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雅各比提出。当时他就发现，“‘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充满困难的范畴。”①围绕着这些理论上的歧难和实践中的困窘，萨义德、利奥塔、布尔迪厄等人都发表了一系列的见解和阐释。可以说国际知识界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探讨已经成为一个由来已久的热门话题，众多学者的论述也各有千秋。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在当代西方，围绕公共知识分子问题已经形成了一种思潮。学者们都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具备专业背景的优势下，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正义代言，尽好公共意识领域坚执者和守护人的责任。
但在中国知识界，“公共知识分子”却是个新话题。刚刚进入媒体时代的当下中国，各种媒体乱象层出不穷，此起彼伏。于是，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关注，也就合乎逻辑地变得密集而强烈起来，同时这些纷繁斑驳的乱象也正考验着鱼龙混杂、菁芜并存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第一节研究对象及其缘起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前期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文化热”，公共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风光无限，享有着其他人员难以企及的社会名气，粉丝拥趸众多，职业更是多种多样，哲学工作者、文学工作者、人文知识分子、甚至高级官员也成为其中一份子。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外部的环境因素使得公共场域的空间大大压缩。到20世纪80年代末，公共文化生活发生严重断裂，严肃的公共讨论和一致的公共主题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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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水平
目前这一热门话题在国内外都引发了激烈反响和广泛研究，通过笔者的不完全归纳总结，目前已经形成四个方面的论述领域。 第一方面是对于“何为公共知识分子或何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的讨论与研究。较有代表的观点由美国学者雅各比提出，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世界视野，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改造社会的行动，要呈现出担当社会引路人的勇气。与之相似，国内学者吉方平认为，我们所言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具备专业的学术背景以及专业的学术素质的智者，并且在社会中能积极广泛地参与公共问题讨论，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以及行动者。在一定意义上讲，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是一种理想者，面对社会要有专业的批判精神，在社会问题面前要大义凛然，敢于担当道义使命。苏力教授在谈到公共知识分子时，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仅仅限于在其专业领域里发表独特观点，更重要的是要跳出其所专注的专业领域里进行社会问题言说，当面对社会关注的问题时，要能在社会大众所关注、讨论的公共媒体或者公共论坛上发表公开见解、阐释。或者当社会上发生影响巨大的事件以及社会公共问题引起社会大众关注时，他们必须作为“意见领袖”介入讨论。他们所研究的领域恰恰刚好和此类的社会问题有所重合时，他们更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大众化的普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内目前所流行的具有褒义含义的用法有所不同，苏力先生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其属性上应该是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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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媒体时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困境
国内外学者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进入媒体时代以后，知识分子身份与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学者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一书中针对西方社会做出描述：
“大约在1968年，知识分子大都舍弃了出版社的守护，成群结队地走向大众媒体——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电视台访谈节目的来宾和主持人、顾问、经理等等。他们不但拥有广大的阅听大众，而且他们身为知识分子毕生的工作都仰赖阅听大众，仰赖没有面目的消费大众这些‘他者’所给与的赞赏或漠视。大众媒介借着扩大接受的领域，降低了知识分子合法性的来源，以更宽广的同心圆——那些要求较不严苛因而更容易获取的同心圆——包围了职业的知识分子，而以往职业的知识分子是正统的合法性的来源。……大众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知识阶层的封闭，以及传统知识阶层的评价标准和价值标准。”①
布尔迪厄早就有“众学者纷纷投奔传媒”的断言，这也绝非空穴来风或一家之言。许多学者对于大众传媒高度发达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这一变化给予关注并作出了积极的研究成果。萨义德有“知识分子成群结队走向大众传媒”之说，美国学者波朗亦有“知识分子传媒化”之说。这些说法勾划出一种值得深思甚至警觉的情境。
第一节媒体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乱象中国情况也大体相似，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一批身份不同的作家、科学家、人文学者乃至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涌现出来，他们对当时人们关注的政治、文化、社会时事、历史积案等发表看法、展开评论。这批人社会知名度极高、所谈话题也多是跨领域、是公共味道极浓的，因此广大公众读者非常关注他们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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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论争
上述“乱象”早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多层面的论争。这正是雅各比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充满困难”的明显表现。②学界关于“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论争形成了一个个内容丰富、形态各异的话题。
梳理分析这些论题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涵义的把握、“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人文性”两难处境的解决等问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有系统地把握媒体时代“公共知识分子”身处困境之因，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这也是学者们着力探究之目的。
一、围绕“公共”涵义的争论
谈及“公共知识分子”，必然涉及“公共性”，但是要想说明“公共”的涵义却又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许多学者发表了不少看法。国内著名文化学者许纪霖将“公共”的涵义分作三个层次加以论述。在他看来要想“公共”，首先，就必须面向“公众”，只有保持一种始终向广大群众发言的完整姿态，才能确证“公共性”；其次，就是要真心实意地为“公众”着想，想“公众”之所想、急“公众”之所急、言“公众”之所欲；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所涉及的必须是“公共社会中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以上三个层面的逐步推进，化而为一就是“公共性所拥有的三个完整内涵”，许纪霖认为，这三层内涵也与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自我理解“密切相关”。
从现代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是以对公共事务的关怀登上历史舞台的。这可以看做是对于东西方知识分子传统的一次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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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知识分子的“人文性”根基及历史演变...................18
第一节“知识分子”概念的涵义及其“人文性”根基.............18
一、“知识分子”概念的涵义.............................................18
二、知识分子的“人文性”根基.........................................21
第二节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演变....................................23
一、人文知识分子的原型：“巫”....................................23
二、农业社会的人文知识分子：“士”与“僧侣”................24
三、工业社会人文知识分子的异化处境..........................25
第三章媒体时代：公共知识分子何以可能.....................27
第一节媒体时代的“公共空间”转型.................................27
一、“市场化”冲击.............................................................27
二、“专业化”俘虏.............................................................28
三、“大众化”遮蔽.............................................................29
第二节核心原则：坚持“人文性”，发挥“公共性”................31
一、启蒙与批判.................................................................32
二、专业与业余................................................................33
三、边缘与主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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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媒体时代：公共知识分子何以可能
自从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起飞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成为了活生生的部分现实。曾经这是个梦想，总觉得是可望不可及的，但是等到真正出现在面前，又发现并非想象的那般美好，现代化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的逐步世俗化、道德秩序失范、终极关怀失落、人文精神单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知识分子本身也发生了许多问题，比如媒体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问题。学者许纪霖曾在其《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中对此问题有所论及，并且提出三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并且提出一种可能性，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正在逐渐从特殊走向普遍。那么在一个媒体化的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呢？
第一节 媒体时代的“公共空间”转型
19 世纪以后，报刊、杂志等印刷媒介得到迅速发展，文化传播从口传阶段过渡到了印刷阶段。这虽仅仅是一种媒介的变迁，但 “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印刷文化的出现，传统的权威遭到动摇。相比于之前的口传阶段，此时读者和作者处于不同时空，以前的那种单独的阅读过程一去不返，现在的阅读逐渐成为二次创造，其中不免批判、怀疑和改写的意思。“20 世纪下半叶，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卫星电视、因特网等大众媒介的迅速普及，人类社会进入了‘图像世界’。许多著名学者从幕后走向台前，从宁静的书斋走向热闹的电视演播大厅，侃侃而谈，与在场的不在场的电视观众即时互动，反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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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无论“公共性”发生怎样的历史变化，知识分子永远要以“人文性”为根基。无论知识分子担任何种社会角色——“社会意识形态宣传者”、“学术知识建构者和传递者”、“人类感性生命的心灵抚慰者”等等，知识分子的最终角色不会变。他必须充任人类文化内在驱力或人类的本质力量中超越性一面的承担者和弘扬者。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知识分子就是人类中不断发现枷锁并号召人们冲破枷锁的“瞭望者”，他们应该像高尔基笔下的丹柯一样劈开胸膛，擎起一颗燃烧的心，驱散人们心头和周围的黑暗，鼓舞人类不断前行。
“公共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标示着人类自由的空间，它犹如一个不断扩大的“圆周”，而“人文性”则是那个不断向外伸长的“半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就是“半径”与“圆周”交界处的“箭头”，他们永远为全人类担当超越既在世界的任务。尤西林先生把人文知识分子的职志定为双重：守护理想，意味着他们要永远捍卫人类的自由空间；消解权威，意味着他们永远要突破那个限制自由的“圆周”。 人类不灭，自由之火永燃。人类不灭，自由无限，人文知识分子永存。
谈到这里，也许要告一段落，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也才是刚刚开始而已，关于知识分子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探讨研究，因为时代总在不断地变化，因此知识分子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所以这个话题也就没有完结的时候。因为知识分子不会消亡，他总是在不断地以一种新的面貌示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