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本文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广西兴安县J镇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实践，立足于服务型政府理论、三圈理论等理论，运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分析发现尽管当前J镇示范村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绩。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一）相关概念界定
1.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总体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中国现有行政体系中，乡镇作为我国层次最低的政府行政组织，一般被看作是国家治理末梢。在建国之初计划经济时期乡镇曾被分开看待，农村地区的乡是相对于镇而独立的存在。与镇相比，乡在人口数量、经济实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为后来统筹发展农村经济，实行撤乡并镇提供了现实基础。1982《宪法》第95条关于“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5条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的规定，从法律层面明确了乡镇政府作为基层行政组织的合法性，并在权力隶属上规定了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行政组织，负有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执行的义务。因此乡镇政府可以被看作上乡政府和镇政府的统称，即是为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方针，管理所辖区域社会公共事务，推进各项有益于设施建设而设立的基层政府机构。
2.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一般简称为乡村振兴，可以被看作是继乡村发展、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的延续，但同时也具有新的时代意义[1]。自十九大提出以来，立足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乡村振兴的解释涵盖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领域，不同的学者就其与社会主要矛盾关系、如何推进城乡融合等都展开过讨论。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农村仍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的任务，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可以看出实施乡村振兴仍是立足于改变农村发展落后和缩小城乡差距的需要，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央对乡村统筹布局的强调，其意指需要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前提下，不仅关注城乡之间的现有差距，也要兼顾农村之间的发展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村振兴是基于我国现实国情，为进一步建设现代化国家，弥补农村短板，围绕农村产业、生态等领域展开的一项区域综合性措施。
（二）研究理论基础
1.治理与善治理论
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末，在当时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中“government”一词主要用于代指政府与统治，即在强调国家正式机构对权力的合法性垄断的同时表明民族国家的运作实质上是一种以维系公共秩序，便于开展集体行动为目的的制度化过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著作对治理（governance）关注的转向，治理的内涵逐渐超出传统意义上的控制、引导、操作范围，并且由政治领域扩散至社会经济领域。1989年世界银行在对非洲动乱情况进行概况中首次提出“治理危机”，正式将“治理”一词应用于政治发展状况研究之中，引起了各国学者对治理的讨论。例如皮埃尔所认为，正确理解治理的前提条件在于区分治理与统治之间的具体内涵，必须重头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1]。两者相同之处在于都以维护正常社会秩序为最终目的，但在主体选择上，“治理”对主体范围的界定相对于“统治”对公共机构的局限，显得更为宽泛。对此，斯托克就治理作为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认为其本质在于所偏重的运行机制并不单依靠政府的权威或者制裁,并梳理出五种具体论点[2]。然而，随着对“治理”理论研究的深入，各国学者注意到“治理”并非万能的，也存在着失效的情况，于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治理，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开始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善治”意指“良好的治理”，是对“治理”一词所具有的状态更良好的诠释。Leftwich认为善治是政府与其它主体之间通过一种制定独立的司法体制和法律体系，以遵守法律和人权为前提，对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进行负责管理的过程[3]。俞可平在综合各家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善治”具有法治性、合法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透明性等内涵[4]。其中法治性作为善治的基本要求，主要强调在权力平等和人民主权的框架下，对政治专制的反对；合法性则是一种对社会权威和公共秩序自觉认可的状态和性质；而回应性则可以看作责任性的延伸，意味着政府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遵循政治信息透明性基础上，不仅需要对自己行为负责也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回应。
二、乡镇政府推进示范村建设现状分析—基于兴安县J镇个案
（一）J镇作为研究个案的代表性分析
兴安县地处湘桂走廊要冲，境内高速铁路纵贯全境，是桂、粤、湘、黔四省会三小时经济圈建设的关键枢纽。十三五以来经过政府主动作为，兴安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年均增长9.4%[1]，按期实现整县脱贫并先后获得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和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等殊荣，在发展乡村振兴方面拥有较为突出的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
J镇作为兴安县次中心地区所在，隶属全国小城镇建设重点镇、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和全市第二批13个示范乡镇[2]。在示范村庄建设方面，自十八大以来，依托红色历史文化资源，通过开展长征文化“一廊一园”、创意农业体验等项目，相继建成百里、五一、屯川等五个示范村并先后入选第十一批桂林市文明村镇和生态旅游示范村，拥有较好的村庄基础；在农业产业方面，立足“桂林柑橘第一镇”的产品优势，近年来J镇大力发展种植加工产业，成功打造红色湘江四星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相应的吸引了一批加工、冷链物流公司入驻，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种植、加工、冷藏、销售一条龙蜜橘产业链；在营商环境方面，大量农产品等相关企业的入驻对J镇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电力等部门推出了“一站式”改造升级措施，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推进村集体经济数字生活室等建设，有效保障了镇内农产品种植、加工等产业发展基础。因此相对于其它乡镇，J镇无论是在行政区域规划还是产业经济建设方面都具备一定比较优势。本文选取J镇作为个案，通过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镇政府建设示范村现状，对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结果，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二）兴安县J镇概况及调研基本情况
1.自然地理概况
J镇位于兴安东北部，是桂北古镇之一。镇内地貌复杂，东西南三面高、中北低，海拔最低500米，最高2141米，地势起伏较大且整体属于丘陵及林地地形，有利于形成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的区域性气候。据统计全镇耕地面积达3245公顷，林地面积1.52万公顷[3]，除苏家村被列为西北山地林粮区外，其余10村皆被划入中部丘陵平川粮果牧区[4]。加上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8℃，降水量1541毫米，平均日照1468小时，导致柑橘、葡萄、水稻农作物含糖量高、品质优良。在水文方面，全镇依江而建，镇域内有湘江由南向北纵穿而过，河道总长16千米[5]，水资源相对丰富，为全镇工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基础。
2.社会经济概况
J镇地处兴安、全州、灌阳、资源四县交界之地，交通区位优势较为明显。镇内交通主要呈“＃”字分布，拥有贯穿南北的湘桂铁路、322国道和连接东西的桂黄、桂资、桂灌公路，向北毗邻跨省公路，是区内重要陆路枢纽。全镇总面积168平方公里，下辖11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常驻人口4.6万，其中镇区建成面积1.4平方公里，拥有常驻及流动人口8000余人，乡村人口比例大于城镇人口。在产业发展方面，J镇以柑橘为农业主导产品，配建有2500亩高标准连片种植示范场，工业上则以工业集中区B区为载体，总规划面积2800余亩，拥有各类工业企业20余个。旅游资源方面则偏向于人文景观，拥有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建筑多处，镇内红军堂旧址更是被国家认定为全国十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吸引大量外地游客参观学习。在医疗资源方面，拥有全区最大的乡镇级医院，涵括多个临床科室、医技科室，其中小儿骨科、颈肩腰腿痛科、脊柱外科先后被列为自治区级中医重点学科，成为县内财政重要收入来源。
三、兴安县J镇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28
(一)兴安县J镇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28
1.组织维度:参与主体认知偏差................... 29
2.产业维度:特色品牌建设缓慢............................ 30
四、国内外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经验借鉴 ...................... 38
(一)韩国新村运动 ..................................... 38
1.新村运动背景 ................................. 38
2.新村运动主要内容 ....................................... 39
五、乡镇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优化对策 .......................... 43
(一)坚持农民本位,健全示范村参与机制 ......................... 44
1.转变政府建设理念 ......................................... 44
2.增进村庄协商能力 .......................................... 44
五、乡镇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优化对策
（一）坚持农民本位，健全示范村参与机制
1.转变政府建设理念
作为一项具有特殊价值的系统工程，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具有典型的条块结合的特征，既需要政府行政力量参与，又要求做好相关社会力量动员，否则就会因为缺少内部行动能力或者外部支持力量带来不必要的风险，甚至变得毫无价值。因此对于如何消除政府与其它主体在建设过程中的沟通矛盾，化解潜在冲突，关键在于如何转变基层政府理念，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建设格局。对乡镇政府而言，应首先着眼于提升内部工作人员素质，重视建设反馈信息收集制度。乡镇对政府权威性的强调，固然能在短时期内进行形成农村动员合力，但如果乡镇政府一味将其他示范村参与主体视为被动服务对象，忽视行政主导下的民意反馈，这种治理理念的迟滞必定会延续目前示范村建设普遍存在的同质化错误。对此乡镇政府首先应当从内部加强对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培训，通过增进相关公职人员乡村建设责任意识，引导其认知观念从强调对上级负责转向对农民负责；其次在行动上则需要及时转变工作重点，从以经济为基础逐步转向以服务为本位，通过主动将部分项目的选择权下放至村庄，减少以行政命令代替农民选择的行为发生，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在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同时，促使政府自身行政导向服务型转变。
六、结语
农村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课题，随着“新三农”问题的出现，农村原有的发展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农民生活发展需要，加快农村地区转型发展成为大势所趋。乡镇政府作为农村的直接领导者，在国家当前全面推进建设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本文立足乡村振兴背景，以乡镇政府示范村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问卷调查、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乡镇示范村打造目标要求，着重研究当前乡镇示范村建设的不足之处及其影响原因，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乡村振兴示范建设与乡镇政府推进乡村振兴关系密切。一方面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是乡镇政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运用，适应了我国基层政府资源与农村实际需求不匹配之间的供给矛盾，有利于政府以有限资源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实现创效增收；另一方面乡村振兴示范建设又要求乡镇政府优化政府职能，通过建立示范村样板进行差距比对，借助引导的角色理念介入农村建设，才能更好的实现自身服务型转变，为农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有效政府动能。
第二、乡镇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建设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特别是农民群体。政府对特定村庄的选择性支持、交通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固然是影响村庄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示范建设要想取得真正的带动效果，就需要做到科层动员和社会动员的平衡。对于农村建设而言，农民作为最广泛又是最直接的参与者，让农民受益理应也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此，乡镇政府应在既有压力型体制下摒弃资金决定建设的滞后理念，立足尊重农民意愿基础，合理利用再分配政策，以资金的诱致性作用来激活其他参与主体的建设积极性，保障示范建设的自我逻辑不被政府科层主导。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