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导论
1.1 研究目的及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任重而道远，应开辟更为广泛的道德资源，而其中之一就是佛教伦理。因为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在其和儒、道融合的过程当中，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佛教教义中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极为丰富，其中不乏许多积极的因素，长期以来它作为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起着净化人心、完善社会的作用。许多佛教伦理观念，也是国人所信奉的道德理念，例如，随缘、布施、善有善报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佛教又一次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在佛教信徒弘法利生的过程中，佛教伦理思想也得到了一定弘扬。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均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跻身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国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道德代价：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腐败成风、诚信危机、底线伦理防线失守、社会潜规则横行、社会逆反心理严重、双重道德人格泛起、婚姻家庭道德困扰，等等。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一文中再次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他说：“我们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就是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是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佛教伦理还具有弥补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的不足之作用，因为佛教伦理道德是由信仰而支持，因此有一种内在的、自觉的、强有力的约束力。这种内在的、自觉的、强有力的约束力，与国家法律的强制力和社会道德的舆论压力而造成的外在约束力，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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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对于佛教伦理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研究论著都较为丰富，但是对于“布施度”的系统探究，尤其是将其作为道德资源试图使之服务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着实较少。国外的文献相对比较缺乏，下面以国内文献综述为主。
在著作方面有：觉醒主编的《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这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方立天所作的《佛教伦理推动和谐社会发展的三个向度》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需要传统文化中优秀思想的支撑，而佛教所蕴含的丰富伦理资源恰为其用。他从佛教伦理推动人与自我的和谐，佛教伦理推动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佛教伦理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而刘元春根据上海“耀华路念佛小组”的慈善活动纪实所作《佛教慈善的伦理价值》，他认为佛教信徒的慈善活动是佛教信仰力量的驱使，更是人类善良本性的驱动，也是人类友爱和文明的表现。
刘立夫著作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多角度论述了佛教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融合的过程。付伟勋主编的《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突出体现了佛教伦理和当代道德建设之间联系的科学方法。
佛源主编的《大乘佛教与当代社会》，通过宏观会通、微观阐扬以及个案透析，试图为佛教伦理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建立系统的联系。其中冯焕珍的《佛法中的布施波罗蜜及其现代价值》一文中，分析了布施度的教理依据、修行方法以及现代伦理价值。业露华著作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在第一章中详细地论述了佛教伦理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王月清著，《中国佛教伦理研究》，其中也涉及到了大乘菩萨行的伦理意义，并阐释了中国佛教伦理中的心性特征、入世特征、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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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菩萨行与布施度
2.1 大乘菩萨的伦理追求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释迦摩尼佛（Shakyamuni）在印度创立佛教，佛陀离世后约100年，佛教发生分裂，产生维护传统教义的“上座部”以及尝试改革教义的“大众部”，佛教由小乘步向大乘的趋势也初见端倪。
如今，小乘佛教在一些地区(伊斯兰卡、缅甸、泰国、老挝等地)仍旧繁盛，然而，真正发展起来的，拥有相对严谨的哲学体系的，还是大乘佛教。
大乘与小乘的明显区别，除了体现在对宇宙间一切法的基本性质的不同认识，还体现在修行者在成佛过程中的不同伦理追求。释迦摩尼在成佛之前，乃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Kapilavatu）的王子，名为乔达摩·悉达多（Gautama Siddhartha）。悉达多太子本过着如天人一般富足、祥宁的生活，他之所以先后通过苦行以及禅定的方式寻求世间真理，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解脱，更主要的是为了救度世人于苦海。然而，在佛教成立之初，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念是轻描淡写的，佛陀引领众弟子修行，是为了弟子的解脱，而弟子自身的修行也仅局限于此。在佛教步入大乘阶段之后，关于修行之目的的伦理追求，由单纯的自利转变为自利利他双向。除了追求个人解脱外还强调普渡众生，因此一方面继承了小乘佛教的伦理学说和道德说教，另一方面还强调“六度”、“四摄”等所谓“菩萨行”。
早期佛教只奉释迦摩尼为佛，亦认为佛弟子所能证得的最高果位仅为阿罗汉。然而大乘佛教则认为有三世十方诸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在大乘佛教的系统里，修行者成佛之前则是菩萨。同为成佛之前的一个果位，菩萨和阿罗汉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两者的不同的伦理追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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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菩萨行的伦理精神
“菩萨”也是大乘佛教修行者的自称，所以应该这样讲，“菩萨行”不仅仅是菩萨之所应行，也是每个以菩萨为榜样的大乘修行者之所应行。
对于“菩萨行”的理解，即是对于大乘佛教伦理精神的理解。那么究竟何为大乘佛教的“菩萨行”？《维摩诘经》卷上，《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中维摩诘居士对诸菩萨讲解何为真正的菩萨行： 文殊师利，有疾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复不住不调伏心。
所以者何？若住不调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调伏心，是声闻法。是故，菩萨不当住于调伏、不调伏心，离此二法，是菩萨行；在于生死不为污行，住于涅槃不永灭度，是菩萨行；非凡夫行，非贤圣行，是菩萨行；非垢行，非净行，是菩萨行；虽过魔行，而现降伏众魔，是菩萨行；求一切智，无非时求，是菩萨行；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萨行；虽观十二缘起，而入诸邪见，是菩萨行；虽摄一切众生，而不爱著，是菩萨行；虽乐远离，而不依身心尽，是菩萨行；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是菩萨行；虽行于空，而殖众德本，是菩萨行；虽行无相，而度众生，是菩萨行；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是菩萨行；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萨行；虽行六波罗蜜，而遍知众生心、心数法，是菩萨行；虽行六通，而不尽漏，是菩萨行；虽行四无量心，而不贪著生于梵世，是菩萨行；虽行禅定解脱三昧，而不随禅生，是菩萨行；虽行四念处，不毕竟永离身受心法，是菩萨行；虽行四正勤，而不舍身心精进，是菩萨行；虽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萨行；虽行五根，而分别众生诸根利钝，是菩萨行；虽行五力，而乐求佛十力，是菩萨行；虽行七觉分，而分别佛之智慧，是菩萨行；虽行八正道，而乐行无量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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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布施度及自利利他性..........................................13
3.1 布施度的种类—财施、法施及无畏施 ................... 13
3.2 布施度的境界—世间施、声闻施及佛、菩萨施.......14
3.3 布施度的自利性 .....................................................17
3.4 布施度的利他性 .....................................................17
第 4 章 布施度的现代伦理价值........................................19
4.1 从财施看当代中国慈善 ...........................................19
4.1.1 当代中国慈善状况 ..............................................19
4.1.2 慈善应自利利他结合 ..........................................20
4.1.3 慈善需随顺众生 ..................................................22
4.2 从法施看当代青少年道德教育 ...............................24
4.2.1 当代青少年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 ...................... 24
4.2.2 青少年道德教育应设“方便法门” ....................... 26
4.2.3 道德教育应重视榜样作用 ...................................28
4.3 从无畏施看法律、政策的公平正义 ....................... 31
4.3.1 公平正义是法律、政策的道德基础 .................. 31
4.3.2 无畏施中的公平正义原则 ..................................33
4.3.3 遵守国家法律、政策即是无畏施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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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布施度的现代伦理价值
4.1 从财施看当代中国慈善
4.1.1 当代中国慈善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也日渐显现，例如，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与民生利害攸关的问题逐步凸显。西方国家慈善事业的历史与经验表明，发展慈善事业不仅可以帮助贫困、弱小，同时还可以调节贫富差距、增强公民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公平，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非常大的益处。
慈善（Pilanthropie）来自于希腊语的“pilein”、“anthropos”—“爱”和“人”。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这两个词就被希腊哲学家连用在一起，成为一个概念，即人的友善的思考及行为。慈善作为一种美德，并不仅仅限于特定的群体之间，而是扩展到所有的人。基督教的兴起，更是推动了慈善观念在西方的传播，基督教所宣扬的“博爱”与“同情”，为慈善理念提供了宗教伦理基础。在圣经中，上帝之子常常帮助、抚慰那些被社会轻视的人们，并以此教化信徒。可以这样说，慈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西方人的伦理文化当中。
在中国，古代虽时有出现“慈善”二字的连用，但其意义不等同于现代。例如，《魏书·崔光传》：“光宽和慈善，不忤於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这里的慈善，仅是慈悲和善良之意的叠加。但是慈善的观念却是自古有之，孔子讲“仁者爱人”，墨子讲“兼爱”，本质上与慈善观念无异，都是对他人的关怀与帮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慈善事业作为民间的一种社会互济形式，一直存在并缓慢地发展，后来受到“文革”时期的“左”的思想的影响，被认作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也一度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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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佛教布施度为六度正行之首，其伦理内涵足以涵盖早期大乘佛教菩萨行的根本内容，是大乘佛教自利和利他精神的集中表现，贯穿在六度所有的修行活动中，成为了菩萨行的指导方针。布施度所蕴含的丰富伦理内涵，可以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添砖加瓦，这一方面是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起到弘扬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作用。随着中国政府对宗教事业的扶持，佛教界人士积极投入社会慈善活动，以期弘扬佛教伦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作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研究，应该重视佛教界人士对佛教伦理的实践，尤其是人间佛教的理念，可以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研究提供思想素材。
对于佛教修行者来说，在戒律面前没有地位的高低，无论是高僧大德、还是初学佛徒都必须遵守自己所受的戒条，不因为修行有所成就而放弃持戒。反而，修行者的成就越高，持的戒条也就越多，众生因其持戒所获利益也就越大。例如，在家修行者受五戒即可，出家修行者则需受比丘戒，修行获得一定成就者则可能受菩萨戒。但在当代中国，守法者的情形似乎相反，财富越高者、官职越大者，反而越能避开法律的限制，甚至为所欲为，这是违反法律精神的。公民守法应如无畏施一样，通过对自己的约束达到对所有公民的保护，守法的过程也是对自己道德境界的提升、道德行为的操练，这才是守法的意义所在。
本文通过粗浅的文字、简单论述，尝试分析佛教伦理中的布施思想及其现代伦理意义，如有谬误之处，敬请贤者指正。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