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迅速，城乡经济差异日益扩大[1]，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乡、进城务工[2]，满足了城市建设的劳动力需要，促进了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然而，农民外出务工盲目性较强[3]，倾向远距离流动[4]。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在造成农村空心化现象的同时[5]，也引致大城市建设的“虹吸效应”[6]。除此之外，“留守群体”社会问题屡见不鲜[7-9]。因此，农民工流动关乎城乡经济的繁荣[10]、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11]，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12]，亟需各界关注。因而，研究农民工流动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科学引导农民工群体合理流动，促进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具有积极作用。
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相继提出，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指明了方向[13]。作为两大政策的实施主体，农民工流动行为一定程度反映了政策效果[14]。长期以来，农民工跨省务工呈现鲜明的空间集聚态势[15-16]。以北京为龙头的京津冀地区、以广东为中心的珠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是农民工跨省流动的三个全国性吸引中心[17]。然而，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农民工流动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规律，跨省流动比重下降，省内流动比重增加[18]，近距离流动逐渐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19]，这意味着农民工就业区域重心将发生转移。不仅如此，省域县城、中心镇逐渐发展为农民工择业的重要载体[20]。新的政策背景下，是否跨省已无法准确反映农民工的务工区位选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农民工对于市、县、乡等不同行政区域务工区位的多元化选择，关注农民工的流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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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结合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背景，采用 HLM 模型，从乡村、城市双重视角综合考察新时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并探讨乡村发展、城市特征对新时代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和流动距离的影响，以期丰富农民工流动理论，推进城乡协同发展，促进农民工多元化就业。本文期望达到以下五个目标：
第一，全方位了解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个体、家庭、所在家乡等相关特征。
第二，探索新时代农民工的流动现状。包括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偏好、流动距离偏好，以及务工所在城市特征。
第三，全方位分析新时代农民工对务工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探讨乡村发展、城市特征对新时代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的影响。
第四，全方位分析新时代农民工流动距离的影响因素。探讨乡村发展、城市特征对新时代农民工流动距离的影响。
第五，根据稳健性回归结果总结本文结论，提出合理建议，以期更好地促进农民工科学流动。
图 1-1 研究框架
2 文献综述
2.1 农民工流动的理论基础
2.1.1 二元经济理论
发展经济学家[34-37]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人口流动与经济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Lewis 假设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概率较高，失业概率较低，主张人口流动是工、农部门工资收入差距造成的[35]，在此假设下，如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高于农村部门，则农村劳动力将大量转移到城市。Fei and Rains[36]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没有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农业生产劳动率是农村劳动力由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前提条件，较高的农业生产劳动率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Jogenson[37]认为，除农业生产劳动率外，人口规模也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的前提，当农业生产劳动率和人口规模均增长时，会出现农业剩余，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
2.1.2 托达罗理论
美国学者托达罗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引入就业概率变量，以城市当前就业概率和工资水平来估计城市预期收入水平，提出托达罗模型。托达罗认为人口流动是一种受经济因素影响的理性经济行为，他主张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人口流动的主因[38]，差距越大，流入城市的农民越多。除此之外，托达罗还主张劳动者在城市的就业概率与失业概率成反比，城市失业现象严重是城乡经济发展失衡的必然结果。托达罗理论进一步揭示了人口迁移的原因，然而该模型只考虑了迁移成本，并未考虑迁移者的生活成本、心理成本、融入成本等，而人口迁移不仅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有关，还与基础设施、文化差异、自然环境等因素有关，显然托达罗模型具有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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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般群体流动行为研究动态
2.2.1 国际人口流动研究动态
近年来，国际人口流动规模不断上涨，增速持续加快，中国仍是国际人口跨国流动的主要输出国[45]。空间格局方面，中国国际人口迁入呈集中化趋势，以欧洲、北美洲、澳洲、东亚国家为主，其中美国是中国人口跨国流动的最主要输出国家，其次是韩国、日本、加拿大等[44-45]。
影响中国国际人口流动的因素包括：国家间经济发展差异、国家间流动距离、国际流动社会网络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45]。国家间经济发展差异是中国人口跨国务工的首要影响因素。发达国家较强的经济实力能够为国际流动人口提供较高的工资待遇和较好的发展前景[45-46]，对中国流动人口的流入产生显著的拉力作用。流动距离是影响人口跨国务工的基本地理因素。越长的国际流动距离，意味着越高的流动交通成本和流动心理成本[45]，对中国流动人口的流入产生显著的推力作用。国际流动社会网络是影响中国人口跨国务工的重要因素[47-48]。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的存在极大降低了人口跨国流动的心理成本和融入成本。除此之外，中国的国际流动网络还具有“马太效应”，能够强化既存的国际人口空间流动格局[45]。经济全球化是影响中国人口跨国务工的重要背景因素[48-49]。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贸易交流日渐频繁、国际分工协作体系日益完善、跨国供应链网络日渐成熟[50]，这些都极大加速了资源、人力、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全世界的流动和融合，因而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是中国国际人口流动的重要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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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设计...............25
3.1 变量设置................................25
3.1.1 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25
3.1.2 农民工流动距离..................................27
4 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35
4.1 乡村发展与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35
4.1.1 零模型............................36
4.1.2 半条件模型............................36
5 农民工流动距离的影响因素分析.........................45
5.1 乡村发展与农民工流动距离...........................45
5.1.1 零模型...................................46
5.1.2 半条件模型.............................46
6 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与流动距离影响因素的比较与分析
6.1 结果比较
本文采用 2018 年调查数据，基于乡村振兴和城镇化战略的双重背景，重点探讨新时代乡村发展与城市特征对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和流动距离的影响。农民工流动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工对于务工区位选择的倾向性，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农民工流动距离是一种物理距离，而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其实是农民工对外出行政区划的选择，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距离。流动距离较近，不等同于省内流动，也可能务工区位为外省；务工区位为外省，也不一定流动距离很远，也可能很近。表 6-1 为分别将两者作为因变量，并同时纳入乡村、城市两个层次自变量的回归结果比较：
表 6-1 结果比较
7 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
农民工对务工区位的选择和农民工的流动距离是研究农民工流动行为的两个切入点，其中农民工流动距离其实是一种物理距离，而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其实是农民工对外出行政区划的选择，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距离，由近到远，可以细分为“本乡/镇”、“乡外县内”、“县外市内”、“市外省内”、“省外”五部分。本文基于山西省 505 位农民工调查数据和与之对应的 59 个流入地地级市的相关城市指标，采用 HLM 模型，全面分析城市、乡村因素对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和流动距离的不同影响和作用机制，并揭示乡村和城市层变量间作用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选择本县为务工区位的农民工比例最高，其次是外省和外市，流入本镇和本市的农民工比例较低。研究发现，新时代乡村发展与城市特征均会显著影响农民工对务工区位的选择行为。在乡村发展方面，乡村存在偷盗抢劫现象、村民信任村委会，则农民工更倾向于到较近的区位务工。而乡村生态、产业等变量的单独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正处于初级阶段，效果不明显。在城市层面，较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均 GDP 下农民工更倾向选择到行政范围较远的区位务工，而实行较高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反而会选择就近务工。此外，城市层次变量和乡村层次变量会产生交互效应显著影响农民工对务工区位的选择行为，结果发现，较高的城市化率下，村民收入提高乡村的农民工更倾向选择到行政范围较近的区位务工。因而，提高村民收入水平、改善村民生活质量是吸引农民工返乡务工的重要举措。最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也会显著影响农民工对务工区位的选择行为。具体地，在婚、配偶随迁、家庭土地年收益较高的农民工更倾向选择到行政范围较远的区位务工。
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流动更多表现为短距离流动。农民工流动距离基本在 300 公里以内，其中 100 公里以内短距离流动所占比重最高。研究发现，新时代乡村发展与城市特征均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流动距离。在乡村发展方面，乡村公共交通便利和村民收入降低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远距离流动。在城市层面，城市较高的人口密度、较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往往能吸引农民工远距离务工，但是较高的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反而降低了农民工远距离流动的倾向性。除此之外，城市变量对乡村发展情况与农民工流动距离间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较高的城市化率会削弱村民收入提高乡村的农民工短距离流动的倾向性，较高的城市人口密度会增强交通便利乡村的农民工远距离流动的倾向性。另外，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变量和乡村生态环境变量会产生交互效应，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流动距离。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条件下，即便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农民工仍会就近流动。最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也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流动距离。具体地，男性，配偶随迁的农民工流动距离较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