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不同小区的社会资本存量显著不同，而这种不同确实会影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机关下沉干部的融入程度。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干部下沉的研究
既有研究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干部下沉的探讨主要是从宏观上论述了干部下沉存在的问题、发挥的作用以及优化建议等三方面内容。
首先，已有研究认为疫情防控期间干部下沉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对群众来说，干部“亲临现场”“靠前指导”，不仅能够发现疫情防控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掌握实际情况，而且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服务群众，有助于进一步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1]，下沉干部已经成为保障日常生活、维护社区安全、爱护特殊群体的中坚力量[2]。对干部自身来说，这不仅有助于下沉干部个人价值和锻炼成长的实现，增强其自信心和成就感，提升其履职能力[3]；而且从疫情防控战斗进程来看，他们的学习能力、应变应急能力及治理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4]。对基层来说，干部下沉后分担了很多他们原有的工作，比如采购物资、引导宣传、运送物资、发动物品捐赠、在卡口扫码登记[5]等，这些举措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基层面临的诸多难题，也有力地调动了群众与干部积极参与基层应急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相关研究指出，一方面，“下沉”将很多物力和人力资源带到基层社区，提升了社区疫情防控的能力，充实了社区防疫的力量，有效解决了社区疫情防控中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他们把科层组织运作体系带到了基层社区，重新构建组织体系，这不仅提升了社区在处理问题时的协调能力，也提升了其动员能力[6]。
其次，已有研究指出疫情防控期间的干部下沉也存在很多问题。在干部下沉过程中，很多领导干部不是特别了解基层工作的实际情况，只会提一些“高屋建瓴”的空洞口号和原则性要求，因此导致其制定的政策不仅缺乏有效性，而且缺乏必要性和针对性，他们在指导上也经常是“有高度、没深度”，缺少专业的指导和具体的措施[7]；另外，有些下沉干部在具体实践中存在消极作为和不作为、功利主义与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等现象[8]，比如形式上有多家上级单位向基层发布通知、索要相关材料和数据，下沉干部存在敷衍应对、只说不干、摆拍作秀等问题，还有个别干部遇到问题就开始推诿扯皮，存在作风不实、工作不到位等行为[9]。
（二）关于下沉干部社区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由于目前学术界尚未对疫情期间机关下沉干部社区融入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因此为了给本研究提供有效参考，本文主要有选择性地综述了有关驻村干部融入的影响因素和有关社区融入的影响因素。
1.关于驻村干部融入的影响因素
关于驻村干部融入的影响因素，既有研究主要从帮扶村庄的环境层面、驻村干部个人层面和政策制度层面来展开分析。
从帮扶村庄的环境层面来说，驻村干部是否能融入乡村治理、是否能得到乡村原有治理主体及居民的支持和配合，进而形成紧密、信任的合作关系与帮扶村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然而对于疫情期间下沉城市社区的机关干部而言，由于帮扶村庄的自然环境与机关干部下沉的城市社区的自然环境存在很大差别，因此本文剔除了这方面的影响因素，只保留了帮扶村庄社会环境方面的因素作为参考。这方面的影响因素有：贫困户的参与程度及其行动主动性，即贫困户是否参与以及主动参与都会导致扶贫工作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扶贫效果[1]，而扶贫效果的好坏正是驻村干部获得合法性、获得认可的关键因素，对其融入乡村的程度具有重要影响；“驻村第一书记”与扶贫地“两委”间的主体关系，这种关系越紧密，前者就越能得到后者的信任和支持，进而得到村民的配合，从而方便全面开展脱贫工作，有利于前者融入乡村治理之中[2]。这两种因素对于本研究的启示是，无论是社区内原有不同主体是否配合机关下沉干部的疫情防控工作，还是下沉干部能否与其他主体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都有可能影响他们的社区融入程度。
二、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概念界定
从论文题目来看，本研究主要涉及3个学术概念，分别为“社会资本”、“机关下沉干部”和“社区融入”。因此，本部分将对这些概念进行相应界定和阐释。
1.社会资本
目前，不同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界定还存在一定差异。部分学者将其视为某种社会关系中的特享资源，关注其对个人发展的作用。比如：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熟人、同事及朋友可以通过它们获得使用人力和金融资本的机会[1]；个人因为其人际网络中的某种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资源调动能力，通过利用这种身份获取社会资源和工作机会[2]。这些界定都把社会资本落脚到个人，认为它是个人所特有的资源，有利于个人目标和价值的实现。此外，还有部分学者把社会资本视为通用的公共资源，注重其对集体行动的作用，比如：社会资本是组织的一种特征，诸如网络、规范和信任，它们可以促进不同群体间达成有效合作，进而提高社会效率[3]；社会资本是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达成合作的非正式规范，社会网络、人际信任等与社会资本相关的要素都是该规范的产物[4]。这两种界定主要关注社会资本怎样使不同群体达成合作，从而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提升治理绩效。
从上述界定可知，社会资本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且目前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为此，结合本研究的需要，本文主要借鉴了普特南教授的界定，其被认为是社区层面最有用和最清楚的定义之一[1]。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区内部人员在互动中所形成的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在社区疫情防控中，他们能够通过促进不同群体的合作行为来提升防疫效果。
（二）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就广受国内外学者关注。至今为止，它不仅有着深厚的思想理论积淀，也有着深厚的社会实践基础，且该理论在指导实践问题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
1.社会资本理论的演进
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首次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社会改革者利达·汉尼范在研究基层乡村社区时第一次使用[2]。汉尼范认为“社会中的个人是无助的，如果他或他们可以与邻居联合起来，就能积累起社会资本，这不仅能满足他的自身需求，也能改善社区的整体状况”[3]。在这里，汉尼范虽然没有明确阐明和界定“社会资本”的含义，但通过其表述可知，他已经开始强调个体之间的团结、友情等，并认为由这种团结积累起的社会资本会对个体和社区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汉尼范对社会资本的使用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的不断关注，这一时期关于它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个人的社会资源获取，皮埃尔·布迪厄和詹姆斯·科尔曼是主要研究者[4]。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带至社会学领域，并正式地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即社会资本是潜在或实际资源的集合体……它与某集团的会员制度有相关关系，通过这种集体性资本为其所属成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为他们赢得声望[5]，即处于关系网络中的个人可以凭借其成员身份获得支持，有助于其个人目标的达成。在布迪厄的文章发表几年后，科尔曼在《社会资本创造人力资源》一文中重新界定了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所拥有的资本财产。它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主要存在于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中，能为内部的行动者提供便利——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1]。基于两位学者对社会资本的阐释可知，这一时期的社会资本研究不是聚焦于宏观层面，而是从微观层面入手，强调社会资本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它能为个人发展提供动力，有助于个人目标和价值的实现。但从科尔曼对于社会资本的界定中也可以发现，在他的研究中，他已经开始关注到了社会资本所具有的公共产品性质与结构性质，并认为社会资本不仅对个人有利，也对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有利[2]。这是一种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权威性的基础。
三、比较案例分析:基于A、B小区疫情防控案例.............................. 24
(一)案例背景 ....................................... 24
(二)案例描述 ................................... 25
结语 ...................................... 40
三、比较案例分析：基于A、B小区疫情防控案例
（一）案例背景
自新冠肺炎疫情首次爆发以来，截至目前新冠病毒几乎已经席卷了我国的每一个角落，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影响社会及国家的常态运转。为此，我国接连提出疫情防控的相应对策，其中“干部下沉社区”的做法便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通过积极下沉社区，助力疫情防控中的基层治理。
2022年年初，笔者所在的C市遭受了新冠病毒的严重侵扰。与往常不同，此次侵扰更为来势汹汹，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3月5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通告称3月4日市新增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1]，随即该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全面部署各项防控工作。此次通报后，市无症状感染者和确诊病例在日益增加，多地也被陆续调整为风险地区。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蔓延，3月11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全市“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对全市单位与小区（村）进行封闭式管理，解封时间另行通知[2]。然而疫情的发展速度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发展愈演愈烈，因此在3月19日，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开始对社会面实行提级管控，进入全域静默管理状态。就这样，这座焕发生机的城市被按下了长达近四个月的“暂停键”。工人停工、商家停业、学生停止线下上课、职场人居家办公……整座城市仿佛只剩下了身着防护服的“大白”在无声穿梭。在社区内部，疫情防控工作更是棘手，突如其来的全域静默管理让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社区工作人员措手不及。除了日常工作外，他们的24小时几乎都被额外的流调溯源、采集核酸、发放物资、环境消杀、转移患者等工作所填满。但即使这样，也依然无法应对封控期间小区居民爆发式的增长需求。因此，为缓解这一问题，相关部门一是动员小区内的居民志愿者积极参加防疫工作，二是省委组织部于3月31日下发了《关于组织省直部门（单位）党员、干部向社区报到的紧急通知》，号召机关人员迅速向所在社区报到，与社区工作人员、小区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等不同群体共同抗击疫情。
结语
本研究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机关下沉干部社区融入的差异问题入手，从政策制度层面、个人层面以及环境层面较为全面地梳理出可能影响下沉干部社区融入的因素，并结合案例进一步发现“社会资本”对其具有决定性作用。为了深入理解这一因素如何影响下沉干部的社区融入，本文将社会资本理论作为分析视角，基于关系网络、规范和信任（社会资本的三个核心要素）搭建了理论分析框架，认为三者共同作用于机关下沉干部的社区融入。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了同一社区内部两个小区的疫情防控案例开展实证研究，在对案例进行呈现后，从社会资本的三要素分别分析其对于机关下沉干部融入的影响，并验证前文搭建的分析框架。基于以上内容，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不同小区的社会资本存量显著不同，而这种不同确实会影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机关下沉干部的融入程度。具体体现为，小区的社会资本存量高，则机关下沉干部的融入好；反之，小区的社会资本存量低，则机关下沉干部的融入较差。由于社会资本会严重影响疫情防控期间机关下沉干部的融入情况，进而影响社区的整体防疫效果，影响国家与社会间的有效互动，因此提升社会资本水平以帮助机关下沉干部更好地融入其中就势在必行，这不仅需要有着政治责任与义务的国家和政府的努力，也需要市场和社会的积极参与。
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一是从立法入手，健全疫情期间乃至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完善有关干部下沉的法律及规章制度，如健全干部下沉社区的组织体系和加强组织保障；建立岗位匹配及定岗机制，实现干部下沉社区的精准对接；健全相应激励与考核措施；厘清下沉干部参与治理的边界和范围等。这些举措不仅会为下沉干部的社区治理工作提供便利，也有利于规范其行为，从而有助于不同主体间社会资本的培育，促进下沉干部的融入。二是从社区入手，改善社区内不同小区以及社区间的社会资本水平。首先，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要扮演好服务引导、沟通协调的角色，应依托既有的各种资源，引导及激励社区居民踊跃报名和参与社区活动，在不断交往中逐步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心理上的认同感，加强与融洽邻里之间的关系。其次，社区居委会和党组织应致力于建立及优化多元主体的协商参与平台、完善议事程序，通过定期组织会议，让不同治理主体在互动交流中解决社区公共议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