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笔者认为在河长制背景下，官员晋升预期的降低虽然并没有促进工业企业废水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和氨氮排放量的降低。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地区工业企业污染减排是通过减少企业生产规模和引进先进的治污设备来实现的，这说明地方官员的推动，使企业提高了污染治理水平。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有效的产权制度和成熟的金融系统，但中国多来年经济增长仍然能够保持在年均8%以上，经济学文献中称此为“中国之谜”。这种快速的发展仅仅只是中国经济光鲜的一面，其背后所体现出的日益严峻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污染问题是困扰和阻碍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的阻碍，也是中国享受“高增长”红利的代价。20世纪以来，中国各地水环境事件频发，其中“河北白洋淀死鱼事件”、“湖南浏阳镉污染”、“太湖水污染”、“陕西凤翔血铅”等事件不仅给当地以及周边地区人民和水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更严重影响了地区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从生态环境部公布《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看，2000年至2017年我国地表水监测断面中，劣Ⅴ类水质占比有50.1%下降到了32.1%，从2017年的数据看，全国1940个地表水水质断面中，水质在Ⅳ类及以下（Ⅳ-劣Ⅴ类）的占32.1%，有监测数据的112个重要湖泊（水库）中，水质在Ⅲ类以下的占37.5%，其中太湖、巢湖和滇池水质仍有不同程度的污染。此外，地区间、水系间水质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水利部监测的地下水水质结果显示，2145个监测井中，较差级和极差级监测点占比为66.6%，水质状况堪忧。
中国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并非短时间形成的，这不仅仅是典型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导致的必然结果，还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晋升激励（Wu and Cao，2021）。由于中国在中央和地方的管理上实行的是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相结合的中国式分权模式，中央政府掌握着政治集权和官员的考核任免权，而地方政府则掌握一定的财政和事务权，地方自主权较大。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减少了政府干预，推动了市场化，给地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收收入所采取的招商引资行为也进一步的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增长。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大量研究证实，环境规制的实施推动了地方官员的环境治理行为，且环境绩效的提高也有利于官员晋升（Wang et al.，2020；He et al.，2020）。对于地方政府的“理性人” ——地方官员来说，官员绩效与职位升降的挂钩影响着他们的施政重心和决策方向（陈家喜，2018）。尽管河长制的实施将水资源保护的责任进行了层层落实和考核，但其实施效果仍取决于地方官员的落实和努力。对河长制治理效果的研究大多着眼于环境规制的实施对地区污水减排的效果，但却忽视了官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金刚与沈坤荣（2019）从激励的视角探讨了官员年龄与河长制实施的关系，却没有进一步探究官员在实施河长制后是否促进了地区水环境的改善。此外，地方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工业经济的发展，工业企业给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也成为了当地的排污大户。工业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是实现区域环境治理目标的微观基础，对于水污染治理来说，促进工业企业的减排也是改善流域、湖泊环境的重要手段。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河长制背景下的企业减排以及官员在其中影响。在中国政治体制中，政绩与晋升的挂钩激励和引导着地方官员行为，然而当官员晋升预期发生改变，地方官员会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冲突问题，其行为偏好是怎样的，影响其行为偏好的因素又有哪些？进一步的从微观角度看，地区环境的改善离不开工业企业污染排放的降低，而在河长制政策背景下，地方官员是否促进了辖区内工业企业减排？这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
因此，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取2007-2017年247个水质监测站点水污染数据，整理河长制实施相关资料，并匹配监测点所在地领导人和工业企业污染数据。鉴于河长制政策以及水质数据的特征，采用有序probit（Ordered Probit）模型，通过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对官员晋升预期与河长制治理效果进行分析。进一步的，为探究地方官员对地区工业企业减排促进的影响，本文使用1999-2017年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数据，结合地方官员数据与地级市经济社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以下问题：（1）河长制的治理效果如何，是否推动了水环境的改善？而晋升预期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地方官员的环境治理行为，如何影响？（2）地方官员在不同晋升预期下，地理和经济社会差异是否会对河长制治理效果产生影响？（3）在河长制背景下，地方官员是否推动了辖区内工业企业的污染减排？是通过何种路径实现的？这在不同类型的企业间十分存在异质性？
第2章 文献综述
2.1 环境污染的因素分析
随着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凸显，经济学家对环境污染的研究主要从外部性和成本角度进行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最早是由经济学家Grossman and Krueger（1994）提出的，他们认为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倒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此后，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别对该理论进行了讨论（Brock and Taylor，2010；Hartman and Kwon，2005；李鹏，2017；王飞成与郭其友，2014）。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开始寻找影响环境污染的其他因素，如，对外贸易、产业集聚等，并提出了“污染避难所假说”（Porter and Linder，1995；Cole and Elliott，2006），即环境规制的差异是引发污染产业转移的诱因，污染产业会从环境规制更强的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贸易的发展和工业的发展无疑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粗放的发展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聂飞与刘海云，2015；许和连与邓玉萍，2012）。
然而，中国的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在其背后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以经济绩效为主的官员激励制度，这同样也是中国经济能有如此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陶然与苏福兵（2021）认为学界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理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经济分权论”和“地方官员晋升竞标赛论”。
对于地方政府发展激励的理论，一些学者将政府整体作为一个“经济人”，从政府行为角度解释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动因。他们认为分权是激励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式分权引导了地方政府“GDP”竞赛，进而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而有选择性的放松对地区环境的管制，造成环境进一步恶化（闫文娟与钟茂初，2012；张克中等，2011）。
2.2 官员考核、晋升预期与环境治理
2.2.1 环保考核与环境治理
根据EKC理论，改善环境的方式有两种，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Ambec et al.，2011；Chay and Greenstone，2012；Andersen，2018；Greenstone et al.，2012），然而环境的外部性决定了技术进步并不会自动实现，而是需要外部强有力的诱导手段——环境政策，来实现污染排放的降低（王敏与黄滢，2015）。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突出，中央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官员考核绩效和指标，除经济发展指标外，环境绩效成为得到中央认可的、衡量地官员能力的重要指标（冉冉，2013）。这意味着地方官员在追求政治上的晋升时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上的突出，更要注重生态环境指标的合格。而为获取经济发展而采取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污染企业提供“庇护”等行为相应地受到了制约（He et al.，2020；Marquis et al.，2011；别红暄，2014），这促使地方官员开始重视环境治理和企业技术及经济结构的升级。
尽管环境指标具有“一票否决”的性质，但在实际的执行中，环境绩效考核对官员的作用和影响到底如何，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约束性的环境指标已经成为决定地方干部晋升与否的重要标准（Heberer and Senz，2011；Landry et al.，2018），环保考核机制和生态环境绩效也显著的促进了地区官员的晋升概率（吕凯波，2014）。推动地方环境治理力量，一方面来源于中央政府，一方面也来源于地方居民，Zheng et al.（2014）认为两方面压力促进了地方领导人的环境治理行为，这种“绿色绩效”在促进环境改善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大气环境、水环境还是固体污染，这种“污染治理—晋升”关系链条均成立（Kahn et al.，2015；Chen et al.，2018；He et al.，2020）。然而考核的作用并不能有效促进地方官员的环境治理行为，尤其是在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韩晶与张新闻（2016）使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地区经济条件的差异背景下，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地区，地方官员依然会以全力保证经济增速为第一要务，这与盛明科与李代明（2018）的研究结论一致。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19
3.1 理论基础 ...................................... 19
3.1.1 委托代理理论 ....................... 19
3.1.2 政治激励理论 ............................ 20
第4章 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25
4.1 数据来源 .................................. 25
4.1.1 地表水断面监测数据 ........................... 25
4.1.2 地级市官员数据 .................................. 26
第5章 实证结果 ........................................ 39
5.1 官员晋升预期与河长制治理效果实证结果 .......................... 39
5.1.1 动态趋势检验 ......................................... 39
5.1.2 官员晋升预期与河长制基本回归 .......................... 41
第5章 实证结果
5.1 官员晋升预期与河长制治理效果实证结果
5.1.1 动态趋势检验
关于公式（4-2）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水质的改善可能存在预期效应和滞后效应，即官员对河长制的实施存在自选择问题，为检验河长制政策识别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动态趋势检验。本文遵循Jacobson et al.（1993）、沈坤荣与金刚（2018）和张彩云（2022）的做法，探究河长制政策冲击的预期和滞后效应。具体做法为，将公式（4-2）中变量替换为表示河长制执行时间推迟或提前若干年的交互项变量，被解释变量依旧采用水质类别，具体模型如下：
𝑌𝑖,𝑡=𝜎1ℎ𝑧𝑧𝑖,𝑡−4∗𝑞𝑖,𝑡−4+𝜎2ℎ𝑧𝑧𝑖,𝑡−3∗𝑞𝑖,𝑡−3+𝜎3ℎ𝑧𝑧𝑖,𝑡−2∗𝑞𝑖,𝑡−2+𝜎4ℎ𝑧𝑧𝑖,𝑡−1∗𝑞𝑖,𝑡−1+𝜎5𝛽ℎ𝑧𝑧𝑖,𝑡∗𝑞𝑖,𝑡+𝜎6ℎ𝑧𝑧𝑖,𝑡+1∗𝑞𝑖,𝑡+1++𝜎7ℎ𝑧𝑧𝑖,𝑡+2∗𝑞𝑖,𝑡+2+𝜎8ℎ𝑧𝑧𝑖,𝑡+3∗𝑞𝑖,𝑡+3+𝜎9ℎ𝑧𝑧𝑖,𝑡+4∗𝑞𝑖,𝑡+4+𝜎10ℎ𝑧𝑧𝑖,𝑡+5∗𝑞𝑖,𝑡+5+𝜎11ℎ𝑧𝑧𝑖,𝑡+2∗𝑞𝑖,𝑡+2+𝜎12ℎ𝑧𝑧𝑖,𝑡+𝜎𝑋𝑖,𝑡+𝛼𝑖+𝛾𝑡+𝜀𝑖,𝑡 （5-1）
其中，ℎ𝑧𝑧𝑖,𝑡−𝑠∗𝑞𝑖,𝑡−𝑠是河长制推行前s年的虚拟变量与官员晋升预期交互项，ℎ𝑧𝑧𝑖,𝑡+𝑠∗𝑞𝑖,𝑡+𝑠是河长制推行后第s年的虚拟变量与官员晋升预期交互项。基于基本回归的结果，在进行预期效应与滞后效应分析时选取市委书记预期压力衡量官员晋升预期进行回归分析。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环境的恶化迫使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中国政府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体现在了经济和政治的方方面面。“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和环保“十三五”规划等等不断推动着地区政府注重和治理地区环境问题。与其他环境政策不同，河长制是“由下至上”的，是从地方创新到国家政策，这种地方性自主实行的水污染治理政策更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落实和推动。但官员的行为不仅受环境考核的推动，自身情况和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而随着晋升预期的变化，他们的环境治理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差异，这是本文探究的问题。本文利用2007-2017年水质监测点数据与地级市官员面板数据，使用DID方法对官员晋升预期对河长制治理效果影响进行了分析，综合上文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6.1.1 河长制并没有显著改善水质
尽管河长制在无锡市以及太湖地区的实施有效的推动了太湖流域的水环境治理工作，但从河长制的执行总体上来看，该政策不仅没有显著的改善地区水质，反而进一步使地区水质恶化。由于水质类别的评定标准对污染指标考核具有综合性和全面性，水质的改善意味着需要对水中污染物质进行全方面、深度的治理。而实证结果显示出地方水环境的治理工作存在表面性和片面性。
6.1.2 晋升预期的降低促进了水质的改善
官员的晋升预期对其环境治理行为产生了影响，使用官员上任年龄是否超过55岁作为衡量官员晋升预期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当官员上任时年龄超过55周岁，其晋升的预期随之降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晋升竞标赛”效应降低，同时，为了防止在退休或退居“二线”前因环境问题受到问责和惩罚，地方市委书记基于地区长远发展的考量，更倾向于推动地区环境治理。这会导致地区河长制政策执行力度加大，进而促进地区水质的改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