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本文是笔者基于沈阳市网约车政策及执行情况并做了大量调研而写出的，问题与对策方面更多是基于沈阳市的现状而阐释。但正如前文所述，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情况，政策制定确需因地制宜，本文能够给予在网约车研究方面的学者一定启示，但是未来还需更多学者因地制宜探索不同城市网约车发展空间。
1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1相关概念界定
1.1.1网约车
“网约车”，全称为通过网络进行线上预约的出租汽车。它依托的是一种新型的汽车服务平台。在中国，它仍然是一种出租车。作为一种新型的运输业务，它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支撑，同时网约车还促进了短期和分散的供需意愿，这是共享经济的体现。
简单来说，网约车公司就是一种通过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为乘客和出租汽车司机牵线搭桥的公司，客户通常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在线订购乘车服务，在本质上，它类似于一个在司机和乘客之间进行调解的第三方服务。网约车公司的合法性因管辖区域而异，在某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它们已被禁止，并被视为非法出租车业务。与出租车不同，网约车不能合法地在街上叫车（但有些叫车服务应用软件可以同时呼叫出租车）。同时，对于这种新型业态，由于其服务形式多样且具有个性化、定制化、私人化的特点，在中国法律上的定性问题，并不能简单地按照传统出租汽车来看待，应区别对待。
网约车服务流程如下：客户在手机应用程序中输入自己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并可以选择不同车型（普通型、豪华型），确认订单后，该应用程序将他们的位置和请求发送给附近的司机，司机可以决定他们是否要接受该订单。如果司机选择接单，客户可以在他们的应用程序中看到汽车正向他们行驶，以及汽车预计到达的时间。他们还看到有关该车的信息，如车牌号和司机的名字。当司机到达乘客所在的位置时，乘客可以直接上车，并可以确认预计到达目的地、时间、相关路况以及汽车行驶路线。大多数网约车平台通过移动支付收取乘车费用。因此，乘客在下车时不必担心付款问题。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他们可以直接下车，因为扣款会自动完成。与出租车类似，司机一般不在起点和目的地之间做任何停留。司机提供的服务是有利润的，乘客不能与司机分担费用。付款是自动收取的，收入由调解人和司机分享。
1.2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政策执行效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受多因素影响，本文选用政策执行研究常用的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进行网约车管理政策执行的分析，以便于进行分门别类的表述网约车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因素，从而更加清晰的体现各因素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T．B．史密斯是美国政策学家，是最早为政策执行过程建立模型的学者之一，在《政策执行过程》这一经典著作中，他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提出了“史密斯模型”，即政策执行及其生态学的理论模型，影响政策执行的多种因素包括四个重要组成部分。
1.2.1理想化的政策
即这是一个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政治方案。具体而言，政策的形式、性质、起源和范围，以及社会对政治的理解都被其包含在内。
1.2.2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常常用来指进行政策执行的组织。包括执行机构的权力结构、人员、工作态度、领导风格和能力，还有执行人员的情况。
1.2.3目标群体
目标群体或称为政策对象，通常指因某些政策决定而需要调整其行为的群体。包括他们的组织或制度化程度，他们的领导意识和以前的政治经验。
1.2.4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即与政策栖息相关的因素，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历史环境等，它是政策执行的路径依赖和影响因素。
2沈阳市网约车管理政策执行现状及存在问题
2.1沈阳市网约车管理政策执行现状
2.1.1网约车管理的发展历程
作为辽宁省的省会城市，东北三省的交通枢纽，沈阳市下辖十区二县代管一县级市，总面积超一万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超三千平方公里，长住人口八百余万。较多的城市人口与较发达的经济水平决定了对出租车与网约车市场的巨量需求，使得网约车在此有巨大的市场。因此沈阳市也称为东北三省网约车市场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
201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正式下发了一个通知，即广受关注的《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作为我国下发的第一个网约车管理通知，该通知要求各地交通部门在城市出租车服务信息监管和手机软件叫车服务方面加快系统建设。2016年，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发布网约车法规，这意味着网约车政策法规在中央和地方的全面落实。在2016年7月的时候，公安部联合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颁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同时，要求地方政府在2016年11月前出台相应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暂行办法》。截至2021年12月，已有340个县级及以上地方政府颁发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我国有关部门应制定政策并实施行政许可，然后地方政府应将政策制定与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其他管理手段的实施相结合，对本地区网约车的发展进行管理。其中，网约车管理政策的制定是落实地方政府网约车政策的第一步。行政许可证是地方政府根据网约车实施细则批准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和司机合法从事网约车行业的唯一途径，是一种前端管理工具。在网约车的日常运营管理中，各地一方面可以按照交通运输部《暂行办法》对违规平台、车辆和司机进行处罚，另一方面也可以结合各地实施细则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但不限于吊销营业执照、停业整顿和罚款，对于性质上违规不甚严重且未导致严重后果发生的行为，多以约谈的方式进行。
2.2沈阳市网约车管理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2.2.1市场垄断现象突出
当今，对于平台经济来说，大多倾向于采用垄断的方式去占领市场，进而获得超额利润，对于网约车平台而言也是如此。在网约车平台发展之初，平台通过对于网约车司机、准入车辆和乘客进行大量补贴，以资本的力量强行占据市场份额，在外部资金的加持下不断扩大企业的影响力进而加快企业发展，以最快的时间形成局部的垄断，以大量资金不断打压传统出租车群体，挤压其他模仿者和竞争企业，但是一旦形成赢家通吃、垄断的局面，就会通过提价、抽成等方式从网约车司机和乘客身上弥补之前的投入。沈阳市网约车当今就被几家大的网约车平台把持着。
根据表2-3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149位车主中，与滴滴出行签约的司机最多，为58人，首汽约车次之，为49人，第三是神州专车，占到了15人，排名前三的网约车司机签约平台的人数加起来占总人数的81.9%，是一个非常大的占比。其他虽然也有一些网约车司机也与其他平台签约，但是相较于前三个来说，占比较少。
3沈阳市网约车管理政策执行存在问题成因分析..........................25
3.1政策本身层面.....................................25
3.1.1政策覆盖面窄...........................25
3.1.2政策准入标准过严....................................26
4沈阳市网约车管理政策执行优化措施.....................................31
4.1提升网约车管理政策的科学性...............................31
4.1.1提高政策可行性与覆盖面.................................31
4.1.2合理设定网约车准入标准....................................32
结论.............................36
4沈阳市网约车管理政策执行优化措施
4.1提升网约车管理政策的科学性
4.1.1提高政策可行性与覆盖面
网约车政策要想更好发挥作用，还要在政策完善和政策执行上不断完善，以提升其可行性。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乘车群众和网约车司机的需求，沈阳市要广泛进行全面调研，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等多种调查方式相结合的方法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发挥好网约车在提升就业、资源共享等方面的作用，确保满足群众需求。只有严格依据沈阳市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严谨的全方位调研，才能针对性地予以全方位把握，进而实现对需求的满足。在调研中，要重点关注各路段的拥堵状况、拥堵时常，各地区的用车需求，借助大数据系统全面分析，以为后续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其次要提升政策覆盖面，不局限于原有范围。要广泛召开座谈会，邀请一些专家教授、执行人员、民意代表、平台代表、从业人员等多方群体，以群策群力的方式结合沈阳市当前的政策覆盖现状，拿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提升政策的覆盖程度，扩大覆盖面。
最后还要畅通意见反馈机制，对于网约车政策的完善要广开言路，凡是群众有意见建议的，可以直接通过沈阳市搭建的意见反馈平台进行留言，由沈阳市政府指派专门工作人员定期梳理回复，以此去芜存菁，留存下更多有益建议，不断纳入到网约车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断提升可行性。此外在监督的过程中，也应把各群体积极纳入到监督工作中来，结合监督建议和意见，不断纳入到网约车管理工作中，形成不断地正向循环，助推沈阳市网约车管理工作更让各群体群众满意放心。
结论
网约车作为依托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代表，在应用中彻底改变了原有运营汽车的运行方式。通过互联网实时匹配信息，调度各类闲置交通资源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这不仅提高了现有汽车的出行效率，也符合节约和利用社会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此外，从中长期来看，网约车也是一个收集数据的平台，城市以大数据为支撑实现智能交通，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沈阳市网约车管理政策的实施和管理为出发点，通过调查梳理了网约车管理政策执行存在问题，并进一步分析原因，最后，根据史密斯模型的“四因素”理论，从提升网约车管理政策的科学性、提高政策执行机构水平、明确行业定位并增强网约车司机的认可度、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
首先，政府和网约车服务商之间的互动需要政府的制度学习来设计合适的新政策。在一些政府政策中存在过度的行政干预，用旧的政策来规范共享经济下的交通新模式，这样的政策无法降低相关风险的概率。政府可以与新模式交通的企业积极互动。这有助于政府通过共享经济平台收集用户的反馈。此外，政府可以了解新社会经济体系下的挑战和问题，以便设计和改进现有政策。避免新的交通模式与传统系统之间的潜在冲突，为共享交通提供合法性，是这种交通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其次，政府和共享经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也很重要。各级政府需要以完善网约车信息平台的建设和公共资源的共享，保证信息的畅通为基础，降低数字化时代下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加互信，有助于提高安全水平，更好地实现供需对接。通过政府、网约车服务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安全风险相关的应用内反馈信息可以更有效地提交给公安部门，防止潜在危险的发生。同时，信息共享也有助于网约车服务商优化算法，从而降低成本和相关经济风险。这是优化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也有利于新模式的共享交通对当前公共交通系统的可持续补充。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