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概念界定
本文提到的“江南地区”是一个区域地理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江南"的区域地理概念多有变化。先秦时期,已有“江南”的记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齡中郡。”这里的江南指湖南和湖北的大部分地区。汉代江南地区的地域范围变化不大,亦指湖南、湖北地区,《后汉书刘表传》中记载“江南宗贼大盛,又袁术阻兵屯鲁阳,表不能得至,乃单马入宜城,请南郡人荆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画。唯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直到隋朝,“江南”通常指湖南、湖北地区。唐、宋时期设立江南西道、江南西路,江南的地域范围有所扩大,"江南”的地域范,包括江西、湖南和湖北地区。元朝时“江南”的地域范围逐步扩大“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设官品秩同内台。至元二十四年,始置江南行御史台于扬州,寻徙杭州,又徙江州。二十三年,迁于建康,以监临东南诸省,统制各道宪司,而总诸内台。初置大夫、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各一员,统淮东、淮西、湖北、浙东、浙西、江东、江西、湖南八道提刑按察司。十五年,增江南湖北、岭南广西、福建广东三道。二十三年,以淮东、淮西、山南三道,拨隶内台。三十年,增海北海南一道。大德元年,定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设官九员,以监江浙、江西、湖广三省,统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十道。”元朝时“江南"的地域范围及御史台的管辖范围逐步扩大,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监临江南及东南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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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题缘由及意义
近年来有关元代儒士文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更加具体、细致。这些论著多以中原儒家文化与蒙古游牧文化的相互影响、渗透为中心,研究蒙汉两种文明的差异与交融。受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启发,本文选择以江南地区的学官作为研究对象,下面就选题缘由做阐述。
其一,就儒士文化而言,研宄成果颇多,多以蒙汉两种文明最初的碰撞、摩擦、相互吸收、影响为重点,例如文字、语言、服饰、婚姻、习俗等方面,由于史料丰富,研究者多专注于整个中原地区,但在元代,北方和南方儒士的生存环境、科举环境及受政府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故将江南地区的儒士作为特殊群体进行研究颇有意义。
其二,就学官方面的研究而言,以往的研宄中多以考证的方式阐述学官的产生、背景、升迀途径等,未与元朝特殊的社会环境及江南地区在南宋灭亡后社会环境的变化相结合,也未把学官作为儒士中的特殊群体进行考察。学官作为儒士的中下层,北方和南方的学官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其产生及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以往的朝代有所不同,因此在研究元代的学官时有必要分地域进行具体考察。
其三,本文的选题重点是研究元代江南地区的学官,为探索元代的儒士群体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考察江南地区学官群体形成的原因、学官制度的确立及学官群体的社会影响,探讨学官这一特殊的儒士群体,有助于元代儒士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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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史回顾
(一)关于元朝儒士的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士、农、工、商等级制的社会,儒士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群体,同时也在社会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社会声望颇高。
从政治上来看,儒士既是国家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同时在基层社会也承担着管理者和组织者的责任。从文化上来看,儒士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既是科举制度的考试标准,同时也是民间道德及价值评判的标准。从文化意义上而言,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儒士亦成为儒家文化传承的载体。从教育上来看,儒家文化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并通过学校教育不断的扩大儒士群体及传播儒家文化。由此可见儒士群体在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元代在这一方面也不例外,关于儒士群体的研究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1.专著
王明苏在《元代的士人与政治》中论述忽必烈治国模式及中原士人在元朝初定时发挥的重要作用,分析士人的政治地位、汉蒙政治思想的差异。桂栖鹏在《元代进士研究》中对元代的进士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元代进士的仕宦、政治素质与实践经验、文化活动等方面进行探讨。么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刻剖析了元代文人面对蒙古君主和动乱年代,仕与隐、君与亲、忠与孝、名节与生命、生前与身后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尖锐性与复杂性,内心的抉择与痛苦也更加激烈,例举耶律楚材、元好问、谢枋得、赵孟頫、刘因、戴表元、杨维械等文人的生平经历,揭示元代百年间文人所遭遇的境况及内心的痛苦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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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元朝学官的研究
学官作为学校教育中教授儒家经典的教师,在元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属于儒士的中下层,但其在地方学校教育和儒家文化的传播、继承及地方文化的发展等方面仍起到重要作用。由于元代北方和南方学官在选任、升迁、俸禄等方面的差异,在研宄中有必要区分地域,进行具体研宄。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学官问题的关注不断提高,研究成果亦不断涌现。
1、专著
申万里在《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中,通过对元代江南士人的精神境界、生存挣扎、日常生活等问题的考察,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者之一的江南士人群体的生存境遇,他们为改善生存权利的抗争以及对江南社会发展的影响。学官作为江南士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书中多处对学官的精神境界及生存境况进行探讨。同氏在《元代教育研究》中论述儒士出任学官,儒士群体走向下层社会,同时详细考证了儒士出任学官的过程,以及学官的设置、俸禄、学田、学校建筑等方面。李治安的《元代政治制度研究》考述了元代由学官出任巡检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赵请在《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 一书中考述了大蒙古国时期士人作为中原文明的承载者,出任学官,重建地方官学,开办书院的过程。孙克宽在《元代汉文化之活动》中考述元初江南儒士的生存状况及儒学教育的发展。毛礼锐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中论述了元朝时期的文教政策、学校和科举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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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元代江南地区学官制度的确立................17
一、元代江南地区学官制度的确立....................17
二、学官选注巡检..............................................22
三、元代江南地区学官制度的弊端....................27
第三章元代江南地区学官群体的社会影响.........31
一、促进江南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31
二、促进江南儒士社会角色的转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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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元代江南地区学官群体的社会影响
学官群体的形成是在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由多方面的因素相互促进形成的,学官群体作为江南地区学校教育的教官,不仅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促成了学官群体在元代社会角色的转变。
一、促进江南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学官群体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南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儒士是中原文明的重要载体,学官群体作为儒士中的特殊群体,是江南地区文化教育恢复与发展的原因之一。
首先是学官群体的形成直接促进了学校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元政府在江南地区的路、府、州、县的官学及大部分书院设立学官,因此江南地区学官的数量很大,本文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学官,进行考察。
方冲,字澹然,镇江人。宋乡举进士。归附后历台州路、杭州路儒学教授,以从侍郎、镇江录事致仕,有《直溪集》藏於家。孔文定,江南孔子五十四代孙,少时以孔子胄试补国学弟子员,后为南昌路教授,官满再调,任温州路教授。邵天民,庐陵人。邵族之富,前时甲于一邑,元代时家族虽不及之前富足,仍笃志教子为儒。后被授瑞金教谕。李浩,字景安,金 人。至元二十三年,寻访行艺高尚之士,郡以浩应选,授承务郎、江东道儒学提举,再调承直郎、湖广儒学提举。郭界,字天锡,镇江人。历饶州路鄱江书院山长、处州青田县巡检,调平江路吴江州儒学教授,未上,江浙行省辟充掾吏。曹俞,字舜咨,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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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学官作为路、府、州、县及书院专管学校教育事务的官员,在宋金时期,学官的学职、数量、考核、升迁、俸禄等已形成完整的制度,对大蒙古国时期北方学官制度的恢复、发展起到重要影响,北方学官制度的形成对江南地区学官制度的建立具有指导作用。南北方因地域、社会环境及儒士数量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南北方的学官制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北方地区儒士及学官数量都少于南方,且在科举制度恢复后,北方儒士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难度相对较小,因此北方地区的学官人群还不能称之为一个独立的群体。
江南地区儒士数量众多、社会地位降低,且学官的来源、选拔、考核、升迁等方面均比北方地区严格,并且学官升迁的时间长、难度大,学官职位员多阙少的情况普遍,因此导致学官滞留,使多数学官被固定在学校教育系统内,进而形成一个独立、封闭、特殊的群体一学官群体。
学官群体的形成不仅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更突出地表现了在儒士群体在元代多元化、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生存状况。因此,南人儒士出任学官的原因也颇为复杂,即有儒士自身迫于生活压力,维持生计,寻求生活安定的需求有关,也与元政府拉拢儒士,实施汉化政策巩固江南统治、化解社会矛盾有关,同时也与儒士们捍卫中原文化、继承道统的文人使命相关联。
学官群体的形成对江南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促进了元代学校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杂剧、散曲、辞赋等市民文学兴盛,同时在社会制度层面表现出江南儒士社会角色的转变,由社会的核心阶层退守到文化边缘,社会地位降低的事实。.........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