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笔者认为从研究展望的角度来看，本研究还有很大的延伸空间。一是研究的视角可以拓宽，在我国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典型实践，以政策工具来助推乡村善治只是其中的一个研究视角，后续的研究应该用更加开放的视角，比如乡村治理体系视角、乡村治理技术视角等等来研究乡村善治之道。二是案例分析可以深化，本文总体上的研究侧重于将“时间银行”作为成功案例来进行分析，因此在整体研究内容上以优势分析与经验输出为主。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研究背景
回顾过去，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在党、政府、社会组织、村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通过政策、制度、模式等的持续变革和创新，有效解决了乡村地区存在的复杂矛盾和冲突，在我国乡村治理现代进程中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着眼当下，乡村治理已经到新的历史方位，作为一个重要而特殊领域，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紧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加凸显。位于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的乡村治理面临着新环境、新目标、新任务，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持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乡村治理的基础，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在乡村场域的时代使命和战略选择[1]。
作为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政策工具是达成政策目标实现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对于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的逻辑能够反映出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决策行为和政策实施的路径设计。在我国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对于政策工具进行合理选择，发挥政策工具的协同组合效用能够实现现有资源合理配置、多元主体的有效协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对于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必须加强政策工具的在地化、特色化运用。正是基于此，本文选择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探索实现乡村治理的路径，梳理现有的政策工具、分析政策工具运用与乡村治理之间的逻辑契合，思考政策工具的优化策略，总结经验，为其他乡村治理实践中政策工具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借鉴，切实提升我国乡村治理的实际效能。
1.2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国外学者研究综述
（1）有关政策工具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是公共管理学界进行传统公共行政反思的重要时代，政府行政行为被从更多领域和更多角度解读，胡德将政府运用治理资源的行为概括为政策工具，开创了公共管理政策工具视角的先河。之后，政策工具也由公共管理领域延伸到越来越多的学科，诸如教育学、医学、经济学等，拓宽了政策工具应用的广度。
首先，有关政策工具概念的研究。国外学者的文献研究中有多重“政策工具”的表示，诸如“政府工具”、“政府政策工具”、“政府技术”等等，概念上的差别反映了学者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总体上来讲，国外学者们主要从三种角度来研究政策工具的概念：一是结果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关注政府管理目标的实现，认为服务于政府目标实现的所有手段都可以视作政策工具（Schneider，1990）[2]。二是资源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所具有核心资源视作其履行职能的政策工具（Hood，1983）[3]。三是策略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策工具是政府的各种治理策略，尤其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及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影响下，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采取的“民营化”、“竞争化”（Savas，2000）[4]、“社会化”（Salamon，1987）[5]、“协作性”（Perri，2002）[6]、“协同性”（Dunleavy，2006）[7]以及“参与性”等策略。
其次，有关政策工具分类的研究。如何进行分类是研究政策工具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学者们针对政策工具的研究领域不同，分类的视角也有所差别。Mcdonnell（1987）等发展出关注政府干预手段的分类方法，将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干预性政策工具和自愿性政策工具[8]。Rothwell和Zegveld（1985）根据政策工具提出的背景，提出的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分类方法[9]。Hawlett（2003）将政策工具分为信息性政策工具、经济性政策工具、权威性政策工具和志愿性政策工具[10]。D.Morgan（2019）在全面和客观总结了全球主要国家在应对流行病疫情策略的基础上，将所有的疫情处理政策分为三类：封闭类政策工具、经济响应类政策工具和卫生促进类的政策工具[11]。
第2章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
2.1基本概念
2.1.1乡村善治
善治，就是“善之治”，即良好的治理。俞可平教授是最早研究善治理论的一批学者，他认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78]。而乡村善治，就是对乡村而言的善治，是在乡村的场域中，通过生存于其中的政府、组织、个人的共同参与以维系乡村社会稳定，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活动。具体来说，乡村善治，从治理主体而言，指的是“善者治理”，不是单纯的村民自治，也不是政府的大包大揽，而是包括政府、企业、村民等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的协同共治和良性互动；从治理目的而言，指的是“善意治理”，治理的本意是服务，乡村善治的出发点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民生和谐、生态美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乡村；从治理方式而言，指的是“善于治理”，乡村善治不是政府包揽式的治理，也不是单向的权力制压，而是通过制度、体系、机制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融合式治理。
2.1.2乡村振兴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乡村振兴战略”作了详细的阐述，这表明党和国家始终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置于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高度和核心地位，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关乎国计民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下图2.1总结了部分“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乡村治、郡县稳；群县治、天下安”，实现乡村振兴是我国基于现阶段发展形势而确定的针对乡村地区的战略要求，而实现乡村的善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和手段，二者是过程与目的的关系。因此，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选题背景，结合乡村振兴发展要求，以此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进行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通过乡村善治助推乡村振兴。
2.2理论基础
2.2.1善治理论
善治是随着治理理论的发展而提出来的新概念，治理理论着眼于政府和社会的合作网络，在管理方法和管理技巧上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责任模糊、相互推诿、缺乏强制力和自发性等原因，治理逐渐趋于失效，再加上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的日益壮大。在此背景下，“善治”的概念应运而生。1989年前世界银行行长巴伯·科纳布尔（B.Conable）在一份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研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善治”一词，并认为“高效的公共服务、可靠的司法系统以及对于公众负责的部门”是“善治”的特点[83]。随后，在一些国际银行以及部分国际组织的报告中，“善治”一词的使用频率逐渐提升，实现善治成为其发展政策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同机构的“善治”有不同的要素（如下表2.1）
随着西方“善治”概念的浮现，“善治理论”逐渐兴起，并且逐渐成为公共管理学术界的热点名词。首先将“善治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俞可平认为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指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在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他指出了善治理论的基本要素：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性、参与、稳定性、连接、公正[84]。“善治”是治理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持续不断互动的治理过程，善治所倡导的要素具有普遍性并且使用广泛，将善治理论与我国的乡村治理实践相结合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背景以及基层乡村治理的要求认为乡村善治中有六个要素最为重要：合法性、参与性、透明性、有效性、公正性、稳定性。
第3章乡村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的分类与运用...................................22
3.1乡村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的分类..................................22
3.1.1乡村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一级分类的选择.......................22
3.1.2乡村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二级分类的内容.......................................24
第4章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时间银行”助推乡村善治.......................................32
4.1案例介绍..........................................32
4.2案例选取..............................................32
第5章以政策工具融合运用助推乡村善治......................54
5.1提升政策工具的使用效能......................................54
5.1.1了解各类政策工具的属性特征，发挥工具协同效用.......................54
5.1.2建立完整的政策工具评估机制，提升政策落地效果.......................56
第5章以政策工具融合运用助推乡村善治
5.1提升政策工具的使用效能
5.1.1了解各类政策工具的属性特征，发挥工具协同效用
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发现，乡村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依靠单一政策工具难以取得全面的成效，因此，应该明确各类政策工具的优势所在，树立政策工具的系统使用理念，促进政策工具融合运用，发挥政策工具合力。其中，明确各类政策工具的特征属性是前提；合理选择政策工具的组合形式是关键；提升政策工具的协同使用效力是最终目标。
首先，明确各类政策工具的特征属性。案例中“时间银行”在建设时期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原因就在于对于三类政策工具的合理运用，推动了“时间银行”从无需到有序的方向发展，其中，强制性政策工具为“时间银行”的运行创造了有利的环境；混合型政策工具为“时间银行”运行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训和必要场所；自愿性政策工具为“时间银行”运行提供人员、资金的支持。但是，其在稳定运行时期，没有依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新“政策工具包”，致使部分地区陷入到了运行困境。因此，基层政府应该充分了解政策工具特征属性，在不同时期进行政策工具的适度调整，具体来说，在运行后期，可以在强制性政策工具中制定约束性更强的相关的法规和规章，将运行过程中村民关心的积分借贷、积分继承以及志愿者安全等问题纳入其中，为“时间银行”提供运行保障，消除群众的顾虑。如江苏省已经将“时间银行”的相关内容纳入到了《江苏省养老服务条例》，将原本的实施方案、政策发展规划上升到了省级法规层面，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混合型政策工具中，开发财政补贴、税收等子工具，通过对企事业单位进行税收优惠，鼓励和引导其职工进入乡村，提供志愿服务和资金支持；通过财政补贴提升“时间银行”管理人员的福利待遇、给予经济不发达地区更多的财政支持，帮助其稳定运行。
结论与展望
1.结论
对于乡村治理实践的探索是公共管理学科的题中应有之义，以政策工具的视角分析案例实践，是本研究的根本研究目的。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于案例的运行逻辑进行分析，得出对于其他乡村政策工具的参考价值，本研究已经初步达到了研究目的，下面是对于本研究的结论与评价以及未来的研究展望。
从整体的研究思路来看，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从政策工具的视角来探索实现乡村善治的实践机制。对于这一问题，本文的解决方法是：首先，通过文献阅读理清楚了乡村善治、政策工具等核心理念，通过借鉴政策工具理论对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各类一级政策工具和危机政策工具进行梳理及特征识别；借鉴善治理论对我国乡村善治的核心要素进行概括，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政策工具助推乡村善治的内在逻辑。随后，以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时间银行”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其运用政策工具的具体做法、取得的绩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
从案例的选取角度来看，本文选取的是2021年底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第三批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中的“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的“‘时间银行’助推乡村善治”案例。“时间银行”最初是作为一种养老志愿服务形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大余县另辟蹊径，创新了包括但不局限于农村养老的“时间银行”乡村治理模式，通过政策工具融合运用作用于“时间银行”，将繁杂的乡村治理事务进行融合，助推乡村善治。这对于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应该打破固化的思维，结合具体实践进行治理创新。在案例资料的收集层面，本文通过农业农村部官方网站、江西省人民政府网站、赣州市人民政府网站、“大余县“时间银行””微信小程序及APP，以及相关报道收集所需要的相关资料，保障了案例分析的需求。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