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本文在政策文本、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基础上对疫情防控中的政府注意力进行内容分析，从“时序-结构”维度对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性注意力及回应性注意力进行配置及转移分析。
第一章绪论
1.1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1.1.1问题提出
（1）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影响重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
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骤然席卷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悄然传播开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初期，其广泛的传播性及未知性一度引起各国甚至全球的强烈关注。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次疫情对于全人类既是一场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一场严峻的考验。而且，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本世纪世界范围面临的一场影响最为持久、冲击最为巨大、经济损失最为惨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鉴于新冠肺炎病毒超强的传播能力，任何国家政府都需要随时做好应急管理的准备。此类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风险具备很强的综合性和超地域性，需要以综合性手段实施应急管理，也需要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协同处置，其已经构成了当前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挑战。
（2）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党和政府的危机处置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广泛的传播性及复杂的传播链为疫情防控的应急管理增加了难度。新冠肺炎疫情风险不可完全避免，但对于政府而言，关键是要“在危机应对中成长”[1]。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医疗卫生资源供给问题，更需要党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各行业企业单位、基层社区以及公众的配合和协调，必须统一各层级防控目标，精准施策，各疫情防控责任主体严格执行，凝聚各方力量，才能快速有效地抑制疫情扩散。人类进入风险社会以后，风险问题更是现代社会里无法拒绝的选择，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毋庸置疑的客观现实[2]。目前，对于我国来说，新冠肺炎疫情仍是一个长期的风险问题，即便新冠肺炎疫情在小范围内发生了集中性的暴发，也将对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同时也会危害社会局部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这无疑也考验着党和政府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是否具备适配的危机处理能力。
1.2国内外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新冠肺炎疫情高度关注，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多集中在医学领域。管理学领域中，国外学者多聚焦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治理、风险沟通研究，而国内学者则从不同的视角和工具方法来审视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而提出相关对策。
1.2.1国外研究现状
（1）新冠疫情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引发了国外学者对此的关注。Collins A等（2020）[5]阐述了新冠病毒传播严重性的六个重要因素：指数级传播速度、国际互联性等，同时还考虑了为应对与IRGC风险治理框架中的要素相对应的五个重要挑战而采取的步骤。Wong C M L等（2020）[6]通过研究2020年1月至2020年4月期间新加坡对政府的信任、风险认知和公众合规之间的相互作用，使用社交媒体跟踪和在线焦点小组讨论，对公众对政府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措施的反应进行了初步评估，强调了基于“防御性悲观主义”叙事的新加坡风险沟通的独特部署，以提高而不是降低感知风险水平。同时认为，公众对风险的低认知持续存在，随之而来的对政府风险管理措施的遵守程度低，这暴露了信任的悖论，需要进一步反思关注公众角色的信任的另一个维度，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其他社会和文化因素。Lohiniva A L等（2020）[7]基于2020年2月3日至25日连续收集116篇公众社交媒体帖子和电子邮件，得出五个与风险感知领域相关的调查结果：灾难的可能性、死亡的可能性、暴露的原因、控制局势的信念以及对当局的信任。Aleinikov A V等（2020）[8]探讨了疫情大流行危机背景下的信息风险管理模型、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流通机制以及风险感知与信息信任之间关系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是成功应对疫情流行的关键因素，并基于此提出相关对策。Onyishi C J等（2021）[9]对非洲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应对措施的现有国际和国家政策和计划文件展开研究，评估了与城市治理原则相关的现有协议和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响应。同时利用政治经济学框架，探索了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非正规劳动和商业活动的社会条件，并加入了非正规的社会习惯。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健康问题，但鉴于非洲城市化的大规模非正式性质，它应该更多地被视为社会和政治经济挑战。
第二章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核心概念
2.1.1注意力
“注意力”（attention）是卡内基学派的核心概念之一。“注意力”作为概念首次出现在管理决策研究中要回溯到美国学者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理论[48]。“注意力”在心理学当中是一个基本概念，指的是个体在某项事物中集中意识的心理活动[49]，是一种稀有的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理性决策理论认为，管理的过程就是决策的过程[48]。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管理者的注意力是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重要心理基础所在[49]，指的是管理者在某一决策集中意识的心理过程。
2.1.2政府注意力
政府注意力是指政府配置在某项议题中的注意力，以及对各类议题的选择性注意。因此，本研究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疫情防控中的政府注意力是指：政府配置到疫情防控议题、解决方案的注意力,以及对各类不同议题和解决方案的选择性注意[50]。
在本研究中，采用了同一研究主体（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不同数据类型（政策文件、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对政府注意力加以探究。与此同时，本研究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政府注意力划分为：政策性注意力和回应性注意力。其中，政策性注意力是指在政策文件中所直接体现的政府注意力；回应性注意力是指在新闻发布会中所体现的政府注意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全部发布会文字实录进行了初步通读后，发现该机制召开的发布会通常以下流程展开：发布人提前通报发布主题；发布人根据主题进行官方内容已有信息的发布；媒体记者针对发布主题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由于新闻发布会的嘉宾都是与当日发布会主题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因此会对媒体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并尽可能详尽的解答。因此，发布会在本质上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回应性互动过程，由于政府会基于提前选择过的信息作出回应，可以将新闻发布会中的互动视作政府提前分配好的注意力。换句话说，从一定意义上，新闻发布会中所体现的回应性政府注意力恰恰能更深入地反映出政府注意力的现实性。
2.2理论基础
2.2.1注意力基础观
注意力基础观认为，由于管理者的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决策过程中不可能根据客观理性来实现决策预期价值的最大化，且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囿于信息处理能力有限和评价准则的不统一，只能基于有限的认知能力来追求满意的解决方案[51]，从而提高信息处理能力[52]。注意在领导活动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具有选择、配置、调节和监督的功能[53]。注意力与决策能力关系密切。西蒙认为注意力与决策具有正相关关系，由于人的行为具有有限理性特征，因而注意力也具有一定的局限[54]。美国学者布莱恩·琼斯在西蒙有限理性理论基础上，将具有稀缺性特征的注意力资源引入到政府决策领域，认为公共政策稳定或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们偏好的注意力变化[56]。政府应对公共问题的资源是有限的，面对“拥挤”的政策议题，不得不有所选择地将资源优先处置一些挑战。有研究指出，在我国，传统的议程设置具备“自上而下”的单向性，但是在网络时代，“自下而上”的情形已经显著加剧，政府的政策议程的推动也不断受到了公众议程和新闻媒体议程的交织影响[57]。因此，注意力分配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管理者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关注、编码、解释和关注问题的过程。注意力分配和转变同样影响了政府决策，随着注意力的偏移、消减甚至消亡，针对某一焦点问题的政策议程会随着时间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相应的转变。
第三章我国新冠疫情防控中政府注意力的结构分析........................17
3.1资料选取........................................17
3.1.1资料选取原则........................................17
3.1.2资料来源...........................................18
第四章我国新冠疫情防控中政府注意力的演进过程........................28
4.1疫情防控工作启动期（2020年1月）..................................29
4.2疫情防控工作探索期（2020年2月—2020年4月）............................30
4.3疫情防控工作常态期（2020年5月—2021年12月）..........................31
第五章我国新冠疫情防控中的政府注意力演进特征........................33
5.1中央政府疫情防控注意力整体呈现U型特征.............................33
5.2疫情防控探索期回应性注意力更加注重经济发展...................37
5.3政策性注意力关注对象从特困群体转向社会整体..................................38
第五章我国新冠疫情防控中的政府注意力演进特征
5.1中央政府疫情防控注意力整体呈现U型特征
当前，疫情防控、民生保障、经济发展构成了我国疫情防控过程中政府注意力的基本内容及治理目标。我国政府的政策目标重心从疫情防控到明显偏移至民生保障及经济发展后，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回归到疫情防控。
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政策文件中可以看出，政策的重心始终是疫情防控。并且，在政策性相对注意力演进分析中，各阶段“疫情防控”的相对注意力如下：第一阶段，疫情防控的相对注意力为90%，民生保障相对注意力为10%。经济发展相对注意力为0；第二阶段。疫情防控的相对注意力为66%，民生保障相对注意力为28%，经济发展的相对注意力为6%；第三阶段，疫情防控的相对注意力为89%，民生保障相对注意力为10%，经济发展相对注意力为1%，如图5.1。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
6.1研究结论
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伴随人民日常生活的时代背景下，政府注意力演进的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不言而喻，本研究立足于我国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组，在政策文件及新闻发布会的语境，主要阐述了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政策性注意力及回应性注意力的发展历程及演进逻辑，对把握当前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供了历史经验。而且在理论层面上讲，从政策语境及新闻发布会语境下解读和提炼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内容体系，有助于丰富当前学界对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认识，进而完善政府疫情防控管理体系，为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及未来新冠疫情变化管理提供借鉴。
本文在政策文本、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基础上对疫情防控中的政府注意力进行内容分析，从“时序-结构”维度对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性注意力及回应性注意力进行配置及转移分析。得出的相关结论是：
首先，从政策结构看，政策驱动下的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管理体系已基本完成，初步形成了兼顾多层次主体不同政策主题关联特征，以疫情防控、民生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以环境型、供给型、需求型政策工具为辅的疫情防控内容体系。其次，从时序演进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经历了以环境型政策主导的疫情防控启动期、应急管理驱动下疫情防控探索期以及多元组合政策工具群防群治的常态期。
最后，本文认为研究中还需要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对于经济发展主题的供给型政策不足。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是基层防控的主要方针，但新冠肺炎疫情依旧呈现多点发生、局部暴发的特征，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散点暴发区域，经济发展供给型政策不足，中小微企业及个体经营户在无政策扶持的情况下难以渡过生产经营危机；二是由事件变化推动的政策供给存在滞后性。我国疫情防控工作过程中，主要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自上而下的工作部署。在疫情防控探索期，应急管理驱动下的政策出具时间稍有滞后，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可能延误最佳治理时机，这样的延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灾难性”[1]。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