理行为的现状，最后探讨了公司高管的非伦理行为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为下文提出研究假设做铺垫。
第四章为实证研究设计。首先根据文章前边几个部分的阐述与梳理，结合本文的研究需要，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设；其次，根据研究对象获取数据，筛选样本，确定最终样本，并进一步解释数据来源；再次，根据获取的样本，对高管的非伦理行为进行划分，并对这些非伦理行为的情况进行大致解读；接下来对变量进行定义和测量，结合文章的研究需要，选择一些指标分别确定本文的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最后对数据进行运行与处理。
第五章为实证结果与分析。通过数据运行，结合假设和模型展开实证分析。本章作为重点章节，既要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还要进一步诠释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非伦理行为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的影响。
第六章为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根据前边章节的检验与论证，得出最终结论，并为互联网行业上市公司的规范、治理和未来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最后以局限性和展望作为结尾，在文末指出了本文存在的局限性，并为未来对其展开深入研究提出了展望。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互联网上市公司的概念界定
对于互联网行业的界定，目前学术界、网络网站和既往学者对此都尚未有准确的解释，日常生活中人们口中经常提及的互联网行业大多是互联网+结合其他产业的统称。由此可见，互联网行业是对有互联网关联业务的公司和专门的互联网公司的模糊称呼。
围绕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选取的互联网行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是基于互联网行业下的细分领域选择的，涉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细分行业，均选取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互联网行业公司。
2.1.2 公司高管的概念
国外学者 Hambrick 的研究中将公司高管归纳为董事会的高层管理人员，包括董事长和副董事长、总经理和部门的首席执行官等[3]。国外学者 Fredrickson 的研究中将公司高管概括为，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发挥重大影响力的人，包括董事长、各部门执行总裁和总经理等。孙海法等人的研究中将公司高管概括为管理公司的人，具体包括董事长、经理和副经理、董事长秘书和总经理秘书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总监等一些对公司的治理和发展有重大话语权和表决权的人[4]。
我国 2018 年颁布的现行《公司法》中对高管的定义是，高层管理人员指一公司的经理、副经理和财务负责人，还包括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相关人员。本文借鉴了学者们对公司高管的概念界定，结合本文的研究方向与样本选择要求，将公司高管界定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与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总经理秘书、总监、监事等管理者并参与制定公司决策或政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力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2.2 理论基础
2.2.1 信号传递理论
西方的财务学家认为信号传递理论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企业运用信息披露等方式向公众和潜在投资者传递有关公司利润、股利和融资等方面的信息。正常情况下关于非伦理行为的公布，公司和高管都不会主动披露，大多是通过证监会等有关部门或媒体网站进行披露与曝光，这时高管的违规违法行为和公司的经营问题才会呈现在大众面前。在公司和高管的非伦理行为没有被披露出来之前或者披露出来的信息较片面、一致性不高，那么公司的管理者和外部的投资者与公众所掌握的信息即是不相对等的，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并不能探到公司近况的实质，会被当前的形势所混淆，从而误以为公司仍然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进而正常购买公司的股票。
而在公司高管的非伦理行为被公布出来之后，投资者才会意识到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在看到公司有不好的影响之后，投资者可能会选择大幅度地抛售该公司的股票份额，这时会造成公司股价的波动，同时还会影响公司的财务绩效。大多数公司传递的都是所谓的利好信号，少数公司才会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公司的管理层发布的并不总是正向的真实的信号，就会导致股利信号不能真实有效的表示公司的财务绩效。当公司虚假的信息被展露出来时，投资者才会意识到原有的判断被混淆，能产生最直观影响的是财务舞弊，当公司高管粉饰财务报表进行造假时，公众会被表象所蒙蔽，特别是投资者掌握了极不对称的信息出现了投资失误，当真相浮出水面时，公司的股价和业绩会有大幅下跌。另外，公司高管与其下层员工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当高管正在进行非伦理行为时，受到吩咐的下属员工可能不会识别到该行为的真实目的，进而促成群体性的非伦理行为。
3 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非伦理行为现状及相关分析 ................................. 12
3.1 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现状 ........................ 12
3.2 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非伦理行为现状 ............................... 14
3.3 公司高管非伦理行为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 ........................... 15
4 实证研究设计 .................................. 18
4.1 研究假设 ................................. 18
4.2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19
4.3 样本概况 ............................. 20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25
5.1 描述性分析 .................................. 25
5.2 相关性分析 ........................................ 25
5.3 回归分析 .................................... 27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分析
由上表 5-1 的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得出，净资产收益率（ROE）的最大值（MAX）是 0.2362，为正数，最小值（MIN）是-1.0466，为负数，一正一负差异较大。因变量差异较大是由于互联网行业的特殊性，一些互联网上市公司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且差距较大，导致公司间的财务绩效也大有差异，从另一个角度也能说明公司高管的非伦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财务绩效造成了影响，印证了公司高管的非伦理行为是会影响到企业的财务绩效的。
自变量中的腐败行为、财务舞弊行为、不诚信行为和不正当交易行为的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偏差之间也有较大差异，由此可以断定外界对公司高管的非伦理行为的关注并不是只针对一个维度，且不论具体的非伦理行为是什么，都会或多或少的使公司蒙受影响，而且随着经济建设步伐的踏进，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公司高管会由此运用多种不道德的行径实现自我目的，从而做出形形色色的非伦理行为，这些行为终究会被媒体和监管部门披露报道。
6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15 年-2019 年的数据为基础，选取了 52 家互联网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非伦理行为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其中涉及 87个有效样本，在结合信号传递理论、道德认知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等理论的基础之上，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因变量，腐败行为、财务舞弊行为、不诚信行为和不正当交易行为作为自变量，以公司规模和净资产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展开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的非伦理行为与企业的财务绩效的影响息息相关。通过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检验，得出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的腐败行为和不诚信行为对企业的财务绩效有消极影响；财务舞弊行为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呈不显著的负相关，且对下期财务绩效的负面影响程度高于对当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不正当交易行为对企业的财务绩效的影响没有通过相关性检验和显著性检验，且不论这些非伦理行为是否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公司高管都不能存侥幸心理，且所有行为都要受伦理道德的约束，规范自身的作为；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的非伦理行为对后期财务绩效的负面影响程度高于对当期财务绩效的影响程度这一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由于高管非伦理行为的性质和严重性不一，加上信息传达至投资者和公众需要历经一个时间阶段，导致公司高管的非伦理行为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