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地质职称论文范文《全面剖析有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以全球变暖为突出标志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代人地关系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政治和经济问题之一，与所有国家和公众密切相关。
一、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认识
全球变暖确实已经发生。最近100年（1906—2005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74±0.18℃，过去50年升温尤其明显，1850年以来最暖的12个年份中有11个出现在1995—2006年。全球海平面因海水热膨胀而升高，全球降水的空间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灾害性气候事件的强度和频率可能加大。自然系统中冰川、冻土、积雪、水文、动植物等许多现象已对区域气候变化特别是气温升高做出了响应，人类社会亦已开始不同程度地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做出适应性调整。
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间，加速的工业化（化石燃料的燃烧和工业过程）和土地利用变化使全球大气CO2浓度从工业化前的约280ppmv增加到2009年的387ppmv。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代表的国际主流观点把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作为20世纪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认为受人类影响的20世纪全球变暖可能是过去1000年来最暖的，如果不加以有效控制，未来全球变暖将进一步加剧，到21世纪末温度将上升1.1~6.4℃；一旦未来全球平均气温升高超过2℃，人类社会可能面临灾难性的危险，突出地表现为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增加、热带传染病北上、全球粮食短缺、水资源供应不足、地区冲突增加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气候变化数据的不完备和对气候变化机制认识的有限性，迄今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认识并非完全确定性的结论，在科学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论，有关科学认识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关于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对20世纪变暖影响的判断，科学上的争论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第一，在全球变暖事实的认定上，20世纪温暖程度是否为过去千年最大，历史上是否存在类似的百年尺度或千年尺度暖期，20世纪增温趋势是否出现了停滞。第二，在全球变暖的归因方面，人类活动导致的大气中CO2等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增强的温室效应）对增温影响的显著程度是否足以解释20世纪的全球变暖。第三，在全球变暖的影响方面，升温超过2℃阈值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否一定是灾难性的，与2℃阈值对应的容许温室气体浓度是否为450ppmv。第四，在研究手段方面，气候模式模拟能力的局限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对气候变化机制认识的不确定性以及未来预估情景的可靠性。
二、关于全球变暖的政治共识与外交博弈
尽管科学界对上述科学认识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再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科学认识已部分地被转化为政治共识，并成为国际社会及各国采取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的科学基础。
基于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以及升温超过2℃阈值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等政治共识，当前国际社会采取的“无悔”行动主要包括减缓和适应的两大方面，减缓是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一定时段内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某个适当的浓度水平之内，以避免全球气温超过危险的“阈值”水平；适应是通过人类社会自身的调整，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降低气侯变化造成的不利影响。资金和技术是实现减缓和适应的重要保障，因此，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四个方面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关键，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所关注，其中减缓气候变化是各国政治和外交博弈的焦点。
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对由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导致的全球变暖在现代和历史上均负主要责任，基于公平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发达国家率先减排以减缓气候变化，同时发达国家要提供资金和技术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与气候变化的适应。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确定了发达国家到2012年的减排目标，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本来主要是讨论在2012以后的减排安排，但因与会各国分歧太大，迄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围绕温室气体减排谈判的核心是如何分配碳排放配额问题。在升温2℃阈值的气候系统稳定目标成为政治共识之后，2℃所对应的大气温室气体含量为多少将是下一个可能成为政治共识的科学议题。目前，以IPCC为代表的主流观点主张：为避免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以上可能给人类带来的重大影响，须将大气CO2浓度控制在450ppmv。2005年大气的CO2浓度为380ppmv，如果到2050年大气温室气体峰值浓度为450ppmv的话，假设可新增的量都是CO2，全球可净增加的CO2是70ppmv。扣除掉全球碳循环过程中海洋和陆地等自然系统能够吸收的量，按约46%的人类排放留在大气中计算，则在450ppmv的排放目标下人类CO2的总排放空间3226亿tC，相当于人均1.1tC/年。扣除土地利用所导致的排放，实际上人类可通过化石燃料消费排放的CO2空间为2551亿tC，相当于人均0.87tC/年，如何分配这部分化石燃料消费排放额度是争论的焦点，涉及到如何解读《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定的公平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的问题。国际上由发达国家主导提出了多个方案，这些方案都是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发达国家所获得的人均排放额度是发展中国家的2~6倍。如2009年由八国峰会提出的方案主张，到2050年发达国家减排80%，全球减排50%。按450ppmv的排放目标浓度计算，发达国家减排80%，在道德上占据优势的同时，可分到未来全球44%的排放权；通过规定全球减排50%总的排放空间，实际规定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尽管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之前可以不减排，但是实际只得到了56%的未来排放权，按人均计算只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水平的30%。现代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是历史排放长期累积的结果，1900—2005年，全球化石燃料使用引起的历史累积碳排放总数为3025亿tC，其中美国占28.71%，欧洲占24.47%，按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计算，美国和欧洲的排放分别是中国的14.66倍和7.13倍。如果按我国学者提出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确定排放责任和分配未来排放空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可分配到更大的排放空间，其中中国可占2005—2050年全球排放限额的30%以上，而许多发达国家，实际上早已将到2050年排放的份额都已经用光，现在是在欠债排放。
任何为减缓全球变暖而采取的减排措施关系到不同国家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调整和再分配。因此，在围绕减排义务分担的气候变化谈判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形成两大基本阵营，由于各国对排放或发展的诉求不同，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有分歧。在发达国家内部，欧盟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其它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是在争夺主导权，但他们对减排的很多策略是共同的，从整体趋势看发达国家内部的共识在增大，特别是对于要求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这一方面，其目标是一致的。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因为不同国家处在不一样的阶段，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更关注发展的权利，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更强调生存的保障，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存在很多分歧。
尽管存在各种分歧，且国际政治、外交博弈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国际社会的减排行动还是在艰难地向前推进，其
总体趋势难以逆转。
地理地质职称论文范文—三、全球变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气候变化问题既是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类—自然耦合系统的稳定是自然和社会的双重稳定。现代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靠巨大的物质和能量流动支撑的系统，人为碳排放（主要来源于人类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和土地利用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为维持现代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定数量的碳排放。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碳排放的多少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从历史上看，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到现代的水平实际上是通过长期大量的碳排放实现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维持其社会运转所需要的碳排放量越多，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最低人均生存排放不足0.10tC/人，而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最低人均碳排放至少在1.5tC/人以上。为维持气候系统稳定，避免全球气候系统出现危险的变化，需要对未来的碳排放量进行限制，这也是当代人的权利和责任，而从另一方面看，减排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制定得越苛刻，即升温幅度越低，减排成本占GDP的比例也就越高。人们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必须兼顾社会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客观需求，不能损害或剥夺人类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过分地强调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是不可取的，无限制地强调社会系统的需求可能使得地球系统难以承受，同样，过分强调满足气候稳定的排放空间而牺牲社会发展的需求也可能会危害社会系统的维持和发展。
目前国际上倡导的低碳经济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相关联，低碳经济旨在通过节能、提高效率和发展低碳能源等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增加碳汇的办法来降低碳的排放。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可能是21世纪发展方式的重要变革，可能会带来很多新的技术革命以及市场变化。但实现低碳发展受到经济成本和技术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还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生物能源从技术上来讲是可行的，但其成本比化石能源要高，不仅如此，发展生物能源涉及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问题，作为世界粮食市场最大的出口国，美国人把玉米都用于造油，世界粮食市场供应会更短缺。
四、全球变暖对中国的挑战
全球气候变化可能从两个方面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我国位于东亚季风区，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更为显著，在全球变暖可能对我国造成的诸多不利影响中，水资源短缺、生态与环境恶化、粮食安全压力增加等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构成的威胁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相对气候变暖可能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而言，全球变暖给中国带来的更为严重的挑战是在国际社会设定了减排目标的情况下，为满足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所必需的碳排放需求与有限的排放空间的矛盾。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中国在未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排放量的高速增长难以规避。从国内消费需求看，我国同时面临着人口数量继续增加与消费水平迅速提高的双重压力，且后者的增长更为迅速。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居民户均的碳排放只有发达国家1990年代水平的1/6~1/3，且我国人均碳排放水平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在快速城市化和缩小地区差异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碳排放的显著增加，就全国平均而言，每有1个乡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其生活用能的碳排放将增加0.84倍，消费品消费的碳排放增加2.89倍；我国西北欠发达地区人口人均年碳排放量仅为0.5tC，如果使其达到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碳排放量需再增加1.3倍。另一方面，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主要为制造业中的高能耗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低附加值环节。中国生产的产品不只是自己消费，而是相当一部分出口到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2007年中国净出口排放占当年国内排放的近30%，是欧盟27国当年总排放量的53.04%。
目前中国每年的碳排放总量已与美国相当。据估算，2005—2020年间我国累积的碳排放需求应在250~300亿tC以上，比20世纪的累积排放增加1倍以上；2005—2050年间我国累积的碳排放需求至少在900~1300亿tC左右，是20世纪累积排放的5倍多。在450ppmv的减排目标下，按照目前发达国家提出的减排方案，对中国最有利的方案也只能满足我国到2030年的碳排放需求，即使按我国学者提出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指标进行分配，相对于我国的排放需求仍有1/3以上的缺口。
妥善应对以全球增暖为特征的全球变化问题，事关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2009年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公开承诺，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
下兑现上述承诺，是对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系统的巨大挑战。
五、公众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全球变暖是一个可能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再次警告人们：殃及地球，势必祸及人类。对人类而言，全球变暖是人类面临的一场重大危机，但并不意味着就是世界末日，国际上对汉语“危机”的辩证性极其推崇，危机既是一种危险也是一种机会。地球只有一个，但世界却不是，人类正确的选择有可能把危险转化为发展的机会。公众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至关重要的力量。解决全球变暖问题需要人类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需要每个国家和公民的共同参与。
全球变暖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社会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这类模式，正是这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得全球资源和生命维持系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圣雄甘地曾说过：世界资源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婪。解决全球变化的问题需要改变现有的发展和生活模式，人类需要在发展和环境的平衡中做一个选择，发展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发展使得环境不可维持，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保护环境是必需的，但如果以牺牲发展作为代价来保护环境，同样也是不可持续的。人类的不同选择实际上是人类的责任和道德的问题。
公众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少用一度电、一张纸，任何降低消费数量的行为都相当于降低了对碳排放的需求。另一方面，公众应更多地选用低碳消费品，美国人如果把高排放的汽车换成低排放的汽车，其所节约的能源可供发展中国家一年的用电量；消费同样重量的食物所造成的碳排放，牛肉是猪肉的2.5倍，是小麦的20倍；骑自行车不仅经济成本低，碳排放也低，坐公交车与开车相比碳排放成本相差6倍。所以选择低碳的生活方式、避免奢侈、减少浪费都可以达到减排效果，是对减缓气候变化最直接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