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西学东渐的一部分，西方医学的传入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20世纪初，陈邦贤、谢观等老一辈学者从科技史的角度梳理中国医学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医学史的研究。随后，中西医学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逐渐被学术界所关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西医学相遇下的社会文化研究却被学术界所忽视。因而，台湾学者雷祥麟曾指出：“医学史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很核心的部分，而且是一个亟待开发的领域。”近年来，以“关注人，关注生命”为研究旨趣的医疗社会史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台湾留法博士梁其姿发表论文《明清预防天花措施的演变》和考察疾疫泛滥中，国家与社会的反应，掀起了医疗社会文化研究的热潮。20世纪90年代，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杜正胜等人的带动下，成立“了疾病、医疗和文化”研究小组，并以《新史学》为载体，呈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大陆对医疗社会史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如2006年就有四本相关著作出版，2008年余新忠主编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一书，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进行了探索。以杜正胜倡导的新史学3为代表，在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放弃了以往历史宏大叙事的书写模式，开始关注在历史大变迁和特定环境中的普通民众。但限于资料等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近代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多集中于民国时期，尤其是围绕1929年“中医存废问题”进行的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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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医传入与中国医界
就目前所见资料来看，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最早是在唐代景教东传时。而西式医院的设置则相对较晚，可以追溯到明穆宗三年（1569年），由澳门区主教卡内罗设立，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中国人接触西方医药的记载，自清代以来也逐渐增多。其中，清康熙皇帝因患疟疾，就曾食用过金鸡纳霜；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里，也多处提及西方药品的使用。
随着传教士不断东来，西方医学以“宗教婢女”的身份在中国渐推渐广。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设立西医诊所。182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澳门的传教士医生郭雷枢设立眼科诊所，为贫病之人免费治疗，诊治范围也并不限于眼科。1835年，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广州设立中国大陆第一所西医院，眼科医院即后来的博济医院。该院在1842年至1845年共接收病人52，5001。西医的传播开始逐渐突破澳门、广州，遍布各通商口岸。根据18 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规定，西人获得在五个通商口岸建造医院的权利。1860年代，中国各大城市基本都设立了西式医院，大量西方的医学著作也被翻译过来。根据《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的记载，在翻译的160册书籍中，医学类共有11册，占总数的6.875%，位居兵制（21册）、兵学（18册）、工艺（12册）之后，排第4位。“20世纪以后，教会医疗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到191 4年，医院达265所，诊所达386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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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技术
二、西医与清末上海社会.........................................9
（一）清末上海社会...............................................9
（二）清末上海人的就医取向.................................10
三、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看西医在上海的传播......15
（一）牛痘的推广与时人对牛痘的认识...................15
（二）外科之精良与局限.......................................20
（三）产科与女医................................................22
（四）从《申报》看中国医界变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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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看西医在上海的传播
学术界对于牛痘、外科、产科的发展，多从科学技术史出发，除普及性的历史知识撰述，多偏重于对技术的论述。而对新技术传入后，民众态度取向、发展、变化则缺少具体的分析与介绍。根据《申报》对清末西医进入后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冲击的相关报道，本人择取信息量大、具有代表性的预防医学——牛痘、临床医学——外科及产科进行较为细致论述，力图再现近代西方冲击下，一个巨大、复杂、异质化的社会中，民众对新事物西医的回应与调试。
（一）牛痘的推广与时人对牛痘的认识
种痘术是针对“痘疹”或“天花”之疫而发明的预防手段，属于预防医学的一部分。在种痘术发明之前，患天花之人，十死八九。即使痊愈，也难免留下疤痕，影响容貌，给人们的生命、生活带来了严重威胁。所以有人说“种痘免疫医学所拯救人类生命已难计数，实功德无量。”
中国种痘史的研究，早有涉及。范行准、陈邦贤等老一代学者从技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传统的种痘术及其内在理论进行过较为细致的论述。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注重技术身后的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研究。如余新忠教授在《江南种痘事业探论》一文中，除了追溯人痘、牛痘的历史外，十分关注其中政府的行为以及民众的态度。本文欲以《申报》资料为主，就牛痘传入上海地区后，人们的种痘情况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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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西医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现代化是一种“学习能力”，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熊月之先生曾经以“西医现象”为例，来剖析“西学东渐”与晚清的社会反应。他将西医传入中与中国人吸收外来文化的心路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疑忌——试用——高扬。任何新事物都有可能成为人们抵制的对象，无论它对社会是多么的有益，人们也总能为抵制外来的新生事物找到或多或少的实用主义辩护。
人们对新生事物的抵制来自于多方面的因素，诸如社会、心理、文化以及经济障碍。而在所有障碍中，人们“最初的抵制大都来源于担忧，来源于对不熟悉事物的恐惧”。这种恐惧除了来源于对新事物的陌生外，还在于因此而产生的与自身文化的比附。
如人们对教会医院、诊所的医疗行为与传统的“采生折割”现象相联系。“采生折割”即“取生人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也”，其目的可能有多种，但“以无辜小孩遭人迷拐戕贼折挫，以为戏具”者多。西医的传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传教士医生，医院、诊所设在教堂中也不足为奇。但在中国人眼中是陌生的，经常关闭的教会大门更增加了人们的种种猜疑。如若遇见有病亡者被抬出教堂，那么各种可能的想象都会出现。这或许也是仁济、同仁医院统计中，住院人数较少的原因之一。
阻碍人们接受新事物的因素中还有一项无效传播，“在无效传播方面，医务人员看来是最糟糕的犯错者之一”。西医传入初期，中国人习西医者尚少，医务人员多为碧眼紫髯的外国人，加上西医在医学原理、诊治方法、医疗器具等方面与中医的迥异差别，难免令习惯中医的人们疑窦丛生。.......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