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高校毕业论文，笔者认为歌剧《费德里奥》多角度、多层面地反映了贝多芬的思想印记，不仅仅包括贝多芬作为时代人物的政治理想亦流露出作曲家作为普通人所凝聚的人性观念，它作为一种承载思想与观念的媒介，它既是一部可以作为艺术的科学，又是一阙复合时代与个人的艺术创作。
第一章 歌剧《费德里奥》之英雄性溯源
第一节 “英雄性”释义
“英雄性”是具有“英雄”内涵的属性概括词，它能够反映个人、阶级、人民或者社会的行为、行动以及活动的审美价值，格外强调某种“英雄”观念或精神，并随着“英雄”内涵的演变而改变。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英雄”一词的定义随着时代语境的不同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于是，“英雄性”内涵也发生了一系列嬗变，语义被不断丰富与扩大。最初，“英雄”一词源于拉丁语“heros”以及希腊语（ｈēｒōｓ），从英语词源角度看，“‘heros’一词具有双重涵义：一是男英雄另外一层意义为男主角或男主人公。与此相对应的‘heroine’一词的涵义也具有双重性即女英雄女主角或女主人公”36，然而，具体到每一个时代，“英雄”或“英雄性”内涵都会受到各种审美品味或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在古希腊神话中，大多数英雄都是具有超能力的半神化人物，他们力大无比、英勇非凡、智慧卓绝、无所不能，确立了“半神式”英雄的伟大传统，体现了高度个人主义精神的英雄性内涵；中世纪时期，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产生碰撞之后，英雄人物演变为一种神的拣选，他们被上帝赋予超凡的神力，“英雄人物的胜利和功绩往往是顺从上帝的结果”37。这一时期的英雄是上帝神性与宗教精神的体现者，传递着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集体主义英雄性内涵，这一内涵成为“上帝理性与宗教权威的折射和反映”38。而后，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文艺复兴时期的英雄形象被打上了巨人的标签，英雄性随之充满人文精神与道德理性气息；相较而言，18 世纪的英雄内涵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式英雄内涵一脉相承，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极具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资产阶级精神，此时的英雄性内涵也随之被赋予了阶级性，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性；而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英雄表现为激越的反叛人物，具有摧毁一切的暴力内核和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英雄性内涵随即被赋予了个人化的意义；至20 世纪以后，英雄神话开始陨落，取而代之的是小人物或普通人，更强调英雄凡俗化与平庸化，英雄性内涵进而表现为一种“反英雄”色彩。综上所述，“英雄性”内涵被卷入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从神性到人性，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社会意识和个性精神。值得关注的是，18、19 世纪所展现出来的英雄性内涵是裹挟启蒙主义的思想理念、崇尚自由的资产阶级民族精神、对理想和信仰的执著追求以及突显个人主义特质的诗信言说，从各方面奏响了时代强音。
第二节 歌剧《费德里奥》之英雄性思想来源
19 世纪的欧洲是英雄的摇篮，是英雄崇拜的沃土。生活在这片沃土之上的贝多芬在他的音乐中树立自己的英雄观念，用他的音乐谱写对英雄的理解与崇拜。在他笔下，19世纪所特有的“英雄性”跃然纸上，通过谋篇布局、音乐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充满力量的音乐成为了他最典型的“英雄代言”。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受到动荡时期的社会影响，产生了大量关于严肃主题或“拯救”题材的歌剧作品，许多作曲家开始投入到这一题材的歌剧创作当中，于是赋有崇高精神内涵的“拯救歌剧”成为了法国革命精神的象征，具有类似解放情节的歌剧十分显著地表达了革命时代的动荡和焦虑。《费德里奥》作为一部具有拯救歌剧体裁特点、极为符合该时期时代精神追求的典型作品，同样受到了贝多芬的青睐。歌剧脚本故事中传递的压迫抗争、崇尚自由、为爱牺牲、对爱忠贞等思想与贝多芬的道德伦理、政治观点高度一致，为他提供了广泛表达和作曲的意识框架。贝多芬努力地塑造歌剧作品内在之间的紧张过程，通过歌颂、愤怒、坚决、斗争、庆祝等形式更加清晰地歌颂为建立权利、伸张正义和追求自由而牺牲“个人生命”的英雄行径。可以肯定的是，《费德里奥》这部歌剧是贝多芬在时代影响下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个人精神追求的缩影，记录着贝多芬在那个时代所形成的“英雄性”认知，其中蕴含的英雄性思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他所经历的社会语境，另一方面源于生活对他的“馈赠”。接下来，笔者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时代语境
18 世纪 80 年代是启蒙运动的高潮，在启蒙运动“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下，法国大革命爆发，将革命热情推到顶点，且遍布欧洲。法国大革命使整个社会充满鼓动和号召力，“人们必须用真正的情感和英雄的行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56，到处弥漫着革命的空气，欧洲的时政格局也迎来许多全新挑战。贝多芬出生在启蒙运动的时代，碰上了政治革命爆发的时期，在法国与德国社会思潮的共同影响下塑造了他狂热拥戴自由的爆发性人格。在社会时代与革命思想的浸染之下，贝多芬的思想也随之愈加丰满与深刻。具体而言，法国自下而上的革命观念中带有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而德国启蒙主义者积极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则侧面反映了相对温和的革命观念。两种截然相反的启蒙运动观营造出的两种对立的环境同时影响着贝多芬，前者是激昂的、澎湃的、斗争的，后者是温润的、平静的、开明的。贝多芬在这两种环境的浸润之下，形成了他独特的英雄观念，即“崇尚自由”、“敢于斗争”、 “向往美好”“人人平等”。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社会语境下，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共同引领时代思潮，以不同的态度迎来了英雄时代。贝多芬在广大著名学者的影响下，也构建了属于他自己的革命思想和英雄理念。
第二章 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英雄性”体现
第一节 进行曲风格的音乐材料
贝多芬被进行曲风格辉煌的个性与强烈的英雄语气所吸引，并试图通过具有进行曲风格的音程材料表达英雄，这一点明晰的体现在包含英雄性思想的歌剧作品当中。歌剧《费德里奥》的序曲 1-4 小节中（见谱例 2-1-1），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进行曲所具有的英雄基调。从节拍上看，4/4 拍的节拍重音在每一个小节的第一拍以强音着重强调出有力的行进感；从节奏上看，每一小节都以附点四节奏作为开端，与八分音符结合起来构成叠加式的动力，且每一小节的第 4 拍为休止符，巧妙地运用短暂的停留感反衬出军队整齐划一、干脆利落的步伐；从旋律走向上看，第一小节呈现出四度下行与同度进行的样式，第二小节呈现出三度下行与同度进行，第三小节是第二小节的模仿，它们都以三度跳进的关系递进向上盘旋，最后以二度关系结束，整体营造出激进、昂扬的英勇士气；从演奏法上看，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的第三拍都以跳音的形式表现出活跃、有力的军队氛围，同时以连续三个跳音结束了短暂的 4 个小节，使得活跃的气氛逐步加深；在从配器上看，木管组以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齐奏，弦乐组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齐奏，在音色厚度上给予了更为肯定的支撑，同时，铜管组以小号和四支圆号共同奏响上述音乐材料，不仅丰富了音色厚度还从氛围上表现出了雄浑、伟岸与嘹亮的情感色彩，定音鼓配合小号在每小节的重拍位置起到力度的强调效果，将整个情绪推向高潮。
第二节 “英雄性”之器乐表现
贝多芬非常注重管弦乐媒介和管弦发挥的充分作用，这一点也可以追溯到与法国音乐的影响。其实，早在巴洛克时期，“音色成为管弦乐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一概念其实就已经存在”73，且“在法国作曲家的戏剧音乐（歌剧、舞剧）中就已经展现了其魅力”74，然而在古典主义时期音乐作品的创作中，管弦音色一直以依附的作用而存在。因受到资产阶级审美情趣的影响，作曲家们的创作只关注内容而非表面的音色，“即便是英雄人物题材，也主要以清晰地结构和简练的手法为主”75。但是，深受法国音乐影响的贝多芬却在交响乐创作中积极探索管弦乐法。尤其是在《费德里奥》歌剧作品中，贝多芬利用乐器的音色特点或使各个乐器之间默契配合进而表达某种思想内涵，展现“英雄时期”的崇高基调。在歌剧《费德里奥》中，圆号和双簧管以其特有的音色特点成为了歌剧作品中赋有英雄色彩的代表性乐器，为英雄人物的塑造和英雄情感的表达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圆号代表的“英雄性”
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中，贝多芬曾经为了安抚战争中受伤的士兵，亲自与圆号手一起演奏了自己的作品《钢琴与圆号奏鸣曲（op.17）》，为圆号的英雄主义色彩建立了基础，那时的贝多芬已经注意到了圆号的音色特点，并且尝试运用圆号称赞战争中的勇士或者安抚战争中勇敢的战士。无独有偶，英雄时代的贝多芬在他的《第三“英雄”交响曲》中尝试加入第三支圆号，以此塑造音乐作品中光辉的英雄形象（见表 2-2-1-1）。从数量上来看，除《第三“英雄”交响曲》和《第九交响曲》外，贝多芬的其他交响曲在配器上都采用了“双管制”原则，而围绕“英雄”主题创作的《第三交响曲》和象征“自由平等”崇高精神的《第九交响曲》，都以扩充了圆号数量的形式为作品增添了一层光辉的英雄主义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包含“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第九交响曲以外，他的其他交响曲均没有加入第三支圆号，也就是说，只有这部以“英雄”为主题的交响曲才加入了第三支圆号，在贝多芬围绕英雄人物而创作的歌剧《费德里奥》中，在圆号的使用数量上与《第三“英雄”交响曲》有相似之处，不仅采用 2 支圆号，还加入了第 3、第 4支。作曲家为了表达作品中的英雄性色彩特意将“圆号”作为“英雄性”内涵的象征进行创作，不仅使传统的双管制编制发生了改变，还从数量上、力度上和演奏方式上强调了强烈的英雄性情感。根据大量的资料显示，贝多芬一共为《费德里奥》歌剧创作了四部序曲，而创作于 1814 年的《费德里奥序曲》被公认为是所有序曲当中最成功的作品，它不仅最符合歌剧需求的序曲，还具备简约又不失吸引力的序幕式特点，“该序曲没有刻意地引用歌剧中的主题，而是在配器上突出了圆号的色彩”76，以此塑造了英雄的力量和英雄的温柔两种英雄色调。
第三章 个人追求的“英雄性”体现......................................48
第一节 咏叹调中的“英雄性”........................................ 48
一、女性英雄形象塑造：“莱奥若拉”的咏叹调...................................49
（一）莱奥诺拉的英雄地位........................................49
（二）莱奥诺拉的英雄形象塑造..............................50
第四章 《费德里奥》“英雄性”内涵的双重维度..................................63
第一节 “时代—社会性”........................... 63
一、崇尚自由...................................63
二、革命反叛..................................64
结语..................................68
第四章 《费德里奥》“英雄性”内涵的双重维度
第一节 “时代—社会性”
贝多芬在歌剧《费德里奥》中体现的“崇尚自由”、“反叛斗争”的英雄性思想可以看作是一种时代映射。贝多芬生活的年代恰好处于欧洲社会大规模的转型时期，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时，贝多芬年仅 19 岁，还在波恩生活的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大革命，但是大革命的精神，尤其是大革命那种崭新的战斗风格却已经种在了他心中。对贝多芬而言，法国大革命“不仅是撼动西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一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89，更是激发贝多芬理性的启蒙主义与激进的狂飙精神的有力杠杆，撬动他自由、民主、斗争的民族主义精神的迸发，贝多芬的内心不断充盈，生产出与社会时代相呼应的英雄性成果，他的音乐作品作为对时代宣言的有力回响在艺术领域熠熠生辉。围绕“拯救”主题而创作的歌剧《费德里奥》中，处处显现着这种独具时代性的“英雄性”特征。
一、崇尚自由
《费德里奥》歌剧第一幕终曲大合唱及第二幕终曲大合唱都围绕“自由”思想而创作。其中，第一幕终曲表达了众囚徒在获得短暂自由后对自由的热切渴望，而第二幕终曲大合唱作为庆祝拯救行动圆满成功的庆祝性大合唱直接表达了经历斗争之后“自由”被实现的热闹场面，两幕合唱从“自由”被“渴望”到被“实现”的情感铺垫直接表达了作曲家贝多芬内心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自由”是法国大革命时代赋予贝多芬英雄性内涵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贝多芬的时代，思想家们应着时代的召唤奔涌而现，他们所有拥有的智慧和力量勾勒着时代的繁盛乐章。伊曼纽尔·康德以他独特的眼光理解与阐释启蒙时代的精神意义。他认为：“启蒙运动就是......敢于认识！要勇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90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理性的认识自己，靠着独立的思想生活，为自己创造规则，然后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在康德眼中，“思想自由是启蒙思想的精髓，勇气是行为准则”91。贝多芬深深地沉醉于康德对自由与勇气的崇尚，并在其中汲取养料，获得精神上的灵感从而与时代进行对话。贝多芬在康德时期的观念论中，提取“自由”与“勇气”的精神论为《艾格蒙特》进行配乐，用音乐塑造了一个敢于为自由而革命的英雄形象，向崇高的自由精神表达敬意。
结语
歌剧《费德里奥》多角度、多层面地反映了贝多芬的思想印记，不仅仅包括贝多芬作为时代人物的政治理想亦流露出作曲家作为普通人所凝聚的人性观念，它作为一种承载思想与观念的媒介，它既是一部可以作为艺术的科学，又是一阙复合时代与个人的艺术创作。本文以“英雄性”视角对歌剧作品《费德里奥》中的“英雄性”内涵进行剖析，从导向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导向作曲家创作心态两个方面探寻作曲家在歌剧作品中的“立意”与实现，从而揭示了贝多芬寄存于作品中的英雄性观念。笔者发现，这部歌剧作品中，寄存了贝多芬深邃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在生命长河中形成的英雄性认知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所形成的“崇尚自由”与“革命反叛”的英雄观念。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贝多芬的音乐形成了具有英雄风格的特性，处于这一时期的歌剧作品《费德里奥》也凝聚着这一时期的时代特性。从音乐形式来看，歌剧序曲中存在的进行曲性质的音程材料不仅仅呈现于歌剧的序曲部分，还以“斜向位”、“折向位”、“横向位”三种不同的发展形式贯穿在该作品的每一首分曲中，引领着英雄性的听觉体验；从器乐特性来看，贝多芬关注到音色性格与英雄人物性格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圆号与双簧管赋予了形象化的英雄性色彩，从而增添了歌剧作品中的英雄气质；从合唱的表达形式看，具有群体性质的合唱形式恰好能够表达革命时代中民族群众所追求的自由精神，能够为歌剧中英雄精神的传递提供载体。贝多芬在歌剧中体现的是“自由”的理念不仅反映大革命的历史事实还是所处时代总的精神体现。
第二，经历生活所形成的“崇尚爱情、男女平等”的英雄思想。《费德里奥》歌剧中，“脚本不断提供着具体的概念参照，围绕这些参照，音乐自由地施展它最细微的联想和表现力量”96。贝多芬以咏叹调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以重唱形式展现戏剧冲突的方式，都为英雄性思想的传达提供了媒介。贝多芬通过在音乐的语言和布景充分体现了对英雄性内涵的深刻理解，尤其是贝多芬对理想女性的崇拜指引他塑造歌剧中的女性英雄形象，将女性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此成功地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对男女平等和忠贞爱情的渴望。贝多芬将歌剧中女性英雄人物的塑造、两性表现出来的爱情信仰以及复杂的戏剧冲突都凝聚为展现人性的思想构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代赋予英雄内涵的概念与界定，具有超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