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本文选取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反腐败作为政策冲击的代表，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反腐这一宏观层面政治政策与微观层面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硕果累累，GDP 以平均每年 10%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随之而来的经济问题也日渐凸显。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极强社会危害性和普遍存在性，世界银行曾称其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绊脚石”。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腐败问题逐渐滋生和蔓延，它不仅存在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同时也辐射于微观经济层面，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发展，由腐败引发的“官商勾结”、“吃拿卡要”等不合理的费用支出，不仅打破了个人“敬廉崇俭”的思想防线，同时也不利于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阻碍了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不利于国家改革进程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现。
我国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掀起了一股反腐大潮：从国家角度来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多次在中央巡视工作会议上强调并发表重要讲话，地方政府严控行政经费、压缩办公经费、减少公务接待和公务车运行费用，削减政府开支用于民生，扎紧“不能腐”的制度笼子，把政治监督融入日常、做在经常；从组织角度来看，中央成立了巡视组，截止目前已经完成八轮巡视工作，按照巡视进驻、巡视反馈、巡视整改的要求进行“精准反腐”，实现了巡视工作全覆盖，有效控制了因腐败造成的不合理费用支出。基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政治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之深，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获得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但能否对中国企业绩效及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呢？进一步分析，由于我国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政策对于不同产权的企业绩效带来的冲击是否有所差异呢？从外部环境来看，本次反腐有效改善了企业经营发展的环境，尤其对腐败产生的不合理费用支出形成了有效控制，那么如此高压反腐态势又是如何影响企业的费用管理呢？考虑到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因素，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有利于理解我国反腐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以及已上市的企业其费用管理的政治因素组成机制。
1.2 研究内容与思路
1.2.1 研究内容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掀起的全国范围内的超强力度反腐风暴为标志，根据本轮反腐行动具有的冲击性、扩散性、社会性等特性，作为外生冲击事件，符合实证研究所需要的识别策略的要求，所以本文利用本轮反腐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作为外生冲击，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经营情况，探究了反腐败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及背后的作用机制，同时引入费用粘性这一概念，考察反腐政策对于企业资源配置决策和管理层动机行为的影响，从而通过弱化企业费用粘性而提高经营绩效，增加企业的价值。
1.2.2 研究思路
首先，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宏观层面政治因素与微观层面企业发展相关的研究成果，重点梳理了腐败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文献，从整体上阐述了费用粘性的基本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对于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其次，就反腐败与企业绩效、反腐败与费用粘性以及费用粘性在两者之间起到的作用进行逐一阐释，提出基本假设，根据相关文献，腐败对经济发展分别起着“绊脚石”和“润滑剂”的作用，一方面，腐败造成了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浪费，会阻碍企业绩效提升继而影响经济增长。同时，从调整成本动因来看，腐败使得资源配置发生扭曲，增强了企业费用粘性；另一方面，在国家配套机制建设尚不完善、自由市场公平竞争和权益保护机制普遍缺乏的背景下，腐败能够完成某种资源配置，实现“保护费”的功能，即和政府官员以利益为纽带，为违法经营撑起“保护伞”，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同时，基于管理层预期的动因分析，因为企业汲汲于“关系”维护来获得政府订单[7]，所以管理层会对未来销售收入的增长抱有十分积极的态度，即当销售收入出现上升时，管理层会采取多种方式更加努力扩大销售，从而使得费用粘性有所弱化。
最后，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在本文实证部分，采用了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强度的反腐行动作为一个天然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回归方法，构造实证模型，以费用粘性为中介变量，探究了反腐败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极大丰富了政策制度建设对企业费用管理的影响研究。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腐败与反腐败的相关研究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很可能伴随着人类存在开始就出现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化发展，腐败问题依然广泛存在于各个国家、组织中，并且随着经济发展，逐渐演化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腐败存在的普遍性及危害性，反腐败的呼声愈加高涨，美洲、非洲的一些国家，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世界银行等一些国际组织都先后向腐败“宣战”。
腐败现象是全球性的，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普遍存在腐败现象，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的交流日渐频繁，腐败问题也呈现出复杂趋势，因此，“反对腐败”的口号在世界各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各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敬廉崇俭，反腐治奢”对于其塑造国家形象，执行公共权力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若将关注点放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政府制定的管理制度和经济政策尚不健全和完善，为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反腐败刻不容缓。
2.1.1 腐败的界定
关于腐败最早的研究，主要就是聚焦在腐败的定义上，一开始，腐败是作为一种违背道德主义的行为而定义的存在，道德论的学者们认为腐败一定会导致道德沦丧，社会退步，但效用论的学者们则认为对腐败的界定应包含两方面，具体要看腐败是否会从根本上对经济社会造成危害，其中的代表人物是 Leff(1964)[14]和 Huntington(1968)[15]，他们认为腐败是个人或者组织对政府行为施加影响的结果表现，腐败的社会效应并不全都是负面的。虽然关于腐败的界定争论从未停止，但是后来，学者们逐渐划分出清晰界限，即从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方面进行解释，腐败的政治行为定义，主要指的是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Shleifer &Vishny(1994)[16]认为腐败是政府官员利用自己所处职位带来的权力，进行钱权交易，来满足自身利益的行为；Svensson(2003)[17]认为腐败是“用公权而谋私利”的行为。一些国际组织如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认为腐败是政府部门相关公职人员通过滥用公众给予他们的权力，使自己或身边亲近的人非法富裕起来的行为；类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认为如果政府官员随意以权谋私的话，那么他就是腐败的。从广义上来说，腐败更是一种经济行为，盛宇明(2000)[18]认为腐败是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层利用某种关系违反规则来为自己谋求私利的活动，这就将腐败的界定从政治行为和法律行为，扩展到了经济行为。魏下海等(2015)[19]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想要获得优质资源，必须要上一门必修课，那就是关于如何和政府搞好关系，因为政府部门能够通过“有形的手”宏观调配企业所需要的资源，而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同时形成一系列较为完善的配套制度，在不公平、不透明的资源分配制度下，企业汲汲于通过贿赂有权的政府官员来获得比通过生产活动更多的“好处”(周黎安和陶婧,2009)[20]。
2.2 企业费用粘性的相关研究
费用管理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点把控对象，要求系统全面、科学合理的对企业相关费用进行记录、核算和监督。传统的成本（费用）性态模型(Cost BehaviorModel)可以近似用一元线性方程 y=a+bx 来表示，即成本（费用）函数模型，其中因变量 y 表示总成本（费用），常数项 a 表示固定成本，系数 b 表示单位变动成本，而自变量 x 则表示业务量水平。该模型展示了总成本（费用）与业务量水平之间的线性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企业总成本（费用）会随着业务量的波动而发生增减变化，即业务量上升 1%，总成本（费用）上升 b%，业务量下降 1%，总成本（费用）也下降 b%，总而言之，总成本（费用）会随着业务量的增加或减少发生同数量变化，我们将这种同量变化的性质称为“对称性”。然而这种“对称性”是基于成本（费用）习性最理想的状态，却没有考虑到管理层等其他因素对于成本（费用）的影响。于是，Banker et.al(1993)[50]和 Noreen et.al(1997) [51]分别站在传统成本（费用）习性理论的相对面，研究了成本（费用）习性的另一个特性——非对称性。之后，Anderson, Banker & Janakiraman(2003)[52]首次将这种非对称性现象定义为费用粘性(Cost Stickiness)。他们使用 Compustat 数据库提供的 7629 家美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重点分析了其中三类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其他费用(Selling,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on, 即 SG&A)，研究发现营业收入每增长 1%，SG&A 就会增长 0.55%，而营业收入每减少 1%，SG&A 的减少量却是 0.35%，出现这种“业务额上升时费用增长的幅度大于业务额下降时费用减少的幅度”的现象，证明了美国的上市公司的费用特征具有不对称性，即在业务额变动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在业务额上升时费用增长的幅度超过业务额同等条件下降低时费用下降的幅度，那么就说明该企业的费用具有“粘性”特征。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20
3.1 我国反腐败的制度背景.............................20
3.2 反腐败与企业绩效..............................................21
第四章 研究设计........................................ 27
4.1 研究方法与模型建立....................................27
4.1.1 研究方法..............................27
4.1.2 模型建立...........................................30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35
5.1 实证结果与分析.....................................35
5.1.1 反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35
5.1.2 反腐对费用粘性的影响..........................................36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1 反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表 5.1 是本文模型（Ⅰ）的回归结果。其中，第 1 至 3 列展示了反腐败对于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回归结果，第 4 至 6 列展示了反腐败对于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回归结果。第 1 列和第 4 列仅包含腐败水平（Corrupt）和时间虚拟变量（Post）两项，第 2 列和第 5 列加入了交互项反腐败（Corrupt*Post）的回归结果，第 3 列和第 6 列增加了相关的控制变量。
首先，在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回归结果中，腐败水平（Corrupt）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根据表 5.1 中的结果显示，高腐败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相较于低腐败公司的总资产净利率低 0.5%左右，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高腐败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相较于低腐败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低 1%左右，并且也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业务招待费如果被企业用作腐败支出，会严重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主要结论
自反腐败开展以来，学术界就对这一政策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研究。反腐倡廉作为中共十八大以来最具特色的政策之一，是如何将这种政治因素效应作用于中国的微观经济市场的呢？如何客观评价本轮反腐政策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方面的影响呢？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文选取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反腐败作为政策冲击的代表，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反腐这一宏观层面政治政策与微观层面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反腐败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企业绩效，且相比于非国有企业，本轮反腐政策对于国有企业的正面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同时从费用管理这一微观的角度验证了企业费用粘性在两者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反腐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管理者经营决策水平两方面弱化了企业的费用粘性，从管理会计的角度来说，反腐败重塑了企业费用管理的能力，进而提高了企业绩效。
基于我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确政府部门职责与权力有助于为企业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开展大规模的反腐行动，切断了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的渠道，在政策的威慑和群众的监督下，提高了政企交流信息的透明度，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同时，也为企业营造了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使企业能够将社会资源更多地运用到生产经营中去，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和整体宏观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另一方面，本文从费用管理角度出发，利用数学模型为此次反腐行动对微观企业带来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数据支持，并且为我国持续大力推进反腐倡廉提供理论上的证据支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