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乡村文化振兴是其应有之义。乡村民俗文化是乡里人在世代生活中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本土文化，是传统乡村礼俗治理的重要社会基础，具有认同、教化、规范、维系、调节等社会功能，成为传统乡土社会徳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格局必须立足传统，充分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民俗文化资源。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当前，现代化的浪潮席卷整个乡村，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的转型。据统计，自改革开放至 2018 年，我国城市人口从不足 1.7 亿人增加到 8.3 亿人，增加了 6.6 亿余人，同时，我国自然村落数量不断减少，从 2000 年的 360 万个减少至 2017 年的 245 万个。②这给乡村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得乡村传统文化严重衰落，乡村的社会资本和德治的社会基础也随之衰弱。作为乡村文化传承主体的年轻人口大量流出乡村，使得很多优秀的民俗文化逐渐消沉甚至失传。乡土社会中追求聚族而居、家庭团圆、长幼有序的乡土伦理价值在快速的人口流动中碎片化。受到市场化的冲击，追逐利益至上的功利主义泛滥，使得充满温情的乡村熟人社会转变成充满信任危机的原子化社会。当前，传统乡村礼俗秩序逐渐瓦.解，而新的社会秩序又未建立，乡村社会在此“文化失调”状态中矛盾重重，从而使得乡村治理也面临多重困境。例如，农民缺乏自组织能力、公民意识淡薄，村民自治组织过于行政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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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综述
（一）民国时期关于礼俗治理的研究
关于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研究，主流观点认为，传统乡村是一种依靠伦理和礼俗维持秩序的自治状态。20 世纪上半叶，梁漱溟指出当时的农村问题根源于“文化失调”。在他看来，只有进行文化重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乡村建设理论，并指出，应通过乡村自治来建设一种基于伦理与理性的新型团体组织，并以此来促进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梁漱溟在对比中、西方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指出，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秩序演自礼俗，倚重礼俗，而不在国家法制。”①传统乡村的社会秩序主要依靠礼俗、教化和自力等力量维持着，而西方社会则依靠法制来维持秩序。即，中国的社会秩序是礼治秩序，西方的社会秩序是法治秩序。他从儒家道德理性的层面进一步论述了“教化、礼俗、自力”皆是“理”。“礼者理也。”②中国的“理”区别于西方合理性的“理”，是“情理”而非“事理”，同时也是可以发动行动的“理”。他认为，“从来居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为之主的，是周孔教化而不是任何一宗教。中国人往往是直接地信理，间接地信教。”③可见，在梁漱溟看来，礼俗是“以理性为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社会风气、习惯，是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人心风俗”。几千年来，中国的生活，更多依靠礼俗来维持，而很少仰仗法律制度。礼俗只能依靠教化来启发、培植,而不能以外力强制设立。此外，梁漱溟认为明理的读书人代表着理性，能够主持乡村教化，维持乡村秩序。
费孝通则从传统中国经济基础的角度，来阐述传统乡村自治秩序的合理性。他敏锐地指出“东方的农业平原正是帝国的领域，但是农业的帝国是虚弱的,因为皇权并不能滋长壮健,能支配强大的横暴权力的基础不足。”④在他看来，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二元分割的“双轨”结构。所谓“双轨”，一是指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二是指自下而上的基层自治。国家在乡村形成了一种“无为政治”，乡村社会是以礼治为核心的熟人社会。“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⑤具体来说，“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他还辨析了“礼”与“法”的区别，两者同为行为规范，其不同之处在于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而维持“礼”的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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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权力理论自上世纪 90 年代引入中国后，国内学者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和适应性的发展，并格外重视软权力中的文化因素。王沪宁最早将软权力理论引入中国之时，其关注点就在于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③郭洁敏提出，软权力的核心理应是以价值理念为主的文化力，软权力的本质是对人的“心灵争夺”。④软权力理论在国内政治学领域的应用上，主要产生了“政党软权力”与“行政软权力”这两种范式。门中敬认为，行政软权力具有方式多样化、重视团体能力和非强制性等特征，并具有形塑政府权威、行政的积极塑造、维护社会秩序以及降低治理成本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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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俗振兴促进乡村软治理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内在机理 ............. 37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 核心概念
一、软治理
目前，学术界对于软治理的概念还未形成统一明确的定义。学者们对于软治理概念的探讨，大多基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以及卢曼的软法理论展开。
付春认为，软治理是一种基于文化软权力形成的治理，它“从人的心灵出发,通过滋养心灵、提升精神和开发心智来调节、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规范人们的基本信念和原则。”他强调，软治理是通过塑造、整合文化来提升和促进社会治理的过程，而不是意识形态教化的过程。周根才依据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提出当前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应当从硬治理向以形塑文化价值认同、干预和疏导社会心理、沟通协调社会主体合作共治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软治理转变。②任勇则从国家层面来阐述软治理的内涵，他指出，现代国家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软治理的核心内容就是实现国家认同。软治理具体指现代国家通过对价值、文化、精神的有效治理来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行为，创造国家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理念，从而实现社会团结以及国家整合的治理过程。此外，他认为，软治理的概念同时还包含了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等概念。③高奇琦主张，软治理是相对于硬治理而言的。硬治理是基于成文法规，由单一治理主体实施的、依靠公共权力推动，并以外部强制方式为主的治理。软治理则是基于成文或不成文约定、由多元治理主体实施，以客体的内在认同和自我约束为主要方式的治理。④孔德斌对乡村软治理的概念做了比较系统的界定。他指出，乡村软治理是“多元乡村治理主体在协商民主的治理平台上，以软法、软权力为主要治理手段，以农村社区文化、人心和价值观为重点治理对象，更多运用调解、协商、讨论、指导、说服、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等柔性执法手段，形成治理合力，不断满足社区共同体成员的物质、精神、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需求，共同治理好乡村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方式的总和。”
第一节 核心概念
一、软治理
目前，学术界对于软治理的概念还未形成统一明确的定义。学者们对于软治理概念的探讨，大多基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以及卢曼的软法理论展开。
付春认为，软治理是一种基于文化软权力形成的治理，它“从人的心灵出发,通过滋养心灵、提升精神和开发心智来调节、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规范人们的基本信念和原则。”他强调，软治理是通过塑造、整合文化来提升和促进社会治理的过程，而不是意识形态教化的过程。周根才依据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提出当前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应当从硬治理向以形塑文化价值认同、干预和疏导社会心理、沟通协调社会主体合作共治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软治理转变。②任勇则从国家层面来阐述软治理的内涵，他指出，现代国家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软治理的核心内容就是实现国家认同。软治理具体指现代国家通过对价值、文化、精神的有效治理来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行为，创造国家的共同价值和共同理念，从而实现社会团结以及国家整合的治理过程。此外，他认为，软治理的概念同时还包含了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等概念。③高奇琦主张，软治理是相对于硬治理而言的。硬治理是基于成文法规，由单一治理主体实施的、依靠公共权力推动，并以外部强制方式为主的治理。软治理则是基于成文或不成文约定、由多元治理主体实施，以客体的内在认同和自我约束为主要方式的治理。④孔德斌对乡村软治理的概念做了比较系统的界定。他指出，乡村软治理是“多元乡村治理主体在协商民主的治理平台上，以软法、软权力为主要治理手段，以农村社区文化、人心和价值观为重点治理对象，更多运用调解、协商、讨论、指导、说服、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等柔性执法手段，形成治理合力，不断满足社区共同体成员的物质、精神、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需求，共同治理好乡村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方式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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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基础
一、软治理理论
（一）软治理的理论基础
软治理理论起源于国际政治领域，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它主要涉及软权力理论、软法理论、治理理论这三个理论基础。
1.软权力理论
软权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国际政治学语境中提出，其最初被应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可以说，软权力是冷战后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一大成果，标志着国际权力观的转变。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 》中将软权力定义为：一种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与无形的权力资源，当一个国家让其他国家自愿要求该国所希望的东西，即发生了软权力。
约瑟夫·奈受将权力划分成硬权力和软权力。在他看来，硬权力是带有直接性和命令性的主要通过“胡萝卜和大棒”的方式，即通过经济诱惑和军事胁迫的方式来强制他国服从。而软权力是带有同化性和间接性的，主要通过吸引力来获得他国对于本国的制度、价值等内容的信任、赞同与追随，从而产生本国所期望的过程和结果。这种软权力来源于外交政策、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硬权力”的行使往往伴随着利诱、命令等威胁和强制的方式出现，而软权力则通常以合作、劝导等同化和柔性的方式出现。
一、软治理理论
（一）软治理的理论基础
软治理理论起源于国际政治领域，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它主要涉及软权力理论、软法理论、治理理论这三个理论基础。
1.软权力理论
软权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国际政治学语境中提出，其最初被应用于国际政治领域。可以说，软权力是冷战后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一大成果，标志着国际权力观的转变。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 》中将软权力定义为：一种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与无形的权力资源，当一个国家让其他国家自愿要求该国所希望的东西，即发生了软权力。
约瑟夫·奈受将权力划分成硬权力和软权力。在他看来，硬权力是带有直接性和命令性的主要通过“胡萝卜和大棒”的方式，即通过经济诱惑和军事胁迫的方式来强制他国服从。而软权力是带有同化性和间接性的，主要通过吸引力来获得他国对于本国的制度、价值等内容的信任、赞同与追随，从而产生本国所期望的过程和结果。这种软权力来源于外交政策、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硬权力”的行使往往伴随着利诱、命令等威胁和强制的方式出现，而软权力则通常以合作、劝导等同化和柔性的方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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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俗文化振兴促进乡村软治理的必要性 ........................ 37
第二节 民俗文化振兴促进乡村软治理的可行性 ........................ 39
第三节 民俗文化振兴促进乡村软治理的内在机理 ...................... 44
第四章 案例分析 ........................... 51
第一节 传统新市民俗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 51
第二节 新市民俗文化的保留现状及其乡村软治理能力的弱化 ............ 59
第三节 新市蚕花庙会民俗文化振兴与乡村软治理能力提升的个案观察 .... 62
第五章 民俗文化振兴促进乡村软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原因 ................. 71
第一节 民俗文化夯实乡村软治理文化基础的软实力弱化 ................ 71
第二节 民俗文化重塑乡村软治理价值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滞后 ............ 72
第六章 增强乡村民俗文化软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
第一节 提升民俗文化乡村软治理文化基础
一、乡村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第一，做好乡村民俗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以基层政府为主导，联合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乡村居民等社会力量对乡村传统民俗文化展开普查和分类建档，并通过编撰县志、村史、口述史等文字形式以及纪录片等影像形式记录保存。
第一，做好乡村民俗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以基层政府为主导，联合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乡村居民等社会力量对乡村传统民俗文化展开普查和分类建档，并通过编撰县志、村史、口述史等文字形式以及纪录片等影像形式记录保存。
第二，做好乡村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通过系统梳理和提炼，筛选出有价值的优秀民俗文化，根据民俗文化的不同种类，采取差异化的分类保护方式。可以借鉴日本关于文化遗产的分类保护制度，将民俗文化遗产分为有形民俗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进行分类保护。民俗文化保护要通过鼓励文保单位、研究院、高校以及民间组织之间的合作，引入专业化的知识和技术，实现社会合力。
第三，培养民俗文化的传承人才，重视精神传承。传统代际传承和师徒传承的方式费时费力，在当前功利化社会环境下逐渐失去吸引力。因此，一方面加大对传统民俗传承人的政策倾斜，提升传统文化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如在生活和就业上提供支持。另一方面，重视民俗文化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他们能够为民俗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如为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咨询，同时，能承担民俗文化的鉴定和评估等专业性工作。此外，民俗文化的传承要重视精神内核的传承，可以通过对于优秀民俗文化象征意义的解释、宣传以及其内涵价值观念的弘扬来实现。如，庙会主要体现的是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清明节主要体现对于先辈的崇敬和追思等。
第三，培养民俗文化的传承人才，重视精神传承。传统代际传承和师徒传承的方式费时费力，在当前功利化社会环境下逐渐失去吸引力。因此，一方面加大对传统民俗传承人的政策倾斜，提升传统文化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如在生活和就业上提供支持。另一方面，重视民俗文化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他们能够为民俗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如为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咨询，同时，能承担民俗文化的鉴定和评估等专业性工作。此外，民俗文化的传承要重视精神内核的传承，可以通过对于优秀民俗文化象征意义的解释、宣传以及其内涵价值观念的弘扬来实现。如，庙会主要体现的是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清明节主要体现对于先辈的崇敬和追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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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通过全文研究可知，乡村民俗文化自古就是乡土社会徳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社会重要的软治理资源。传统民俗文化对于乡村治理的作用表现为一种礼俗治理的逻辑，通过形塑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构筑血缘和地缘联结的传统社会资本，牢固家元共同体内的高度认同体系来实现。随着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传统民俗文化严重衰落，众多优秀的民俗文化逐渐衰弱甚至消亡。这使得乡土文化价值被抽空，乡村传统德治的基础严重弱化，乡村民俗文化的软治理能力随之弱化。具体表现为：民俗文化夯实乡村软治理文化基础的软实力弱化；民俗文化重塑乡村软治理价值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滞后；民俗文化形塑乡村软治理认同体系的社会条件退化；民俗文化凝聚乡村社会资本的社会基础弱化；民俗文化促进乡村软治 理的机制创新不足.
现阶段，政府大力提倡乡村“三治融合”，其中徳治就属于软治理的范畴。振兴乡村民俗文化，恢复民俗文化的徳治功能，成为补充“自治和法治”等硬治理手段不足，从而全面构建“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由全文研究发现，通过振兴民俗文化，能够从夯实乡村软治理的文化基础，重塑乡村软治理价值体系，形塑乡村软治理的认同体系，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促进乡村软治理机制创新等维度来促进乡村软治理的发展。然而，当前民俗文化振兴在促进乡村软治理的过程中，依然面临民俗文化夯实乡村软治理文化基础的软实力弱化；民俗文化重塑乡村软治理价值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滞后；民俗文化形塑乡村软治理认同基础的社会条件退化；民俗文化凝聚乡村社会资本的社会基础弱化；民俗文化促进乡村软治理的机制创新不足等诸多现实困境。
参考文献(略)
通过全文研究可知，乡村民俗文化自古就是乡土社会徳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社会重要的软治理资源。传统民俗文化对于乡村治理的作用表现为一种礼俗治理的逻辑，通过形塑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构筑血缘和地缘联结的传统社会资本，牢固家元共同体内的高度认同体系来实现。随着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传统民俗文化严重衰落，众多优秀的民俗文化逐渐衰弱甚至消亡。这使得乡土文化价值被抽空，乡村传统德治的基础严重弱化，乡村民俗文化的软治理能力随之弱化。具体表现为：民俗文化夯实乡村软治理文化基础的软实力弱化；民俗文化重塑乡村软治理价值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滞后；民俗文化形塑乡村软治理认同体系的社会条件退化；民俗文化凝聚乡村社会资本的社会基础弱化；民俗文化促进乡村软治 理的机制创新不足.
现阶段，政府大力提倡乡村“三治融合”，其中徳治就属于软治理的范畴。振兴乡村民俗文化，恢复民俗文化的徳治功能，成为补充“自治和法治”等硬治理手段不足，从而全面构建“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由全文研究发现，通过振兴民俗文化，能够从夯实乡村软治理的文化基础，重塑乡村软治理价值体系，形塑乡村软治理的认同体系，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促进乡村软治理机制创新等维度来促进乡村软治理的发展。然而，当前民俗文化振兴在促进乡村软治理的过程中，依然面临民俗文化夯实乡村软治理文化基础的软实力弱化；民俗文化重塑乡村软治理价值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滞后；民俗文化形塑乡村软治理认同基础的社会条件退化；民俗文化凝聚乡村社会资本的社会基础弱化；民俗文化促进乡村软治理的机制创新不足等诸多现实困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