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与 “训育”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伊始，国民党沿用了党化教育的方针。1928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决议以 “三民主义教育”取代 “党化教育”。《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 “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③国民政府仍拟在各级学校增加《建国方案》、《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际》、《本党政纲及重要宣言与议决案》、《五权宪法之原理及其运用》等党义课程，贯彻党化教育。④1930年底，蒋介石兼任教育部长，即向教育部同人宣称中国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才能立足于世界，孙中山思想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教育部要成为三民主义宣传的中心机关，“我们教育部负责任的人员，无论哪一个，都要精研总理的遗著，并要身体力行，贯彻到底，来发挥教育的功效，完成革命的使命。”⑤同时，蒋介石发布 《告全国同学书》，主张 “教育，立国之根本，学风为教育之表征。言建设当首重教育，兴教育必先正学风”， “重节操，务实学，以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为中华民国之未来主人。毋惑邪说，毋蹈歧途。辨顺逆，明是非，敬师保，重学术，己立立人，自救救国，然后克尽对国家社会之职责。”⑥南北教育界期待蒋介石 “能以一身综揽中枢，为全国政治规划久远，其视兼长教部，整理平校，责任之重，勋业之隆，又不可以比挈长短”，国立大学事务 “犹须重劳国府主席之尽虑，教育破产，此亦一端。”⑦蒋介石自知无暇到部，便叮嘱教育部次长陈布雷：“教育为革命建国要计，凡事当请教于吴 （稚晖）、李、蔡诸先进，然必勿堕入派别之见。总之不可拂李、蔡诸公之意，亦不当一味顺从李、蔡之意见。宜以大公至诚之心，斩绝一切葛藤，而谋所以整顿风气。至于政府及前教部所行整顿大学教育与整肃学风之政策，则须排除万难以贯彻之，不以人事关系而稍为迁就也。”陈布雷自认任内 “以处理学潮及调整大学教育方面较为尽力”。⑧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深刻反思下野原因， “在于外交与教育之大意忽略，而于该两方人才，毫不知搜罗接近，使对国内之策划，国外之交际，竟无专人负责；反致该两方人才，群生怨愤，协而谋我。此后对于该两方人才，应十分注意，尽量收揽，以图盖前愆，别谋新机。”蒋介石困惑于教育人才之搜罗，遂 “每星期召集研究一次或两次，一则可以交换智识，一则可以联络感情”，进而由此选拔人才。⑨蒋介石一面加强联络教育界人士，切实研究如何掌握教育界。1932年 12月 2日，邀约胡适谈教育方针与制度。⑩一面加紧研讨教育问题，“近日甚欲著作今日之三民主义一篇，并欲著国民革命的哲学基础、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组织方针各篇，以为改造中国国民党之基准。”瑏瑡12月 ５日，蒋介石电谕河南、湖北、安徽等省府，处理事务应与各该地大学有关机构商榷，省府随时请该大学校长列席，发抒意见。1933年 6月 28日，蒋介石曾致电陈立夫速寄中国国民党历来教育决议案一百本到南昌行营，以备传阅参考。蒋介石认为教育费应由国家财政通盘计划而规定，不必专门依赖庚款，“国家财政中划定界限为教费，方为真正之教费独立。”瑏瑢1932年之后，国民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开始大幅增加。1936年，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总结此前教育进步迟滞，教费拖欠问题是一大原因，但此前三四年教育经费投入 “岁有增益，则为可喜之事实”，尤其是 “中央直辖各校之经费，从未短欠，此实民国以来空前之纪录。”瑏瑣民国高等教育进入黄金时代。
二、平时教育与战时统制
国难日亟，教育理念与制度如何应对时局成为政学各界关注的焦点。1936年 2月 29日，蒋介石强调中国人被外国人轻视的原因，即是 “因为一般人，甚至一般受了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都不知道 ‘生活即战争’，和 ‘现在的生活即战争的生活’的道理；不知道如何来做成一个现代的国民！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教育界师生应该切实本着 “生活即战争、战争即生活”的要旨，实行新生活，养成新风气，为国民模范。瑐瑤教育部长王世杰在首次首都讲演会上，讲述国难时期教育的目标应注意三方面，一为体格训练，一为精神训练，一为特种知识及技能的训练。瑐瑥1936年底，蒋介石在洛阳军校纪念周训话，提出今后无论学校与军队教育，不可偏重学术，更须注重精神教育与关于一切 “人”“事”“物”之组织管理的勤劳教育。瑐瑦抗战初期，平津和江浙地区相继沦陷，战区诸多高校被迫内迁。高等教育如何应对时变，引发了有关战时教育方针的争论。1937年 8月 27日，教育部紧急指示各级学校如何应对，要求各级学校的课程与训练，应在部定范围内，力求配合国防。申明 “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强调因抗战需要，“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瑐瑧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发表 《告全国学生书》，重申各校课程不能任意废弃，以免 “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对于有志从军的青年学生或愿意继续求学的青年，则遵从规定，接受正规教育与适应战时需要的特别训练。瑐瑨蒋介石认为抗战与建国本为整体， “建国运动，要在国难中完成”，“建国要在国难中实施，不可以倭患而中止。”瑐瑩1939年 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召开，蒋介石倡导 “办理教育，平时要当战时看———不可忘却国家需要与现实环境；战时要当平时看———不可因应急需而忽略正常教育。”抗战建国计划中，一方面 “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教授国民重劳动能生产，尤其鼓励创造的能力，一切教育计划要与经济计划相配合，而后我们教育才能成为现代国家生命力所由造成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 “要陶冶国民人格，必须有一致的标准，在训育上要提出简单而共通的要目。”瑑瑠“平时要当战时看”、 “战时要当平时看”成为战时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训育”与 “统制”成为贯穿其中的主线。抗战时期，国民党对高等教育展开大规模的调整与统制。在组织上，文理法等科与农工医商等科组合单科大学归并入普通大学或改设独立学院，省立大学陆续改为国立，独立学院与师范学院全部改为国立，中央政府主办大学教育；监督指导权限扩展：大学行政分设教务、总务、训导，校长由教育部任免，教授资格由教育部审查，校务行政计划工作报告须呈部审核；教学上，推行计划、执行、考核的三联制，以部定课程标准为计划，教育部考核；训育上，讲授三民主义，举行总理纪念周，普遍实行军训，加强军事管理，推行公费制度，由训导长率领大批训育员，通过党团组织，积极指导学生课外活动与思想政治。瑑瑡军事化、训导制、大学党团化成为蒋介石强化高等教育统制的主要手段。
三、“科学化”与 “中国化”
1931年，蒋介石在国民会议闭幕式上，宣讲 “教育为立国之基础，训政时期之教育，量的增进与质的改善，应同时并顾”， “近世科学之灌输，盖非培养吾民族固有优美之德性，不足以奠民族独立之根本，非提倡体育增进民族之健康，不足以保障民族之生存，而非注重于科学之灌输，则国民生产能力与生活技能无由增进，而违反科学精神之传统恶习，亦将无由更革也。”瑒瑦“哲学为体，科学为用”是蒋介石教育理念与实践的指导思想。蒋介石认为 “德性之涵养”不仅是教育的核心，更是 “中国的立国精神”。朱家骅主张大学教育应注重中国民族复兴。蒋介石认为，“吾国革命之所以不成者，仅知笼统提倡三民主义，而未注重民族之精神，无论何种革命，非先固执其民族固有之精神不可！”与朱家骅谈教育问题时，更明确指出要端正人心，必须恢复民族性与注重孔孟陆王之道，下令各特训班增加王阳明哲学一科。改革 “家族与个人”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发展的前提。瑒瑧为此，蒋介石一面要求严密检查、取缔书铺，修订教科书以正人心，大学及专科学校所用书籍检查权属于内政部及中央宣传部；一面要求各学校以哲学为必修课程，丁惟汾等积极响应，中央政治学校拟增设中国政治哲学为二三年级必修课程，令四年级学生于实习期间自行研读 “四书”等。瑒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即以科学增进国力为强国之道，批评过去教育偏重于高玄无当之论，未能以实用科学促进生产发展，提高国民生计，而今后大学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科学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为国家社会服务。1932年，陈立夫、张道藩等政界、学界名流发起科学化运动；同时，为了贯彻与落实以传统文化激发与弘扬民族精神，在开启新生活运动后不久，蒋介石授意陈立夫等人发起推动文化建设运动，“以复兴东方文化，融合西方文化，创造新中国文化为主旨。”陈立夫认为，“科学化运动，其主要任务在检讨过去，新生活运动，其主要任务在把握现在，文化建设运动，其主要任务在创造将来。”瑒瑩如何平衡中国化与科学化是国难时期高等教育理念的中心议题。《抗战建国纲领》明确要求以科学的原理与方法培育国民道德与提高国民知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具体解释为中国传统文史哲艺之学，当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与发扬，“以立民族之信心”；自然科学应按时代与社会之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社会科学应当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国情为基础，谋求制度创造，加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