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本文以合肥市B社区为蓝本，结合笔者在具体项目中的实践与观察，利用文献分析法、实地调查法、访谈法首先梳理出了“五社联动”各个主体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以及机制运行的过程。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社会市场经济以及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实现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了基层工作者参与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真实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要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效率，要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这为我国基层社区的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政府对于基层治理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依托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就业地点和居住地。于是，基层治理相对应的便摆脱了受制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转变为了“社区制”。大拆大建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浪潮中不断上演，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阐述的“基于乡村中亲缘和地缘关系所产生的差序格局①”正在个体原子化的城市社区中显得逐渐式微。对于基层治理来说，多元共治的局面是每一个城市社区追求的善治目标，而不断原子化的城市社区为这一目标的是实现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要素协同、多方共治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当务之急。
面对基层治理困境，我国的研究者提出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社区合作型权力重塑”、“社区共同体”等概念，旨在通过该研究领域的理论创新来为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可借鉴的模式。最近几年，对社区治理进行了一种新的探讨，即强化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实现社区治理的多样化，同时也越来越多地从上层理论层面为基层政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价值。以社会工作者、社区、社区组织为主体的“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近年来受到社会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在我国各地多个社区进行推广和践行。虽然在部分地区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也为我国城乡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制度的创新打下了实践基础。但是，“三社联动”的实践效果对于部分地区的治理成效显得捉襟见肘。
第二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一、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聚焦一下几点：首先，通过本文的写作，希翼可以对于合肥B社区的基层治理模式进行较为系统的阐释，以此对于合肥市推行“五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的成效进行一定的分析。其次，由于传统的“三社联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化的基层治理和日新月异的基层社区治理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相互脱节，通过本文的案例分析，试图阐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五社联动”背景下所被赋予的新的基层治理内涵。最后，本文的研究是基于参与者立场进行的分析与写作，进而可以发现案例社区中治理模式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以多元、生态的视角出发对于优化社区治理模式、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路径进行探索。
二、研究意义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石，是在深刻认识到社区治理发展规律上的创新，也是社区落实“一核多方”治理模式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实践形态。所谓共建共治共享的“主语”便是社区治理中以社居委为核心的多元化参与者。落实“五社联动”机制便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五社联动”是在“三社联动”为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其立足于社区（主导）—社会组织（主体）—社会工作者（组织）—社会服务平台（整合）—社会资源（社会力量）的多方共治的合作形态，是时下社区治理模式中比较完善的一套社区治理理念。国内有不少地区在试点实施“五社联动”的过程中取得了部分成效，得到了一定的实践检验，对于该模式的研究对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水平具有一定的意义。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
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是社会学研究中的基本的元概念，其既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混合体，也是各种情感与理念的混合体，因此，共同体理论是解释个人与社会关系、维系社会团结和道德整合的理论支撑。共同体理论自19世纪社会学学科确立以来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话题。社会学中的共同体概念一般起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滕尼斯在书中用德语Ge Meinschaft表示一种群体的有机组成形式，20世纪20年代被美国社会学家翻译成英文中的Community，在1932年美国社会学家帕克（Ｒ·E·Park）提出了“Community is not society”之后，我国学者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将Community翻译成中文 “社区”，以此来和“社会”一词相区别。①社会学范畴中共同体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对于不同时代的问题中对于如何处理好作为单一化的个人与整体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回应。在社会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共同体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从 “传统”到 “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发展历程。
传统的共同体理论主要是指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对于传统共同体的解释和说明。为了回应19世纪70-80年代德国工业化大浪潮中所产生的个人与传统乡村社会联结的失范问题，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抽象地概况了 “共同体”与 “社会”这两种社会生活类型。②滕尼斯认为，基于血缘、地缘和姻缘等自然社会关系所形成的内部联系的群体，代表了人类最古老、最传统的社会联结方式，这种社会生活共同体构成了互通有无、守望相助的传统社会形态。在这种共同体形态中，血缘共同体随着社会变迁以及个体行动分离为了地缘共同体，而聚集而居是地缘共同体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地缘共同体又由于个体的交往所产生的情感联结而演变为精神共同体。而与这三种共同体形态相对应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亲属、邻里和友谊”。后来，在现代工业社会迅速发展中，传统社会共同体理论逐渐式微，社会学家们围绕着现代工业所兴起的共同体形态展开了思考。
第二节 相关概念
一、五社联动
“五社联动”，从字面上看即为通过五大社区治理主体和平台的互联互动，以此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形成“一盘棋、大合唱”的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格局。“五社联动”的基础是“三社联动”，是在“三社联动”的基础上进行的升级创新。2004年上海市民政部提出了以社工、社团和社区为主的“三社互动”模式，上海也因此成为了我国最早探索“三社联动”模式的城市。“三社联动”是指在政府部门主导下，以社区居委会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三方协调互动的机制。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和商品房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高度分化促使了天南地北的人们得以聚集在一个社区生活，而由此也打破了传统村社中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格局，陌生人、半陌生人社会在城市社区中逐渐形成，城市社区的个体呈现出越来越高度的原子化态势。面对此种现实情况，也催生出了越来越精细化和复杂化的社区治理需求。为了回应此种社区治理需求，合肥市民政局2017年启动了《“五社联动”聚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项目，在原有的“三社”主体的基础上增加了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开始了探索“五社联动”的基层治理模式。2018 年 3月，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发〔2017〕13 号）的文件精神，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合肥市民政局随即印发了关于《合肥市“五社联动”的实施意见》，表示合肥市政府在全市选择了 24 个街道和社区，作为接下来“五社联动”重点工作的观察点和考察点，并计划于 2019 年要向合肥市全市各街(镇)全面铺开“五社联动”工作。此后，“五社联动”基层治理模式在合肥市全面展开。
由此可知，“五社联动”是指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目标，坚持党建引领，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发挥引导组织作用，以社区居委会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为支撑、以社区志愿者为辅助、以社会慈善资源为补充的现代基层治理行动框架。“五社联动”是较之于“三社联动”的升级，是在“三社联动”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化的完善，对于更好的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第三章 “五社联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践 ................................. 20
第一节 合肥市B社区概况 ...................................... 20
一、社区人口结构概要 ...................................... 20
二、B社区治理工作概要 ........................... 21
第四章 “五社联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践困境 ......................... 39
第一节 B社区实施“五社联动”存在的现实问题 .............................. 39
一、社区动员居民参与治理的力度不强 ............................... 39
二、社会工作者与社居委职能交叉问题严重 ................................ 40
第五章 “五社联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优化建议 ......................... 48
第一节 推动社区居委会减负增能 ....................................... 48
一、建立清单制管理制度 ........................... 48
二、建立网络社区 .............................. 48
第五章 “五社联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优化建议
第一节 推动社区居委会减负增能
“五社联动”是推动基层社区实现多元共治的有效模式与路径，社居委作为“五社联动”中多元主体的引领者，是基层党建领域社区治理的主要阵地，而通过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社居委的行政负担过重是导致其“五社联动”实践效果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根据有关文件精神要求，推动社居委实现减负增能，使得社居委重获自治属性。结合B社区的实际工作，从多角度进行落实整改。
一、建立清单制管理制度
在社区公共管理领域中推行清单制管理能够有效调节社区社会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水平，实现基层治理的权责“可视化”规范基层人员行为的一种有效机制。首先，B社区社居委可以根据社区不同职位的工作人员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对于社区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以及其拥有的权力和应尽的责任进行全面的梳理，严格要求社区工作者认真落实好自身的工作内容，尽好自己的工作责任。其次，根据不同类别的任务和工作事项来源建立社区工作准入清单。应该全面厘清哪些是各个职能部门以及基层政府要求社区承担的行政事项，哪些是其社区自治范围内应该承担的工作事项。其中，属于基层政府职能范围内的事项，不得一味转嫁给社区居委会，要厘清事情的重要级，对于不必要的形式工作根据现实情况给予撤销，对于重复的工作事项根据文件要求进行合并。最后，建立社区的问题与需求清单。问题清单的构建在基层治理中起到了民意收集的作用，群众借助此平台向社区两委反映自身实际生活的问题，自觉地对自己生活的社区进行“漏洞检查”，由此推动了基层干部和群众对于社区资源的有力整合，进而简化社区工作，进行针对性的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治理能力。
结语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五社联动”作为基层治理模式的一种革故鼎新，正受到我国多地基层政府的青睐，同时也用实践效果证明了其较旧有的治理模式展现出的独特治理优势。近年来，合肥市积极探索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居委、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慈善机构之间的协同治理道路，基本形成了与“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相符合的基层治理创新模式。
因此，本文选取了具有典型合肥老城特性的B社区作为案例分析对象，研究其实施“五社联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容、机制，并根据其实践产生的问题针对性地给出了对策建议，希翼通过本文浅薄的研究来为B社区亦或是其他基层地区在探索实施“五社联动”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带来可供选择的参考价值。通过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一）“五社联动”治理模式对于我国城市社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具有不可否认的促进作用。在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以及城镇化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得益于该治理模式强大的聚合机制，使得城市社区中逐渐原子化的个体有了联动与协调合作的载体，社区个人行动与社会整体行动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关系，“个人—社区—社会”的情感联结得到了强化，促进了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互融。以此，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了可能。
（二）由于不同地域的特性以及发展水平的不同，在实施“五社联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差异化的现实问题，面临着不同的困境。通过B社区的案例分析可知，其问题大多在于“五社”主体的运作问题上，每一个主体、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实践偏差。因此，在实施“五社联动”的具体实践上，需要完善成熟的监督反馈机制，避免实践目标偏离预期的价值目标。针对于在B社区中“五社联动”实践所出现的问题，研究根据不同的治理主体给出了不同的对策建议，总体包括：推动社居委减负增能、深化社会工作者的联动力度、完善社区志愿服务的制度体系、增强社会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参与力度和对社区治理的整合能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