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显现与遮蔽
一般意义上，哲学观念能够引发剧烈的政治行动，反之，政治关注也时常会挑动哲学论争，这种思辨的张力本不足为奇，只是到了近代才具有了特别的意味。阿伦特认为，近代形而上学面临的诸多问题，并非是那些被指责为“无意义”的词语所造成的，而是理性在追求真理的名义下逐渐偏移了主题，进而在精神世界中自行制造禁锢。作为形而上学危机的表征，现代性诸多困境的根由不是思想家们远离了人的境况去考察抽象的政治理想，而在于让哲学思辨的结论过多的涉入现实政治，从而使人丧失了对自身行动能力的关切。此外，由于哲学介入政治，“单数的人”的意志逐渐凌驾于“复数的人”的思维之上。
二十世纪30年代以后，伴随着极权主义的兴起，意识形态灌输与激进民族主义在欧洲大行其道，这段历史被阿伦特称为“黑暗时代”。她亲身经历了德国思想界集体转向的悲剧，大批知识分子在面对极权暴政的危险之下，仍然抛弃良知而投身纳粹运动，曾经的老师兼恋人的海德格尔竟然加入了纳粹并被官方任命为校长，为法西斯的教育理念摇旗呐喊，这让身为犹太人的阿伦特甚为痛心。那些“职业思想家”面对现实政治变得缺乏足够的警觉进而极为轻易的丧失立场，这使得她对学院派哲学的专业关注感到甚为失望与反感。自博士论文论述奥古斯丁“爱”的观念论后，阿伦特一直都尽量避免纯哲学论述，并明确表示不接受哲学家的头衔。她认为思辨理念和政治现实间存在着一个不可弥合的鸿沟，这是对哲学涉足政治的深切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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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思维能力的遮蔽
为了避免历史重蹈覆辙，必须重塑公民的政治判断力，完善人对意志自由的理解，并对人的思维能力进行不同于以往哲学的诠释。这就是阿伦特晚年思想所谓的“哲学转向”，体现在《精神生活·思维》、《精神生活·意志》、意志篇中关于判断的附录以及康德政治哲学的讲稿等晚期论著之中。她说明自己这一思想转向：“我已经在政治上尽了绵薄之力，不再做了，剩下的时间我要从事超越政治的事情。”
如同我们在《人的境况》中所看到的，阿伦特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对沉思生活的界定，即独立于政治生活之外的人的自我反思，这是她分析思维能力的起点，而且，“纯粹的”形而上学的中心目标是“清除理性自己的障碍”。这种哲学号召人们复归到一种追问意义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以探索真理为名去肢解意义。“这种思考活动，不是为了冥想，而是追求意义”。由此可以看出，阿伦特哲学观不寻求对行动生活的超越，它试图通过精神活动的内在调和化解人因为“无思”导致的判断力匮乏，进而实现人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真切体认。
对于人的自我体认，阿伦特曾在《真理与政治》一文中提到了政治生活中的谎言与欺骗对认知造成的困境。在她看来，谎言和欺骗蒙蔽了人面对世界时本该有的真诚态度,使“纯粹的显现”即人的自我表演丧失意义。这种自我表演有赖于呈现给世界的一致性和持续性，以真诚的态度呈现即立足于“真理”，以繁多的“意见”为基础的态度便是人的行动力（action）,这两类态度所对应的便是哲学家与政治家的不同立场。以往的某些研究者认为阿伦特厌弃哲学家和哲学思维是出于对人行动力的强调，因此对行动力的抽象思辨便是在公共领域中替代哲学真理的政治真理，殊不知这种论断恰恰落入到阿伦特所真正反感的“单数的人”的思维方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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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思维能力的解构
阿伦特自己曾说过，《精神生活》相当于《人的境况》第二部分，之所以较晚论述人的沉思行为，是因为她不确信自己有能力把握其与行动生活之间的分歧。作为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无论思维、意志、判断做何种变换、进行何样的界定，都不能弥合人与现实世界的最基本的对立，即精神与行动之间的对立。思维活动具有相对独立性，是“无利可图”的。正如海德格尔所判定的，精神生活不直接赋予人们活动的力量，但毫无疑问的设定了行动的原则和生活所依据的标准，阿伦特将这一论断展开论述，并赋予其与积极生活合一的内涵。
2.1纯粹的显现与思维能力
讨论阿伦特，海德格尔便是那无处不在的背景，他精深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造诣影响了阿伦特的哲学旨趣，同时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则直接引导了阿伦特的理论批判。阿伦特沿用了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范畴“显现”和“遮蔽”，在《人的境况》（1958）《在过去与未来之间》（1960）、《黑暗时代的人们》（60年代晚期）等著作中，“显现”与“遮蔽”有着超越纯粹现象的政治涵义。公共领域的特征即在于“显现”，表现为有旁观者在场，人以言谈和行动参与公共领域，并在其中获得自我价值；私人领域的特征就体现为“遮蔽”，私人生活应该处于隐秘的状态，私人生活包括满足生存的劳作与闲暇之后的思虑，满足生存需要的劳动与工作没有必要深入到公共空间干涉政治行为，沉思也作为人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而存在，不断提升着人生存的内在意义。然而，当群己的界限被虚伪的“显现”所打破，私人领域的“遮蔽”便不再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变成了自我蒙蔽，使人们淡漠于公共领域中行动的善恶界限，这种意义上的“显现”与“遮蔽”就再也无法诠释人的生存境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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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思维的自我同一性
关于考察思维能力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借用阿伦特的话：“整部哲学史展现给我们的是诸多的思考对象，而对于思考过程本身却言之甚少”,那些自负爱智慧的哲学家们对于存在和虚无大多有高明的见解，却从未对思考能力本身加以关注。阿伦特认为这是柏拉图主义的遗产，从意见与真理的泾渭分明，到传统哲学认识论的主客二分法都是这种哲学缺乏自我反思的范例，她认为，感性材料和认知能力的分离，抑或是理念或质料的世界同一性，都不能够真切的把握事物的显现。她认为认识论哲学都犯了把精神和哲学混为一谈的错误，“精神完全不同于灵魂——精神在支配我们的内部不可见生活方面的主要竞争者，我们的感情和情绪之原因的灵魂是事件在其中发生的一个或多或少有些嘈杂的场所”,由此可见，精神活动是纯粹的活动，有开始有结束，并具有面对自我的明确指向性。精神活动力图实现自我反思，所以它对应于人的情绪表现是宁静，是一种对外在世界的自我克制。而灵魂却不会安于精神的沉默与自我克制，灵魂包含着思维对自我的全面占有，却内在表现为任由意志所引导的激情，这在尼采的哲学中已经得到证明。如果任由哲学将灵魂与世界二分，就会让不受引导的意志干涉到世界本真的显现,会导致作为“思”的精神愈发的不理解世界，即海德格尔所说的“愈来愈顽固的遗忘”（Seinsvergssenheit） “精神的唯一外部表现就是心不在焉——一种不能认识到目前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的消极状态”，相应于精神的内在的自我克制，思维所具备的是一种与自我同一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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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单数的人：思维能力的解构............................5
2.1纯粹的显现与思维能力........................................5
2.2思维的自我同一性..............................................8
2.3思维的隐喻性原则.............................................10
第3章复数的人：前政治的哲学..............................15
3.1“不朽“的思维.....................................................15
3.2苏格拉底与前政治的哲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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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复数的人：前政治的哲学
由于思维的我始终过着一种隐蔽的生活，对“什么东西使我们思维？”的追问其实就是考察“使思维的我离开隐蔽状态和显露出来的方式和手段”从阿伦特的视角看来，要追问思维行动的起点，就需要人们对思想传统进行回溯，跳出政治与哲学交织的困局去思考前哲学和前政治的思维样态。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和罗马是必须予以关注的对象。
3.1“不朽”的思维
阿伦特深谙古典理性之要，她认为希腊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是始终如一的，即任何显现的东西，如自然、和谐的宇宙秩序、人造的作品与人间的美德等都是值得赞颂的。《荷马史诗》中，显现被赋予了崇高的美学定位与精神要旨，它有赖于人的“揭示”（alētheuein），由alētheuein衍生的形容词alēthe，这个词最初表示verbal dicendi,意为无隐瞒的把你内心的东西告诉我，后演变为“真实的、无弊的”。希腊人信奉的正是这种经由感官把握的真实的显现，这表现在他们对诸神生命的理解。众所周知，诸神拥有无边的法力和无尽的生命，但即便是主神宙斯也是有“诞生”的，他们不是超越时间性的存在，由此可见那些分享了神的形象、也生存于时间性中的凡人具备解读诸神永生“不朽”的资格，希腊人将世界万物的存在演变看作是众神的表演。
参与行动的是神，人却只能接受神的显现，这对于自负拥有揭示能力的人是不可接受的。俄狄浦斯、安提戈涅就是面对神定的命运必然性仍然不甘屈服的例子，即便是注定失败的悲剧，也要作为希腊人精神层面的重要隐喻而存在：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行动去揭示纯粹的显现，依靠思维的真诚去把握世界的真实。对此阿伦特不无戏谑的评论到：“人——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可怜亲戚，也想与诸神一起观看表演。”由此可见，促使希腊人开始思维的，正是对诸神的隐喻——“不朽”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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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阿伦特有意通过对苏格拉底的理想化描述，构建一种前政治的公民哲学。我们不能简单将之理解为“公民的哲学”，实际上苏格拉底曾反复强调自己并不是以公民的身份进行思考，“他作为主要献身于思维的人参与讨论”，与他讨论的伙伴们，都是借助对话、攻讦、共识完成对多元化世界的隐喻，且互为彼此作为摆脱孤独的媒介。仅仅与自我一致的思维是不能满足哲学家对真理的追求的，苏格拉底也概莫能外，这便回到了之前讨论的真理与意义的问题，苏格拉底没有对后世哲学的预见，他“似乎并没有认识到事情的这一方面，于意见中寻找真理会导致灾难般的后果，即意见被全盘否定——因此真理能够消除意见，它能使公民具体的政治现实遭到破坏——所有的意见消除了，却没有真理替代他们。”
这便更体现出了苏格拉底前政治思维的可贵。阿伦特经过细致考察发现，苏格拉底的诸多对话并非都以“助产术”的否定形式出现，他是有肯定命题的，其中之一便是“受恶比作恶好”，如上所述，这是苏格拉底的真理性主张，阿伦特认为这才是西方伦理思想的真正开端。
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理解为什么苏格拉底自比为“牛虻”“助产士”和“电鳐”，作为哲人，他坚持不作恶的基本信条，恪守面对现实显现时的真诚态度。苏格拉底总是在人群中刺激人们思考，以避免他们在无思的安逸中随波逐流，他鼓励人们去对善恶是非这些概念进行确切界定，最后，如同电鳐一般，通过麻痹自身来麻痹任何接触它的东西，将哲学家的困惑传递给世人，避免人们中断思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