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以城郊社区治理模式的多元共存及效能比较为研究主题，对苏州、杭州、济南的三个城郊社区进行分析。以社区政治、经济、自治组织间的关系为主要依据，将城郊社区治理模式分为“政经剥离式”、“政经合一式”和“政经分离-共处式”三种类型。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随之而来的现代化与工业化浪潮，使得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呈现快速增长趋势，199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29.04%①，2011年其首次突破50%，达到51.27%②，2021年则攀升至64.72%③，20余年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以上。如此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使得许多城市近郊的土地被征用，越来越多的村庄被撤并，纳入到城市范围，由此便涌现出大量独特的城郊社区。
城郊社区是从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的一种特殊社区类型，从农村向城市转型，意味着由原来的村民委员会转为居民委员会，集体经济转为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身份相应地变为市民身份。表面来看，各地的城郊社区建设都是在管理体制和组织架构上的转换。然而究其本质，这些城郊社区并非完全是自发的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变迁，它们往往是地方政府行政力量推动的产物。但是由于各地政府的治理思维和政策设计不尽相同，再加上动迁时间、征地用途以及后期治理方式的不同，全国各地的城郊社区治理格局已然存在明显差异。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城郊社区治理模式的运行状态，本文选取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杭州市和山东省济南市进行实地调查，就这三个城市而言，它们的城镇化率均超过全省、全国平均水平。据《2021年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到2021年底，苏州市的城镇化率达到81.93%④；杭州市的城镇化率也超过80%，达到83.6%⑤；济南市城镇化率为74.21%①。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第一，对社区的研究
一般认为，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是最早对社区进行系统化研究的人，他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指出“社区是基于情感、记忆等自然意志形成的社会有机体，以血缘、地缘、伦理团结为纽带的家族、亲属、邻里关系等都是其主要形式”①。之后以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提出了人文区位理论，借用生物学进化论的原理将研究视角聚焦到了城市社区，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随后学界相继出现了“社区消失论”、“社区继存论”、“社区适应论”、“社区解放论”等主张。“社区消失论”认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影响下，人们更加倾向于通过正式组织维持生活，社区会逐渐消亡。作为其对立面，“社区继存论”则强调社区并没有消失，血缘亲缘关系仍在城市中存在。查吉特（Chatterjee）指出即使在大都市里也依然保留着社区的记忆②。“社区适应论”主张社区能够进行动态的自我调整，以便适应城市的发展。沃伦（Warren）认为，作为城市的补充部分，原有社区通过改变自身结构的方式融入城市③。“社区解放论”的代表人物费尔曼（Wellman）提出城市居民应从地理社区的地域局限中解放出来，建立分散的“社会网络”④。
第二，对社区治理的研究
国外的社区治理研究起步较早，且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研究视角来看，西方学界主要运用政策网络视角、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社会资本视角来分析社区治理问题。首先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出发，凯西（Casey）认为社区治理是通过社区内的组织和网络来进行的，社区层面上的公共政策过程既包括最初的问题识别，也包括后面的决策、执行与评估①。博瓦德（Bovaird）认为社区中的政策方案制定不仅仅是依靠单纯的自上而下的程序，而是涉及许多政策系统的共同协商②。其次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马斯登（Marsden）认为社区治理主要体现在面对各项社会挑战时，政府与其他非政府组织间的相互合作③。贝尔费耶（Bellefeuille）认为社区的回应性需要通过推动居民、非营利组织、商业组织等全部工作者一起采取行动来体现④。最后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普渡（Purdue）认为在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循环关系，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社区邻里伙伴关系，相应地社区邻里伙伴关系也能够加速社会资本的累积⑤。杰弗里（Jeffrey）认为社区的发展建设对于社会资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随着社区发展的逐渐增加，社区成员更多的参与到公共组织中，进而创造社区社会资本⑥。
第二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概念界定
一、城郊社区
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民政部颁布的《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指出：“社区是指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①。一般来说，根据社区的地域结构、人口密度、发展属性等可以将其分为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而本文所讨论的城郊社区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的社区。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规模不断膨胀扩张，征地拆迁、撤村建居等行动的实施，使得大批城市近郊的村庄陆续被纳入到城镇范围，从农村村落转变为城郊社区。作为一个空间概念，从字面上看城郊社区更强调其地理特征，而从内涵上看，学界往往将其与“村改居”社区、新型农村社区、过渡型社区、转型社区等一同讨论。关于“村改居”社区，张亚鹏、张建明认为“村改居”社区往往都是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产生的，其实现了由现代城市图景取代传统农村的过程②。顾永红、向德平等人认为“村改居”社区是指完成了由村委会向居委会转变、农村户口向城市户口转变的一种特殊社区类型③。关于新型农村社区，林聚任、董萍认为新型农村社区不只表现为单纯的集中居住，还体现在打破原有村级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对管理形式与行政组织进行重新整合④。关于过渡型社区，吴晓燕认为过渡型社区是伴随城镇化发展产生的一种特定社区演进形态，具有过渡性特征，其既延续着原本农村社区的属性，又包含着现代城市社区的特征⑤。关于转型社区，康之国认为转型社区是指由农村村落向城市社区转变的一种社区类型,是一个较为封闭的村社共同体，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和共同习惯等建立起来①。
第二节理论基础
一、历史制度主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度被“重新发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逐渐从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兴起，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范式。而新制度主义的内部流派众多，在《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文中彼得·豪尔（Peter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Taylor）将新制度主义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①。其中最能体现新制度主义主张的当属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它继承与改造了政治科学中的旧制度主义，另一方面它也对行为主义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它试图从中观层面重构政治科学，尝试通过中间层次的制度，架通政治科学内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桥梁②，将历史作为基础，把制度作为中心，通过制度的变迁过程进一步分析政治生活的本质。
对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界定，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和斯温·斯坦默（SvenStionmo）最早给出了解释，在其《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学派》一文中提到“历史制度主义试图解释政治斗争是如何以其所发生的制度情境为中介而进行的”①。自此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历史制度主义得以快速发展。历史制度主义制度观的核心在于强调制度在政治分析中的中心地位，在这一点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联系密切，两者都强调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将制度概念引进了理性选择理论的框架中，强调以个人偏好和理性选择来分析政治现象。但是在历史制度主义学者看来，其理性假设过于狭隘，政治行动者在一些场合中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理性最大化者，他们遵循的是满意规则而不是最优标准。另外，历史制度主义认为个体行动者的偏好选择与目标设定会受到制度背景的约束，行动者是在制度的塑造下逐步形成个人的利益偏好的。
第三章 城郊社区治理模式多元共存的生成背景及成因分析 ............ 22
第一节 城郊社区多元共存模式的生成背景 ........................ 22
一、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发展倒逼社区建设 ................................ 22
二、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 23
第四章 城郊社区三种治理模式的运行状态考查 ................................ 29
第一节 政经剥离式:基于对苏州市L社区的调查 .................... 29
一、L社区基本情况介绍 ................................. 29
二、主导型政府—社区关系的制度建构 ....................... 30
第五章 城郊社区治理模式的效能比较 ............................ 48
第一节 公共基础设施满意度比较 ................................ 48
一、社区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情况 .................................. 48
二、社区公共基础设施的总体评价 ........................ 49
第六章城郊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建议
第一节着力构建社区治理新格局
一、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政府作为城郊社区建设的主导者与推动者，在城郊社区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对社区工作的指导也几乎涵盖了社区发展的各个方面，从社区的空间生产规划到社区建设方案的具体实施，再到社区组织的运行和社区服务的供给，随处可见政府与社区的连接。在这种情形下，科学定位政府角色，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便成为城郊社区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根据前文对三个城郊社区治理效能的比较分析，L社区的治理效能最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L社区采取的政府强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在具体治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因此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首先要调整政府对社区的治理理念，改变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政府的大包大揽行为，纠正传统的“强干预”式治理思路，减少政府对社区工作的直接干预，使政府回归“同辈中的长者”角色，释放公共空间。政府要通过下放权力，加强与社区的合作，激发社区整体的能动性，给予其他治理主体充分的自主权①。同时这种公权力的让渡也应做到制度化和法制化，如此才能保证治理的连续性和长效性。其次要发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政策支持的作用，做好城郊社区建设的顶层设计，避免使规划流于形式。各地政府应高瞻远瞩，将城郊社区按照城市标准来建设，重视建设过程中的房屋质量问题。同时各地政府也要以人为本，积极为城郊社区提供更为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如便利的公共交通、充足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充分的公共空间等。最后各地政府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地方文件，对社区自治组织的功能、性质、社区选举以及其他社区组织的职责权限、法律地位等做出明确规定，从法律层面保障社区居民自治的实现。
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传统农村村落在市场化的浪潮下逐渐被侵吞。城郊社区的出现是构建新型社区整合机制的有力尝试，其形成具有独特的时代背景。但是从动态的角度全面考察各地城郊社区的建设与治理过程，发现由于社区在所处地理位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地方历史制度惯性、地方文化传统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各地城郊社区在治理与形态层面存在着不同样态，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城郊社区治理模式。
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以城郊社区治理模式的多元共存及效能比较为研究主题，对苏州、杭州、济南的三个城郊社区进行分析。以社区政治、经济、自治组织间的关系为主要依据，将城郊社区治理模式分为“政经剥离式”、“政经合一式”和“政经分离-共处式”三种类型。同时聚焦于政府与社区关系的制度建构，社区内部政治、经济与物业组织的职能变革及社区治理的运作逻辑等问题对三种不同的城郊社区治理模式运行状态进行考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各城郊社区治理的现实效果，从公共基础设施满意度、公共服务供给满意度、合法性与居民认同度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治理效能的评估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对三个城郊社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情况、居民对社区公共设施的总体评价、社区两委的服务内容及工作侧重点、社区物业类公共服务供给情况、社区生活的整体满意度、社区生活的改善度进行比较分析，发现L社区总体情况最差，X社区和J社区的总体情况相对较好。基于这一调查结果，以这三种不同的城郊社区治理模式为基础，从构建社区治理新格局与提高社区自治水平两个维度出发，针对城郊社区的发展建设提出一些概括性的建议。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