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三卷本到简编本——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唐弢作为文学史家，主要成果是他主编的两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均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而他的很多文学史思考，也正是在此契机上生发开来并留于后人的。
1.1中国现代文学史语境
1.1.1中国现代文学史生态与文化语境
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上决定编写高校文科教材，三卷本作为其中之一被列上日程。它集中了国内的一些专家和高校现代文学教师多人协同编撰，历时三年，完成了六十万字的初稿。当时还铅印了上册第一、二分册作为讨论稿。十年浩劫，编写工作完全停顿，不但未能修订上册，还丢失了下册二十五万字的初稿。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重新恢复和建立了编写组，对上册稍事修改，又重新撰写了下册，于1979—1980年分三册陆续出版。
淡淡数语，可见这部文学史编写之坎坷。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对于跟革命发展紧密相关的现代文学来说造成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胡适批判、胡风批判、冯雪峰批判等等，如潮而来，在现代文学史上勇敢的践行者们受到了一次又一次思潮的冲击。
到了1961年时候，党的文艺政策开始调整，其“调整主题就是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纠正‘左’的错误，对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文艺创作和评论的再度活跃，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时期的文艺政策的调整还未来得及从根本上改变‘左倾’顽固症带来的种种恶果”，就碰上了十年浩劫。三卷本被迫在即将完成初稿的那一刻停止了，甚至第三本稿件遗失，直到1971年，才又开始重新整理编写。
虽然重新编写，但是社会环境并不平静，一些政治问题仍然存在并对文学造成影响，在70年代末，文学史并没有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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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现代文学史版本演变
1.2.1三卷本与简编本的优劣所在
唐弢的三卷本初出版的时候，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不仅仅是因为其为“高教部于1961年组织了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文科教材编写工作”，“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召开了文科教材会议，表示出努力纠正‘左’倾错误的态度”，“当时，投入力量之大，是迄今无以超越的”，“就参编人员来说，多为全国一流的学者，如唐弢、王瑶、刘绶松等”这些内部因素，还因为当时急需文学史教材的这一外部因素影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时人的评论中，认为唐弢的文学史具有以下特点：“详细占有第一手资料，立论踏实”；“在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写法上十分注意客观的叙述，防止了过去一度出现的简单化的做法，即主观批评性的结论过多的做法”，“从内容到结构，注意了它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评价它“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廓清了过去比较混乱的一些看法”，“对现代文学范围、性质、主流的提法，较为全面，比较客观地概括了现代文学丰富复杂的历史面貌和特点，力图使现代文学史名副其实地成为现代文学史”且“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发展的全貌，以叙述革命文学和进步文学为主，兼及中间派文学，以至统一战线以外的文学”，“本书还注意到点与面的关系，即重点作家与一般作家的关系”并“首次写到了少数民族文学”，“给人以‘史’的感觉”。这些看法均给予了唐弢文学史客观的肯定，从内容到结构的科学性，注意点面结合，这些评价在现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流于表面，但是在当时的情境下，唐弢主编的这部文学史所包含的“纠正”价值是很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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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压力下的作业——唐弢文学史的写作实践
二元对立的环境使得唐弢的文学史论著充满着张力。在文学史写作的早期，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编写的时期，处于集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对立的阶段，特别是前者还代表了国家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唐弢从史家的责任感的角度所做的调和就显得极为难得与重要了。
2.1无奈中的妥协——从文学评论到文学史
2.1.1无法摆脱的枷锁
从中国现代文学一直以来的主题上来看，著名的中国学者李泽厚，在一篇题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文章中，提出了五四运动的双重主题。他认为“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截然不同但是相互影响的部分：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学生运动。……救亡的革命要求掩盖了启蒙的要求，而且知识分子本身，虽然第一次提出了启蒙的任务，但是他们还是被拯救国家这个集体的客观的要求吞没并征服了。这也就是这个普通的论点如此具有特色的原因。”
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了当时为什么意识形态浓厚的原因之一，无论是从责任感还是从荣誉感出发，被“国家拯救者”这个位置所征服，政治意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主要地位。
从文学史创作对象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而前进的，无论是最早梁启超提出的“群治与人治”还是胡适所提出的“白话文学运动”到周氏兄弟提出的“人的文学”等等，这些文学思想究其根本，其目的还是试图通过文学的改革来促进社会的改革。在现代文学史中，意识形态一直都是如影随形。的，可能会或浓或淡，但是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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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妥协中的坚持——体制化下的个人空间
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作协的情况：“周扬是作协的副主席，也一直是中宣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机构的核心领导层是里面的党组和书记处。也设主席、副主席、理事等，茅盾在去世以前一直是作协主席，巴金、老舍等是副主席，但是他们的权力很有限，权力核心是在‘党组’比如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文艺界开展的对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的批判包括60年代初文艺界的‘调整’，所有重要的事情，它的决策，都是在小范围内，在党组，甚至更小的‘核心’中，像周扬、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等人中间进行的，然后再向茅盾、老舍等通报。”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文学情况，作为国家的最高文化中心，唐弢虽然任主编，但他所处的位置还是非常微妙的。在文学史编写过程中，一般上都是没有太大的分歧的，据严家炎回忆“至少60年代好像还没有出现，都是听唐弢的话，更上面是听周扬的话。”
比较其他编史人员来说，唐弢有更大的压力，但是相对而言也有更大的权利，在文学史编写的“一体化”体制下，他的伸展空间还是有的。
虽然大纲是由上面的领导审核的，但是在具体的内容书写操作层面上还是有相对宽松的回旋余地。正如洪子城所分析的那样：“一个原因是文学规范，或者说确立文学规范的理论原则、政策规定，仍然存在着阐释上差异的可能第二个原因，当代对文学的管理、控制，有一种过程式的循环的状态……‘运
动’的开展和对‘运动’所做的整理、修正，交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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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理念思考到寄托浮现——唐弢理想中的文学史.............24
3.1 唐弢文学史设想理念.....................................................24
3.1.1 文学史形式..................................................................24
3.1.2 文学史内容...................................................................27
3.2 唐弢未尽夙愿探因.........................................................29
3.2.1 客观条件的制约..........................................................30
3.2.2 主观条件的局限..........................................................30
3.3 理想文学史的“别样”呈现..............................................33
3.3.1 史料的谨严与真实：唐弢与杨义..............................33
3.3.2 传统的重视与深化：唐弢与汪晖..............................34
4 从现代走向当下——唐弢的文学史观 ...........................36
4.1 现代——观念之争......................................................36
4.1.1 “以论带史”与“论从史出”的纠结 ..............................36
4.1.2 “新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疑问..................................38
4.2 当下——观念的融合...................................................40
4.2.1 古与今、中与外间的张力调和..................................40
4.2.2 文学史观念的得与失..............................................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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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现代走向当下——唐弢的文学史观
唐弢这一代学者，所处的年代正是变革最大的年代，早年经历了战火纷飞与建国大业，晚年又经历了“十年浩劫”与改革开放，保守与开放、激情与平稳、新与旧，不管在哪个时期，都对他们原有的知识结构和认知体系造成极大的冲击。作为在这样的政治风云中走过来的学者，唐弢面对时代的无情冲击，显然并不是“退居二线”或者固守己见，而是在尽己所能的进行调试，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来对待新的观念。
4.1现代——观念之争
4.1.1“以论带史”与“论从史出”的纠结
洪子诚在他的书中提到文学史写作的一种趋势，即：“把它写成像‘历史’，关注演变过程，关注事实的联系，而且会更多地强调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重视外部因素对文学事实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也就是突出‘历史’的成分。”
这种趋势很好的概括了唐弢在文学史写作中的倾向与一贯的坚持。文学史，重史重文，前者强调延续性，后者则更倾向断裂。对于文学史，唐弢坚持以“历史”为中心，“所谓文学史，就是说它一方面是文学，一方面是历史，是将讲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书。”因此唐弢在文学史编写过程中注重历史演变过程，注重文学流变思潮等情况，特别注意在文学史过程中的现象的总结归纳与比较。
追根溯源，唐弢受章学诚“六经皆史”观念的影响颇深，他这样回忆到：“读了章学诚‘六经皆史’以后，我的兴趣确实偏向历史方面了，我觉得应当从历史中总结出理论来。”
正是这种理念一直指导着唐弢，从早期注重历史细节的杂文，到后来受人推崇注重文学现象记录的《晦庵书话》的出现，无不表明了唐弢对于历史的重视。他后来认为重写文学史是有必要的正是基于早年提出的“历史要改写”的观念主张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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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唐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毋庸置疑的建设者之一，作为“60年代初期调整时期完成的现代文学史的典范之作”（即《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的主编，在关于文学史写作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唐弢文学史观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他对于文学史重写的借鉴意义上。
首先，对于文学史的重写，主要方向还是恢复“被前人的理解与解释遮蔽掉的部分”，如何恢复呢？史料的新发现以及时人对于史料的新解读，就是一种恢复。唐弢对于史料收集的重视，对于史料真实性的甄别，正是给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文学史料学的理论支持，做好了“奠基”工作才能便于其他工作的展开。
其次，唐弢特别注重文学史的历史意义，并极力的把“时代动感”箍于历史之中，而不是被历史政治事件平白的抹去，这对“文革”后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有很好的引导作用。而他强调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文学史的“神圣”地位，而不至于使文学史写作成为哗众取宠的道具。
第三，在对文学史审美因素的理解上，唐弢指出“文学史首先是文学史”，但是他也从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入手来指出文学审美中其他因素存在的必然性。
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历史等等多种成分在文学审美过程中出现，只有承认存在，才能对文学对象本身予以正确的审美评判。可以说，唐弢给现在的文学史重写中审美空间如何展开评价指明了一条道路，而不是回避或者肆意的驳斥。
时代局限性，在唐弢的文学史论著中表露无疑，正如孙郁提到的：“苏联的文艺理论传统根深蒂固.......这种‘前摄抑制’深深地制约着他的晚年写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