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本文结合CSS2019数据实证分析绩效感知对中央、区县和乡镇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绩效感知显著正向影响政府信任。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政府信任是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步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石和润滑剂。早在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便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提醒党和政府要特别注意“塔西佗陷阱”①，无论现有存在的公权力失去公信力问题严重程度如何，都必须要下大力气解决。政府信任与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密切相关，其信任水平不仅体现着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公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认可度、参与度和满意度。从政治学理论视角出发，增强政府信任就是政府通过自身的特定行为获取社会公众的信任及认可，本质上就是“得民心”的过程。正如孟子所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心，斯得民矣。”2015和2016年两年，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和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提到“民心”二字，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立规矩、正规矩、治规矩，说到底就是要凝聚民心”。
2017年10月18日，以党的十九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式迈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归根结底是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以实现“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④。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卫生组织（WTO）经过慎重评估后，在同年3月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列为全球性大流行病。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非但在经济发展上给世界各国政府带来了极大考验，也在治理端向世界各国政府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少地区政府及执政党因为不作为、慢作为甚至乱作为而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据2022年1月20日新华社报道，知名公关公司爱德曼发布《2022年度爱德曼信任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度高达91%，蝉联全球第一，而美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仅为39%，在受访国中列倒数第二。①值得一提的是，在该项权威调查中，中国政府的综合信任指数已经连续三年位居第一，结合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攻坚战中所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来看，我们可以相信高水平的政府信任确实能够有效减少政府运行成本，提高政府治理效能，从而实现良好的应急管理。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中，“人民”一词贯穿始终，出现百余次，充分彰显了党鲜明的人民立场和坚定不移的为民情怀②。新的征程下，全方位提升政府信任既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更是厚植人民情怀、践行初心使命的题中之义。
1.2文献回顾与述评
1.2.1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
1.国外政府信任研究回顾
（1）政府信任议题的缘由
Georg Simmel（1900）②开创了当代社会学信任研究的先河，其在《货币哲学》和《社会学》中首次提出了以个体间互动为起点的信任理论，并告知公众“缺乏个体间一般性信任的社会，将沦为一盘散沙”。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加上频繁的战争影响，各国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府信任危机，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Lipset S Mand Schneider W,1983；Harris Poll,1966-1996；Michael Adams and Mary JaneLennon,1992）③，与此同时，不信任政治情绪在日本已高涨了几十年，只是此时它才蔓延至官僚机构（Everett Carll Ladd and Karlyn H.Bowman,1996），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有关政府信任的研究议题在国外迅速兴起。
（2）关于政府信任的来源探究
以美国多届智囊团要员、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原院长Joseph S.Nye，Jr.为代表，早先对政府信任水平为何下降进行了探讨，其出于对1995年4月在俄克拉何马城发生的艾尔弗雷德·P·默拉联邦大楼爆炸案引发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又创新低的思考，领衔编写了《为什么人们不信任政府》一书。该著作通过汇集整理一流哈佛学者的论文，探讨了不信任的根源，如对政府当前的范围、政府的实际绩效以及公民对绩效的感知、政党两极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机构权威等进行了考察（Ernest R.May；Derek Bok；David C.King；RonaldInglehart；1997），最终证实公众对政府不信任的根源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纷争相互影响的混合物，后者被腐蚀性不断增强的新闻媒体所激化”①。
第2章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主要概念
2.1.1政府信任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联系所必不可少的。作为交换与互动的基础，信任能让公民的日常生活更加轻松，让人类社会更为有序。政府信任作为政治信任谱系下的重要维度之一，在民主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实上，倘若没有政府信任的存在，或者这种信任水平已经逾越“零”的警戒线，处于负值状态，那么所谓的民主社会便只是个“空壳”而已，其濒临毁灭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高水平的政府信任意味着公民并没有对政府产生过多的焦虑，主要表现为公民支持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中作出的决策，主动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等方面，这不仅有利于政府具体工作的开展，还有利于增强民主社会的稳定性，使民主政府更好地运转，进而站稳脚跟。
理所当然，学术界对政府信任的重要程度给予了十分的肯定，但就其基本概念界定方面仍未达成共识。早期，Arthur H.Miller（1974）①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文探讨了政治问题和政府信任，认为政府信任本质上是公众的一种评价，而评价的好坏取决于政府基于公众期望的运作水准。在后续比较挪威、瑞典和美国的政党与政府信心研究中，Miller又作出新解释，认为政府信任是“公众对于政治权威当局及政治机构是否依据民众的规范性期待的一种评估”②。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对总统、国会和经济的表现的回应（KeeleL,2007）③，该定义虽然在内容上有所欠缺，但表达出了政府信任内涵中应有的互动关系。结合中国政治体制，程倩（2004）④进一步阐释了这种关系，认为政府信任关系是“公众对政府各构成要素、环节及结果的合理预期”以及“在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一种互动、合作的关系”。该定义不仅在内容上进行了丰富，还特别强调了“合理性”，即以公民个体或群体为主要形式的行政客体与包括行政体系内各要素在内的行政主体间产生的良性互动。
2.2理论基础
2.2.1新公共管理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旨在政府运作中引入市场和经济因素，对政府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创造一种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以西方国家普遍的财政危机为背景，人们对如何建立一个工作更好且开支更少的政府展开了积极探索，“新公共管理运动”顺势兴起并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建立在“经济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新公共管理者展现出了对政府责任和高绩效的高度兴趣，并推动了全球体系的公共行政改革。如新西兰政府通过对重要职能部门进行私有化改革，重新开发人事系统，使得政府内的高级管理层对绩效更为重视，并借助评估的方式以保障政府机构的生产力和效果（Boston et al.,1996）①。DavidOsborne&Ted Gaebler（1992）②作为具备企业家精神的新公共管理者代表，则在《重塑政府》中创新性地提出了政府再造的十条原则，而后被学界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其中一条重要原则为，“讲究效果的政府：按产出而非投入拨款”，即强调政府应该致力于达到重要的公共目标或产出，也就是说，要让现有的运作机制变得更趋于结果取向。关于绩效方面，Linda Kaboolian（1998）③给出了一种更为实际的描述，即新公共管理提倡的是管理技术，比如顾客服务，建立在绩效上的合约、竞争、市场激励以及放松规制。这里的顾客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政府面对的公众。Donald kettl（2005）①则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是在最大范围内，寻求市场为基础的、竞争驱动的方法来取代传统以规则为基础的、权威性驱动的过程，并在具体分析时提到了两个与绩效感知相关的问题，分别为“政府如何才能使项目更具回应性”和“政府如何才能关注到服务的结果和效果，而非过程和结构”。综上，在内涵方面，新公共管理理论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有着较大差异，其不仅更注重政府的绩效管理，还突出了公众作为顾客的重要性，就像十条原则中的另一条原则“顾客驱动的政府”一般，只有满足公众的需要，让绩效被公众感知到，公众才会满意高兴。
第3章研究设计...............................21
3.1研究假设的提出................................21
3.1.1“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的公众绩效感知与政府信任.......................21
3.1.2政治参与的中介效应.........................23
第4章绩效感知对政府信任影响的实证分析.............................34
4.1研究模型构建............................34
4.2控制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分析及层级差异.....................34
4.3绩效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36
第5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50
5.1研究结论.............................................50
5.2政策建议................................53
第4章绩效感知对政府信任影响的实证分析
4.2控制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分析及层级差异
在分析控制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分析及层级差异时，本文仅以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将中央政府信任、区县政府信任、乡镇政府信任及政府信任（三级均值）依次作为因变量共建立4个模型，记为M1.(1-4)。根据回归模型结果（具体见表4.1），本文作出如下阐释。
（1）个体层面：①性别对政府信任（三级均值）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在三级政府信任上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对中央政府信任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M1.1,βgender=0.019,p<0.01），对乡镇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M3.1,βgender=-0.092,p<0.05），对区县政府信任则无显著影响。②年龄对政府信任总体上并无显著影响，但对中央政府信任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M1.1,βage=0.008,p<0.01），对区县和乡镇政府则具有轻微的负向影响（M2.1,βage=-0.003；M3.1,βage=-0.003;p<0.1）。③教育程度对政府信任总体上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促使这种积极效果产生的主要因素在于对中央和区县两级政府的信任（M1.1,βeducat=0.047;M2.1,βeducat=0.061;p<0.01），而非对乡镇政府的信任。④政治面貌对政府信任总体上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中央、区县和乡镇三级政府上的表现一致。⑤民族和宗教信仰变量在M1.(1-4)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2）社会层面：①社会公平评价和生活满意度对政府信任（三级均值）均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M1.4,βsocial equity=0.109、βLSIA=0.045;p<0.01），并在三级政府信任上表现基本一致。此外，研究通过观察影响系数发现，社会公平评价和生活满意度对三级政府信任的影响力均呈现出“央弱地强”的分布样态。即公众认为社会越公平公正，抑或是对生活越满意，其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就越强，且这种积极影响在地方政府上的表现大于中央政府。②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变量在M(1-4).1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第5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研究结论
新时代下，高度的政府信任是加快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背景，本文从公众绩效感知的五个观测维度出发，利用CSS2019数据，基于中国差序政府信任格局的现实情境及政治参与的中介效应假定，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绩效感知对中央、区县和乡镇三个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层级差异。整理后，研究共得出以下四个结论，其中结论三和结论四为主要研究结论。
结论一：中央、区县和乡镇政府信任均受到政治面貌、社会公平评价、生活满意度的正向显著影响。此外，相较于女性，男性在更信任中央政府的同时，对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则偏低；公民随着年龄的上升，可能会变得愈发信任中央政府，而渐渐不信任基层政府（区县和乡镇）；教育程度显著正向影响中央和区县政府信任，但未显著影响乡镇政府信任。文化水平的提升无疑可以让公众更加理性地看待政府，而始终奉行以人民为中心人权理念的中国政府自然会愈发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产生层级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国内乡镇教育的招生范围主要为初中及以下，且条件允许下大多乡镇居民倾向于将子女送往县城接受中学教育，导致教育程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乡镇政府层面表现不明显。
结论二：从宏观上看，绩效感知对政府信任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中央、区县和乡镇政府上的表现基本一致，未展现出明显层级差异。假设互不影响情况下，绩效感知的五个维度，即经济发展、政治廉洁、社会保障、政府回应以及生态治理绩效感知均对政府信任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三级政府上的表现也基本一致，同样未展现出明显层级差异。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