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本文以桐乡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研究主体，以学历教育对社会融入能力的影响为研究方向，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以桐乡市下辖11个镇（街道）为研究地域范围，对这11个镇（街道）中登记在册的各企业单位中已经完成学历提升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正在进行学历提升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梳理，开展问卷调查和人物访谈工作。
1 引言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1.1研究的背景
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让数量众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中流砥柱。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至城市的历程已逾30年，时间的变迁让农民工内部迎来了代际交替，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步成为这支队伍的主力军。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1.4岁，从年龄结构来看，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9.4%，其中16岁-20岁农民工占比1.6%，21岁-30岁农民工占比21.1%，31岁-40岁农民工占比26.7%①，这三个年龄段的人数比约占农民工总量的半壁江山。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农村生活的兴趣及故土情节较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从小在城市中长大，对于城市生活更加熟悉，因此希望在城市长期居住并且拥有城市户籍的愿望更加强烈。然而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工作在城市，户籍在农村”的现状，这个现状常常伴随着就业的不稳定性（工资较低、待遇较差、流动性较大）、工作岗位的低技术性（比如技术含量单一的生产流水线工人）、居住环境的边缘性（以居住在城中村或近郊地区为主，与本地居民融入程度较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过程存在障碍，激化“城市生活的二元结构”矛盾。
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能力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约，比如这一群体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源匮乏、社会（群团）组织参与能力低、文化资本欠缺以及自我期待值的影响，这些问题的根源也许都可以追溯到“教育”，从广义角度看，农民工社会融入能力的提升受影响于这个群体自身素质的提升，自身素质的提升需要依靠教育的助力，而学历教育又是这其中重要的一环，新生代农民工在当下依然不能完全脱离父辈也曾经历过的“就业的不稳定性、工作岗位的低技术性、居住环境的边缘性”难题，其症结依然可以归结为教育层次低下。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1.2.1国内研究现状
（一）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及社会融入能力的相关研究
农村劳动力往城市迁移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对农民工群体大量涌入城市这一现象及产生的问题研究也正是开始于这个时期。2001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城镇化层层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学者围绕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多，随着农民工群体的新老换代，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同样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些研究文章不仅出现在期刊杂志上，也成为硕博毕业论文中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
新生代农民工将会在近几年中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支主要力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任务是人口的城镇化，但是在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中，城市社会融入的过程面临多方的制度性障碍，比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杨继平，2016）①。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其社会认同更具模糊性。也就是说，老一代农民工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农村人，而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社会，但也无法融入农村社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融入中存在三大张力的问题，这三大张力问题即我国相关政策的“碎步化”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渴望之间的张力、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综合实力与向往城市化之间的张力以及中央政策与地方落实之间的张力。张力会长期存在，直接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成为一个不同于城市社会主流的边缘群体（王春光，2010）②。
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和就业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在工作中存在收入性障碍问题，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共同构成了这一群体在城市融入中的经济资本缺失。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资本缺失的原因，是这一群体大部分通过亲朋好友介绍进入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从事的多为劳动密集型和基础服务业工作，劳动附加值低，工作强度大且岗位的替代性很强（冯晓清，2018）③。血缘、地缘和业缘构成的初级关系依然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交往的主要内容（马良、郭玉飞，2016）④。大量调查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渠道通常是非正式的、自发的，他们或者通过同乡介绍，或者通过一些非正式的劳动中介机构，而通过正式机构组织应聘就业的比重非常小（徐玮、董婷婷，2009）⑤。所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难之问题的根本原因即社会资本缺乏，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没有经历过高等教育的情况普遍存在，他们亦较少参与社会活动，与居住地所在社区联系较少，从而导致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狭小（贾奥迪，2019）⑥。
2 核心概念的定义、理论基础及相关政策
2.1 核心概念的定义
2.1.1新生代农民工
一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进城从事非农生产6个月及以上，常驻地在城市，户籍地在农村的劳动力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是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他们生长在农村，也有一部分跟随父母在外出打工所在地长大，普遍较早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基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对农村的情节不如父辈般强烈。比起农村，这一群体更喜欢城市，喜欢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便捷的服务设施，但因受文化教育、经济收入等影响，融入城市难度较大。
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作者采访过多位新生代农民工，给人的整体感觉是由于成长环境的变化和教育基础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差别，相对于老一代来说，受采访对象对自己的未来更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是规划，不再盲目的“蛮干”，相信知识技术的力量，更加重视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追求被公平的对待，尤其是当获得学历教育提升以后，在找工作时不只关注工资待遇，也关注社保甚至住房公积金，更加重视自己所面临的这份工作有没有提升自己某一方面能力的可能性，有没有职业上升的通道并在工作的同时依旧不停的用学历教育等手段来提升自己的能力。这种意识上的觉醒，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角度来说是一种社会融入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更好的融入工作所在地的城市社会，从整个社会大环境来看，也将会是一种改变社会发展方向的大趋势。
2.2 可行能力理论及其运用到农民工社会融入分析的适当性
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出自其专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作者指出这本书主要论证发展是拓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关于发展，森认为有狭隘的发展观和聚焦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两种，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个人收入提高、社会工业化或现代化等；而聚焦人类自由的发展观则以人为中心，以自由为最高价值标准，为人的发展和福利服务。
贯穿“自由”的概念是在以实质性的意义上被定义，是指“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可行能力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权利，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和防护性保障。因此，可行能力的实质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可行能力标志了一个人能够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一个人的可行能力越大，过某种生活的自由就越大。可行能力理论的基础是传统资源平等主义和福利平等主义理论，他的提出为传统的贫困和发展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即森认为，贫困问题的产生不是因为资源的短缺，而是因为个人可行能力的缺乏或可行能力的被剥夺①。森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发展，发展的重要目的和主要手段是扩展人的自由。在人的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为人们创造适于发展的外部环境，使人可以充分发挥作为他自己本身的全部的潜能，由此扩大了一个人的自由选择的范围，进而又扩展了人的自由（徐玮、董婷婷，2009）②。
3 桐乡市新生代农民工求学圆梦项目现状调查........................... 23
3.1 求学圆梦项目相关的政策.................................. 23
3.2 调查数据选取....................... 25
4 桐乡市新生代农民工求学圆梦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41
4.1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机会能力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42
4.2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就业能力没有得到充分保证....................... 44
5 可行能力视角下提升桐乡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能力的对策................... 48
5.1 加强监管力度，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机会能力......................... 48
5.2 联动企业与高校，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就业能力....................... 49
5 可行能力视角下提升桐乡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能力的对策
5.1 加强监管力度，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机会能力
前文中提到，在以《2021“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行动”补助申报工作通知》 为例的文件中，对资助的对象限制除了各级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不管是否为在编人员都不属于资助对象外，在私立学校、私立医院工作的职工和在村（社区）工作的职工、自己开店等创业人员都是属于可申请人员范围之内，造成了非农户籍职工和农业户籍职工、市内户籍和市外户籍、省外户籍的职工一起竞争补贴名额的情况。每年的学历教育补贴名额毕竟有限，全市所有不同类型的职工都申请势必会影响农民工的申请成功率，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五种工具性的自由中就有提到“社会机会”自由，需要通过多种手段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这种自由。
要进一步强化监管力度，自上而下严格农民工群体申请学历提升补助的条件。总工会的通知文件中须明确对农民工的认证条件，强调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属于“农民工”范畴，保证农民工申请补贴的社会机会。各镇（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在具体布置工作时，要仔细对各基层企业的工会主席说明情况，同时在补贴申请平台审核资料过程中，对提交的每位申请人员的身份资料进行核查，退回不符合申请资格的材料，市总工会层面也应做好后期的把关工作。
6 结论
农民工求学圆梦学历提升项目，旨在通过学历教育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就业能力，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资本，打破贫困的闭环，逐步实现物质上的脱贫即“经济条件自由”；能够让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缩小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的整体收入差距，这是社会公平性的重要体现即“社会机会自由”；能够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对未来有憧憬，有渴望，一年比一年更有进步的直观感受即“精神感受自由”；能够让新生代农民工逐步适应城市生活，拓展与城市居民的人际交往能力与交往渠道，参与到所在社区的各种活动、所在单位的生产管理活动，甚至有机会在未来实现参与企业中工会委员的选举，地方各级党代表、地方人大、政协代表的选举即“政治参与自由”。为达到这样的愿景，本文在学历教育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能力这一假设下，结合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对当前桐乡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提升项目进行情况调研，以桐乡市下辖11个镇（街道）的报名参与学历提升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和人员访谈，对调查问卷的数据和人员访谈中的对话资料进行整理，发现目前桐乡市在推进农民工求学圆梦学历教育项目中出现的问题和短板，提出看法与建议以求得该项目在未来的推进过程中更广泛的惠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让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更多的机会享受政策福利，为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助一臂之力，提升其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最终利国利民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