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本研究基于应急管理理论、韧性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三个理论的耦合，将城市韧性分解为制度韧性、文化韧性、技术韧性三个维度，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太原市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举措为研究对象，从提升城市治理韧性的角度出发展开研究。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研究背景
人类进入风险社会以来，经历了多次全球性的重大风险，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灾害，这些风险不仅影响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都给各国带来了巨大冲击。2020年3月起，中央多次召开了关于统筹灾害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工作会议，对资源调配、企业复工复产、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工作进行部署，明确了统筹发展的重要意义。面对复合型灾害，我国主要适用于单一类型灾害的传统减灾治理模式亟需进行改变。因此，各个城市治理主体要重新审视风险社会下的危机应对，用发展的眼光对待城市治理问题，有序进行合作治理，提升城市韧性治理水平，推动灾害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
“韧性”这一概念最早被应用在工程学领域，近年来逐渐发展为应急管理领域的热点概念，为城市的灾害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成为风险治理的新路径。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当前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明确地指出要打造“韧性”城市，提升城市治理的能力，在超大城市管理过程中强化对风险的防范[1]。习近平在工作会议上也提出要在灾害治理的同时统筹好经济的发展，保证人员流动和复工复产的有序进行，这不仅要求提升应急管理的能力，更要求将韧性思维纳入灾害治理中。相比传统的危机管理，韧性治理建立在多主体的共同行动基础之上，需要多主体通过资源的有效调动来应对危机，主张发展和安全并重，从而减少危机造成的损失，保持再发展的能力，本质上就是一个建立新常态的过程，这也正是应对复杂灾害需要的主要能力。
1.2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国外研究综述
（1）关于应急管理的研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突发公共事件已经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地方范围内，而是成为全球性的挑战。20世纪末，全球性的各种污染事故使得西方国家开始重视突发事件应对，此后，关于应急管理方面的研究开始逐渐延伸到了公共管理领域；911事件后，西方学者开始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应急管理内涵方面，Robert（2001）指出广义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涵盖了危机发生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整个过程[2]。Beck（2004）应急管理视为一种全链条的管理，强调减缓、准备、响应与恢复重建四个阶段[3]。而Clas（2022）指出应急管理不同于Robert所定义的偶发性危机，它属于过程危机，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且进行调试的动态过程[4]。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西方国家的应急管理体现了福利国家政府管理的实质[5]。
在应急协同方面，德国著名学者赫尔曼·哈肯（2005）首先提出了“协同”的概念，指出主体间需要协调合作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应急管理功效[6]。一些学者将协同治理视为危机治理的一种手段和策略，表现为多主体通过合作来共同应对危机。如Kapucu等（2010）讨论了协作在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建立了一个管理协作网络[7]。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们逐渐把社会组织、公众等纳入危机治理主体的研究范畴，搭建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同框架。部分学者认为应当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体系，如Simon（2006）[8]、Michael（2016）[9]、Repaul（2020）[10]均明确了应急管理中社会的关键要素及其与政府的相互依存关系，指出应急管理能力的提高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应该集中社会、公众、媒体等多方主体的力量协作政府解决危机。Kapucu（2008）[11]、John（2010）[12]、Shabana（2017）[13]、Christopher（2018）[14]也认为多主体之间的有效参与和沟通对危机治理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第2章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2.1核心概念
2.1.1韧性
“韧性”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机械工程研究领域[60]，主要被用来考核材料对外部冲击的应对力、抵抗力和复原力；1973年，加拿大的生态学家霍林首次从生态学角度研究了韧性，描述了生态系统在外部冲击下的稳定性；20世纪90年代，城市系统面对冲击表现的不适性困境也吸引了城市规划者对“韧性”的关注，“韧性”这一概念开始被应用到了社会经济学领域，进一步扩大了“韧性”的概念范围，指承载系统在危机情境中对致灾因子造成结果的抵抗、吸收以及从这种结果中恢复的能力[61]。由此，韧性概念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工程韧性阶段、生态韧性阶段和社会—生态韧性阶段。
2.2理论基础
2.2.1应急管理理论
应急管理产生于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在军事和国家安全领域，管理的内容主要为自然灾害事件、公共卫生事件、事故灾难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在我国，应急管理围绕“一案三制”展开，包括应急管理体制、应急管理机制、应急管理法制和应急预案，分别涵盖了应急管理过程的组织结构形式、应对流程、法律法规等在内的制度框架和针对应急管理制定的行动方案。在应急管理的理论阐述中，应急管理是面对突发事件时所采取的一个系统的、连续的循环过程，是在突发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主体为消除危机带来的损害而按照预案和程序进行的管理活动，具有一定的管理周期，包括事前、事中、事后3个阶段的管理。具体而言，事前管理阶段主要是建立和加强预警机制；事中管理阶段是加强各主体内外部之间的协作，通过快速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事后管理阶段是恢复重建，在明确各方权责机制的基础上完善保障措施，涉及人、财、物等方面[64]。
本文借助应急管理理论，研究城市在面对冲击的过程中，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为了控制疫情带来的损失而采取的各项行动，分析他们如何进行危机响应，建立了何种应对机制，以及是否能够有效应对危机，对城市治理产生了何种影响，以便为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提供建议。
第3章基于制度、文化、技术融合的城市韧性治理............................19
3.1城市韧性治理的现实需求.................................19
3.2城市韧性治理的主体分析.............................20
第4章案例呈现：疫情防控下的城市韧性治理.........................27
4.1太原市基本情况............................27
4.2太原市韧性治理实践概况.........................28
第5章城市韧性治理的困境及成因分析.........................35
5.1城市韧性治理的困境..............................................35
5.1.1制度层面：制度规划和应急预案建设不完备....................35
5.1.2文化层面：应急理念缺失和学习意识淡薄.......................................36
第6章城市韧性治理的优化路径
6.1完善宏观规划和应急预案建设，强化制度韧性
完备的制度体系建设是加强城市韧性治理的重要保障，制度的合理化设置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主体在城市治理中行为有效的前提，有利于各主体在治理中形成有序的集体行动，保障主体的地位和权力。为此，应当通过强化制度的宏观规划及应急预案建设，为城市的韧性治理提供制度保障。
6.1.1加强制度宏观规划建设
在突发事件的应对过程中，党中央加强顶层设计，将韧性城市规划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面对治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要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以此来提升各参与主体的治理水平。部分城市虽然也针对自身建设进行了尝试，从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城市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韧性，但是仍然存在完善的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明确了城市应该将突发事件应对的相关规划尽快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加强规划的编制，从而从制度层面加强城市韧性。因此，地方应牢牢坚持国家的宏观调控，结合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和经济社会的宏调控作用，明确规划的重点，结合本地的发展现状制定因地制宜的规划，加强多区域的联动，健全突发事件应对规划体系。在制度制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制度在被执行过程中的纵向协调问题，避免发生执行方式简单化和“一刀切”问题。其次，制度制定主体要科学确定制度作用的对象，结合实际情况做好沟通协调，主动了解需求，广泛征求意见，加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和联动协调，打破沟通壁垒，提升资源的共享和协调，增强协同反应力，强化制度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结论与展望
1、结论
本研究基于应急管理理论、韧性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三个理论的耦合，将城市韧性分解为制度韧性、文化韧性、技术韧性三个维度，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太原市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举措为研究对象，从提升城市治理韧性的角度出发展开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通过分析本研究所选取的案例可以发现太原市韧性治理取得了成效。如太原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危机应对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的制度韧性、文化韧性和技术韧性，表现为通过动态调整三区和压强主体责任体现了制度韧性，通过科普教育和舆论引导体现了文化韧性，通过完善硬件和软件建设体现了技术韧性，有效提升了突发事件应对的效率，体现出一定的韧性。
其次，本研究发现各个主体在参与城市治理提升韧性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困境。在制度层面上，存在制度的规划和应急预案建设体系不完备的问题；在文化层面上，各个主体在城市韧性治理过程中存在应急理念适应性缺失的问题；在技术层面上，存在技术智能化和实用化不足的问题。各个层次背后的成因如下，在制度层面上的困境源于制度协调性和稳定性的不足；文化层面的困境是源于各个主体在城市韧性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学习常态机制缺失；在技术层面上的困境源于传统机制的影响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最后，针对现存的问题，本研究从制度韧性、文化韧性和技术韧性的提升三方面提出优化城市韧性治理的建议。主要包括，通过完善宏观规划和应急预案建设强化制度韧性、通过培育信任和学习意识筑牢文化韧性、通过统筹技术与治理和畅通信息沟通提升技术韧性，从而提高城市在非常态情境下的适应力和恢复力，推动城市韧性治理的进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