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提出
一、选题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推进，我国已然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期。期间各种新的社会治理难题接踵而至，社会治理风险明显加大。与此同时，我国传统单一主体治理模式下行政执行僵化和部门碎片化造成了资源内耗与动员失灵，而权威管控与社会维稳又加剧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割裂，一系列困境和难题导致基层治理陷入“失序”状态①。在此背景下，如何创新传统治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风险和责任的有效分担，成为了今后我国社会治理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面对日趋复杂的治理环境，多元主体参与成为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社会组织承担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部分职能，在激发社会活力、创新社会治理、营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等方面发挥了颇为重要的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一系列的渐进式放权改革中，“监护型控制逻辑”下国家控制社会的“双重管理体制”开始解体②，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一节 问题提出
一、选题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推进，我国已然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期。期间各种新的社会治理难题接踵而至，社会治理风险明显加大。与此同时，我国传统单一主体治理模式下行政执行僵化和部门碎片化造成了资源内耗与动员失灵，而权威管控与社会维稳又加剧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割裂，一系列困境和难题导致基层治理陷入“失序”状态①。在此背景下，如何创新传统治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风险和责任的有效分担，成为了今后我国社会治理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面对日趋复杂的治理环境，多元主体参与成为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社会组织承担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部分职能，在激发社会活力、创新社会治理、营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等方面发挥了颇为重要的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一系列的渐进式放权改革中，“监护型控制逻辑”下国家控制社会的“双重管理体制”开始解体②，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社区社会组织是一种旨在满足社区居民多元化需求的组织形态。近年来，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了功能明显、作用突出的组织系统③。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中的增量要素，社区社会组织已日渐成为社区居民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织平台④。然而，我国社区社会组织数量不断上升的同时，其服务绩效却差强人意。换而言之，在相同国家政策和制度逻辑保障下，部分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绩效并不理想，并未充分发挥表达居民利益诉求、提供专业公共服务的预期作用，仍然面临着独立性缺失、官僚制演化、社会资源离散等困难和挑战⑤。因此，探究非制度因素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绩效的影响机制成了政府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一项不可回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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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目前国内不乏关于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简单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社会组织的直接影响，而忽略了社会资本的载体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以及社会组织自身所具备的组织能力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已有的社会网络与社会组织研究中，首先，对社会网络的划分维度过于抽象，未能很好地结合社区社会组织的实际情况；其次，对当代社区社会组织绩效的复杂作用机制还欠缺深入的分析，且针对中国情境下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本文在考察社会网络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绩效影响的过程中，引入了组织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通过运用案例分析和数理统计结合的方法对三者关系展开研究，试图进一步分析不同社会网络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绩效产生影响的条件，这是对以往相关研究不足的补充，同时也力图为政策调控提供理论依据。
二、现实意义
第三章 实证研究：基于湖州市社区社会组织的调研....................................17.......................
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目前国内不乏关于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简单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社会组织的直接影响，而忽略了社会资本的载体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以及社会组织自身所具备的组织能力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已有的社会网络与社会组织研究中，首先，对社会网络的划分维度过于抽象，未能很好地结合社区社会组织的实际情况；其次，对当代社区社会组织绩效的复杂作用机制还欠缺深入的分析，且针对中国情境下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本文在考察社会网络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绩效影响的过程中，引入了组织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通过运用案例分析和数理统计结合的方法对三者关系展开研究，试图进一步分析不同社会网络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绩效产生影响的条件，这是对以往相关研究不足的补充，同时也力图为政策调控提供理论依据。
二、现实意义
从社区社会组织的自我定位和社会期望中不难看出，其对于满足社区公共需求、解决社区治理困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尽管政府大力扶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但其仍然面临着发展不足的的现实困境。因此，动态能力对社会网络与服务绩效关系作用机制的影响研究，有助于相关工作者和研究者更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社会互动的现实样本，在优化正式制度环境的同时重视非正式制度因素对社区社会组织绩效的影响，从而更有效地引导社区社会组织投身社区治理。同时，本研究有利于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对社会网络环境和自身组织能力的认识，以便针对性地作出组织策略调整，增强组织获取和转化资源的能力，提升自身服务绩效水平，这对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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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回顾
第一节 概念界定
一、研究对象界定
本研究旨在分析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中，社区社会组织如何利用动态能力以提升服务绩效水平。因此，本文的研究主体是社会网络中通过动态能力适应外部环境以提升服务绩效的社区社会组织。王名认为，所谓的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群众自发建立的，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开展服务以解决群众切身难题并满足居民需求的组织①。夏建中在研究中提出，社区社会组织是以社区为活动场域，以当地居民为重要成员和服务对象，为解决社区矛盾、满足居民需求而建立的组织②。陈志卫和戴志伟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性质介于组织和个体之间，主要由社区居民自发成立，是社区功能不断完善发展的表现③。
综上，不同学者关于社区社会组织概念的观点和看法略有差异，但是不难发现其在活动范围、主要成员、服务对象以及组织目标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共同点，因此，本文将社区社会组织界定为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服务活动的非营利组织，其主要由社区居民构成，且旨在满足社区公共需求。
二、关键概念界定
（一）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这一概念由英国著名人类学家 Brown 率先提出，不过 Brown 未对其进行详细论述④。之后，Barnes 进一步丰富了社会网络的内涵，提出社会网络包含两个维度的内容，即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⑤。学者 Mitchell 则将社会网络具体定义为个体之间的关系及其模式，同时他指出这个模式包含了一个动态的过程⑥。Johnson 等人认为，社会网络是个体或组织为了更好地获得信息和资源，彼此进行交流并维持的一种沟通、协调和依赖关系⑦。国内不少学者也对社会网络做了相应的定义。例如，林南结合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源这两个概念提出，社会资源嵌于社会网络之中，而且需要通过社会网络才能获得。换而言之，社会网络是人们获得权利、地位、财富、声望等社会资源的媒介①。黄海云、陈莉平将社会网络定义为组织内部成员为了获取资源进而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交往中所形成关系模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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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回顾
第一节 概念界定
一、研究对象界定
本研究旨在分析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中，社区社会组织如何利用动态能力以提升服务绩效水平。因此，本文的研究主体是社会网络中通过动态能力适应外部环境以提升服务绩效的社区社会组织。王名认为，所谓的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群众自发建立的，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开展服务以解决群众切身难题并满足居民需求的组织①。夏建中在研究中提出，社区社会组织是以社区为活动场域，以当地居民为重要成员和服务对象，为解决社区矛盾、满足居民需求而建立的组织②。陈志卫和戴志伟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性质介于组织和个体之间，主要由社区居民自发成立，是社区功能不断完善发展的表现③。
综上，不同学者关于社区社会组织概念的观点和看法略有差异，但是不难发现其在活动范围、主要成员、服务对象以及组织目标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共同点，因此，本文将社区社会组织界定为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服务活动的非营利组织，其主要由社区居民构成，且旨在满足社区公共需求。
二、关键概念界定
（一）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这一概念由英国著名人类学家 Brown 率先提出，不过 Brown 未对其进行详细论述④。之后，Barnes 进一步丰富了社会网络的内涵，提出社会网络包含两个维度的内容，即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⑤。学者 Mitchell 则将社会网络具体定义为个体之间的关系及其模式，同时他指出这个模式包含了一个动态的过程⑥。Johnson 等人认为，社会网络是个体或组织为了更好地获得信息和资源，彼此进行交流并维持的一种沟通、协调和依赖关系⑦。国内不少学者也对社会网络做了相应的定义。例如，林南结合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源这两个概念提出，社会资源嵌于社会网络之中，而且需要通过社会网络才能获得。换而言之，社会网络是人们获得权利、地位、财富、声望等社会资源的媒介①。黄海云、陈莉平将社会网络定义为组织内部成员为了获取资源进而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交往中所形成关系模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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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基础
一、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网络发源于人类学，后随着研究范围不断扩展其理论也日臻完善。多年来，学者们在社会网络领域展开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
Granovetter提出了联结强度的概念，并从交往的频繁程度、感情色彩、亲疏程度和互利沟通四个维度将联结划分为强联结和弱联结。其中后者在社会中相对分布较广，因而是行为主体获取各类资源的主要渠道①。当然，这一理论假设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质疑。Graaf 等人将技术操作工作为研究样本，以实证研究证明强关系才是其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②。学者边燕杰指出，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强关系即“人情”关系会对个人的职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所以“弱关系”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③。虽然学者们的观点各有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矛盾的。因为强关系是个体间实现有效沟通的基础，而弱关系则有助于个体获得多元化的资源。
一、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网络发源于人类学，后随着研究范围不断扩展其理论也日臻完善。多年来，学者们在社会网络领域展开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
Granovetter提出了联结强度的概念，并从交往的频繁程度、感情色彩、亲疏程度和互利沟通四个维度将联结划分为强联结和弱联结。其中后者在社会中相对分布较广，因而是行为主体获取各类资源的主要渠道①。当然，这一理论假设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质疑。Graaf 等人将技术操作工作为研究样本，以实证研究证明强关系才是其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②。学者边燕杰指出，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强关系即“人情”关系会对个人的职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所以“弱关系”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③。虽然学者们的观点各有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矛盾的。因为强关系是个体间实现有效沟通的基础，而弱关系则有助于个体获得多元化的资源。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学派是结构洞学派。Burt 从结构角度出发将社会网络分为了两类特殊的结构：一是“有洞”结构，指的是个体间不存在联系或是没有直接联系；二是“无洞”结构，指的是两个成员一直保持连续不间断的联系。Burt 认为，如果两个成员间的联系属于“有洞”结构，而第三个成员和这两个成员的联系则属于“无洞”结构，那么第三个成员就位于“结构洞”的位置，也因此获得了资源优势④。国内学者郭毅等人认为，“结构洞”所产生的位置优势主要包括资源优势和控制优势。前者有助于社会网络中的个体获得多元化的资源，而后者则有助于该个体控制这类资源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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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湖州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17
第二节 研究模型....................................18
第四章 结论与展望...........................................43
第一节 研究结论..........................................43
一、政府网络影响机制...............................43
二、商业网络影响机制....................................44
第三章 实证研究：基于湖州市社区社会组织的调研
第一节 湖州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省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领域也居于全国前列。据统计，全省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超过 15 万个，平均每个城市社区有 13 个以上，农村社区有 4 个以上。这些社区社会组织不断为民生建设和社会治理事业注入正能量，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省加快了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步伐。2019 年 2 月，浙江省民政厅、财政厅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提出将重点培育社区自治类、社区平安类、社区服务类、社区文体类这 4 类社区社会组织。《意见》指出，计划到 2020 年，全省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 15 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 5 个社区社会组织。到 2030 年，实现社区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支持措施更加完备，整体发展更加有序，作用发挥更加明显，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省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领域也居于全国前列。据统计，全省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超过 15 万个，平均每个城市社区有 13 个以上，农村社区有 4 个以上。这些社区社会组织不断为民生建设和社会治理事业注入正能量，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省加快了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步伐。2019 年 2 月，浙江省民政厅、财政厅等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指导意见》（简称《意见》），提出将重点培育社区自治类、社区平安类、社区服务类、社区文体类这 4 类社区社会组织。《意见》指出，计划到 2020 年，全省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 15 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 5 个社区社会组织。到 2030 年，实现社区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支持措施更加完备，整体发展更加有序，作用发挥更加明显，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
在这一背景下，湖州市把社会组织管理和社会工作作为助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不断优化规范发展的政策环境，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2018 年 2 月 1日起，湖州市正式实施《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工作规范》《社会组织公益创投规范》《社会组织培育规范》（简称《标准》）三个市级地方标准。《标准》在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工作领导体制、组织建设、党员管理等工作，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流程、方案制定发布、项目征集、实施、结项等工作，社会组织培育和培育平台建设等多个方面做了规范要求，标志着湖州市社会组织工作迈向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之路。随着规范化建设的深入推进，湖州市各类社区社会组织遍地开花，如吴兴区湖东街道章家埭村乐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引入公益组织、志愿者团队，为当地居民提供关怀照顾、健康管理、素质拓展、课业辅导等服务；南浔区浔溪社会服务发展中心走入南浔思进学校，为务工人员子女开展自护、科普和心理教育活动等；德清县晨曦社工服务中心的社工与社区老人结对，积极搭建交流平台并鼓励老人参与社交活动，有效解决了独居老人的生活困境；吴兴区幸福之家养老服务中心在当地乡村开展多种趣味游戏，极大丰富了村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第四章 结论与展望
第一节 研究发现
社区社会组织不是单纯的服务提供者，而是集多种社会关系于一体的社会有机体。各主体间交往的频率、时间等以及在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信任、规范、共识等因素都会影响社区社会组织对社会网络中知识、资金、技术等各种潜在资源的获取，进而影响组织服务绩效。本研究结合文献理论与实际现状，在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证明了社会网络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绩效确实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动态能力在其中扮演了中介作用。但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在具体的作用机制上，不同维度的社会网络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网络影响机制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网络对服务绩效以及汲取能力的影响都呈现显著性（Estimate=0.193，p<0.001；Estimate=0.348，p<0.001），且汲取能力可以正向作用于服务绩效（Estimate=0.268，p<0.001）。这意味着政府网络可以直接影响服务绩效，也可以通过汲取能力间接影响服务绩效。对社区社会组织而言，政府网络主要包括与政府部门、街道办的合作与交往。一方面，良好的政社互动使社区社会组织获得了政府部门的信任，政府更愿意同这些联系密切的组织合作，频繁的“出镜率”让社区社会组织获得了居民对其服务的认可，直接影响组织服务绩效的水平。另一方面，政府以归口管理为契机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组织登记注册，这一规范化培育行为可以让社区社会组织享受政策红利、参与技能培训、获得专业指导，从而不断提高其汲取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的能力，为提升服务绩效水平提供物质保障，所以社区社会组织也能够在与政府互动中通过提高汲取能力间接影响服务绩效。前文案例对比中的 C 和 E 组织也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尤其是 C 组织已连续多年和政府合作开展“春泥计划”，在当地居民中有着很高的知晓度，大家对活动的评价也很高。当然，在活动中 C 组织也争取到了政府的专项资金作为活动经费，有效保证了公益活动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实证研究同时发现政府网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执行能力不存在正向作用关系（Estimate=0.063，p=0.063>0.05），即政府网络无法通过执行能力影响服务绩效，本研究认为这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失灵”引起的。志愿失灵理论认为，所有组织都追求低成本和高效率。在社会中，政府和企业是较为理想的结构模式，因而也成为了大部分社会组织学习的对象。当然，社区社会组织也不例外。为了获取更多赖以生存的资源以保障服务绩效，社区社会组织不得不依附于政府，甚至愿意让渡部分组织自主性，让政府参与到组织的日常管理之中，显然这会制约社区社会组织的执行能力。如湖州市 D 组织的服务活动主要还是由政府发动的，活动的内容和形式都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和安排，甚至在动员志愿者参与方面也需要借助一定的行政力量。所以从成立之初至今，D 组织的服务效果仍然差强人意。这一结论充分表明，社区社会组织在寻求发展时能利用政府网络获得资源支持，努力构建生存空间以谋求组织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当前社区社会组织仍然容易受到政府的被动影响，仅仅依靠政府会让社区社会组织陷入执行能力的困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