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笔者通过对比初级阶段和发展阶段的参与媒体、参与互动、参与结果特征的分析，总结出发展阶段所带来的更高政策参与价值，进一步挖掘新媒体环境下政策参与发展阶段的政策参与内涵。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2021年6月为止，我国网民规模已经突破10亿，互联网的普及率高达71.6%。互联网行业的跨越式发展，催生出新媒体环境，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昭示着公众网络参与意识的转变，以及政府治理的全新变革。
我国的公众参与基本制度，从立法，协商，舆论报道和公众批评多个角度进行了规范确立。从政府层面到公众层面的推进，让公众参与的意识在国内广泛扩散，公众的意愿表达是我国民主制度的充分体现，但公众参与这一行为还存在着不同的作用阶段，我能表达的机会赋予到我要表达的思维主动，这一过程的转变有着明显的外界促进影响。阻塞的路径，缺乏公开的平台都是对公众参与热情的消耗，以便捷而广泛的方式让公众诉求更加容易得到关注，随之带来正向的反馈，公众期望的诉求意愿进一步得到加强。公众意识也一步步觉醒，在这环境激励、政府推动趋势下，新媒体环境正是靠着其无限制的空间特性，和畅通的传播渠道进一步开发公众的参与意识。
政府治理也在新媒体环境影响下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公众社会的物理地域限制已经趋于微弱，然而群体之间的联系却前所未有的加强，政府治理需要匹配新的思维方式，政府为中心的单向管理正在向着政府和社会主体合作的方向转变，政务工作的开展吸收“数字化”“网络化”的因子。政府治理追求高效、直接的同时也兼顾公众主体反馈，注重人本位的思想，在治理的过程之中合理考虑合作主体之意愿，这对政府治理工作效能的提升大有裨益，同时如何在这逐步扩大的诉求期待中保持政府意志与公众意愿的平衡需要决策者们更加深刻的思考。即使在新媒体环境的动态变化中，治理变革的最终期望仍应该是达到社会稳定和谐，生活美好幸福。
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第一，促进公众参与研究。新媒体推动下的各行各业焕发着蓬勃生机，政府工作的高效运行也必将迎接时代的变化，新媒体环境下的对于公众参与的影响作用有极大的潜在研究价值。目前学界除了关注公众管理本身的发展，新媒体的政务工作运作模式也应该成为关注的要点，新媒体途径为社会问题的高效解决创造了条件，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价值与实际方式的结合，能够帮助政府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这也是本文通过政府网站和维基平台的政策参与模式探索的目的，希望新媒体环境下的政策参与研究推动公众参与的进一步发展，对政府治理理论进一步完善、补充。
第二，促进公共政策研究。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治理思路得到拓展，媒体技术对于政务工作的促进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在技术层面大大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公共政策流程也在不断向前发展，本文政策参与针对政策制定和政策结果进行研究，希望能够以政府网站案例对比，和维基单案例两方面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提供有效建议，加强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在总结前人的经验的同时，也是对未来公众政策参与提供新思路。
第2章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
2.1理论基础
2.1.1公众参与理论
阿恩斯坦所提出的参与式阶梯理论，论指公众参与程度会存在由浅到深的不同等级，从低到高被分为“无参与”，“象征性参与”，和“市民权利控制下的深度参与”的三个层次（阿恩斯坦1969）。具体从低到高一共有八个阶梯。参与式阶梯的落脚点在于参与的流程研究，提供公众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指导，但基于现实公众参与的情况而言，公众的参与并不顺次递进，可能会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存在多个层级的参与现象，这背后蕴含深刻的社会人文等因素。对此，德斯蒙德（ConnerDesmond）以公众参与方式上的逻辑顺序为基础，提出的八层阶梯理论：自下向上依次是“教育、信息、反馈、咨询、规范、调解、诉讼和解决预防”。这一过程的阶梯参与的最上级是预防的思路，提前在政府层面关注公众意见。阶梯理论是一个较为精简的理论模型，它主要是提供了一种尺度用以对公众参与制度进行评价，所展现出来的是更高层次的参与模式（鲁驰2016），李洋，贺辉文（2019）则以厦门和玉树的参与案例分析了公众参与层级如何由浅到深的演进，进行公众参与应该如何加强参与深度的路径研究。参与式阶梯的层级深入逻辑大同小异，在我国的公众政策参与需进一步结合实际开展研究工作。
2.1.2协商治理理论
2.1.2.1治理
治理一词有着与统治一词互通的部分，然而政治学来说，治理赋予不同的新含义。“治理”：各类公共或者个体和组织机构对共同事务管理的多方式集合。就治理的学术来说出现了种类繁多的相关概念，从整体、协同、协商、多中心等角度出发，治理概念的广泛延伸自然赋予其更多的实践意义，从小范围到大范围的不断扩张，社区到国家、国家到全球。治理上有所突出的重点为政府作用，一般来说有这样规范出来的主体方面的讨论，社会中心论、政府主导论、网络参与论。政府在其中起到重要的功能，同时不是忽略掉社会等群体组织的力量，共同的行为及合作表现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整体来说，学者们不断融合新学科进入治理内容，理论为导向，实践为根基，广泛的探索推动着治理在公共行政领域扎根生长。后续发展治理艺术的深层探索，信息技术是主要的路径，提出了关于技术治理、虚拟空间治理的思路，对治理范围进一步扩大。
2.2基本概念
讨论新媒体环境下的公众政策参与，有必要先辨析核心概念，厘清基本内容，避免理解歧义。因此，本节对“公众”、“公众参与”“政策制定”、“新媒体环境”四个基本概念进行如下界定：
2.2.1公众和公众参与
公众（Publics）一般来说指区别于政府组织的普通群众，还有学者进行补充说明，不仅仅有群众个体，公众应该还包括群体和组织，在“公众”的界定上，联合国认为公众最主要的特征是自然人或者法人身份。还有的界定注重其公共事务相关性，只要与公共事务相关并有影响力，无论是组织、群体或者个体都可以定义为公众范畴（王周户2011）。学者们对于其数量上并没有矛盾的聚焦，都偏向于公共属性上的解释。本文中，划分的是政府组织和其他，即是指非政府组织的具有公共利益基础，面临公共问题进行政策参与的群体，无论其具体指个人还是组织都属于公众的范畴。
公众参与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狭义来讲，公众进行的投票等明显的政治性活动是公众参与。如李图强所定义的公众参与是自愿自由的公民以合法形式进入到政治生活所采取的行为，而贾西津提出公众参与在传统意义上是公众以政治渠道，影响政府活动或决策，特别是政治意义的投票活动的一类行为。广义来讲，公众参与是由传统的政治性选举、影响政府活动的行为发展成为公共事务的民主性活动，即只要是由公众为主体进行的影响公共政策的行为都属于公众参与。对此进一步解释，蔡定剑教授将公众参与的范围扩大包含行政立法、决策、公众事务、公共治理，而公众参与的最后结果就是对治理和决策产生影响。后文中所提到的公众参与都以广义角度理解，即公众参与是指公共属性的个体或组织，通过某种方式进行了公共事务或公共决策的参与行为，并且对公共事务和决策产生了影响。
第3章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政策参与模式的理论分析·············22
3.1媒体、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关系·····························22
3.2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政策参与模式的概念···························23
第4章新媒体环境公众政策参与模式的特征分析——基于双案例的对比··········27
4.1面向公众政策参与模式特征分析的双案例对比思路······················27
4.2案例选取及概况·························28
第5章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政策参与模式的过程分析··························40
5.1新媒体环境公众参与模式发展阶段研究思路··························40
5.1.1案例选取··································41
5.1.2数据准备······························41
第6章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政策参与模式的优化策略
6.1优化新媒体环境建设
6.1.1参与媒体建设
新媒体环境意味着更加复杂的信息传播途径，建设起功能完备，信息充分的参与媒体是促进政策参与效果提升的必要保障。加强数字化服务建设，政府转型势在必行，政府3.0的建设要求大数据的背景，互联网的联系与各行各业不断加强，政府治理必须要跟紧时代的发展，从思想上认同技术带给政府管理的优势，让信息交流有扎根之地，同时参与媒体的建设务必要做到应用性，互动性和服务性的相得益彰，参与媒体建设是公众政策参与的一个基本要求，做成公众政府交流的共同空间，最终共同沟通形成好的公共政策。对于此需要提升政府发声媒体的官方渠道特性，多而杂的信息环境中有一个明确而权威的信息来源是政策公开保障的有力措施，建设更加明确功能的维基政务公众参与平台是媒体建设的可靠方式。
6.1.2互动机制优化
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政策参与机制的完善，这是对于政策参与流程的进一步要求。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多样，甚至达到繁杂的地步，上海市政府网站的政民互动强调了政策信息的宣传，缺失的是双向互动的交流；北京城管维基平台的政策参与，公众虽然可以畅所欲言，但是其中不乏有毫无规则逻辑的语言，丧失了语言该有的信息传达目的，让语言失真，也就难以让政策意愿上传到政府一方，从而达不到政策参与的效果。建立松紧有度的政策对话机制、或者以法律手段加以限制，例如在维基平台或者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建设中加入政府人员的快速响应和管理手段，让政策参与互动的语言能够成为更加规范的政策话语，起到的借鉴意义正式有效，促进公众在此过程中作出明确有理的政策贡献。
第7章研究结论与展望
7.1研究结论
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政策参与模式研究，以上海市政府网站和北京城管维基平台作为典型案例，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政策参与模式的不同阶段，通过对比初级阶段和发展阶段的参与媒体、参与互动、参与结果特征的分析，总结出发展阶段所带来的更高政策参与价值，进一步挖掘新媒体环境下政策参与发展阶段的政策参与内涵，主要通过时间线的动态视角探究主体，活动，主题之间的相互关系，经过整理、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如下：
第一，公众政策参与是基于媒体技术发展和社会治理要求提升的公共诉求的体现，公众政策参与的意识会受到媒体现实条件的影响，公众政策参与意愿随媒体技术的提升而得到正向的加强。北京城管维基平台模式的政策参与相较于上海政府网站模式拥有更加广泛的参与范围，公众政策参与的积极性更高，公众政策参与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更为多样化，会带来公众政策参与更好的效果。
第二，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政策参与要关注活跃参与主体与政府主体的作用，这两类参与主体显著影响着最终的政策参与的结果，从而让政策参与的草案更加有利于政府出台正式的政策文案。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活跃与是否是政府人员之间不存在一定的重叠，即进一步提高公众的参与意愿，扩大参与群体能够提升政策参与有效性。
第三，公众政策参与模式的发展阶段，即北京城管维基平台的政策参与模式拥有政策参与前景，关注某些政策参与活动的类型，例如“删除”等活动，政策参与过程中精准定位此类活动，就能够更大概率掌握民意动态，判断政策形成趋势，为更好的政策参与效果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