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天下》(Tien Hsia Monthly) 创刊于1935年8月,终刊于1941年9月,前后历时七年,总计56期。初为月刊,每月十五日出版,六、七两月休刊,一年总计发行十期,而又以每半年五期汇为一卷。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天下》编辑群迁往香港,1940年8月起因经费紧张改为双月刊,后又为太平洋战争所累,终至停刊。《天下》由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资助主办,编辑先后有吴经熊、温源宁、全增嘏、林语堂、姚莘农、叶秋原。其中,吴经熊为执行主编,温源宁则负责日常稿件的编辑。在发刊词中,其最主要的资助人孙科博士阐述了这份刊物的缘起。创办《天下》的用意在于加强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文化交流,并且更侧重于“向西方介绍中国,而不是向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同时他亦表示有关现实政治的争论与纯粹个人化的感受将不会出现在《天下》的版面中。作为一份由彼时中国精英知识分子所办的英文刊物,《天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都拥有相当特殊的地位。自晚清以降,西学渐入,而此刊物以英语为媒介,反其道而行,力图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历史、现实等种种情状,创获甚夥。③目前为止,关于《天下》的研究并不多。沈双曾在《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跨国写作与当代英语世界文学》一文中对其稍有提及,她指出《天下》所设的Chronicle—栏,通过对于历史的书写,描述了 “由许多瞬间组成的一个历史阶段”。这种随意的描述方式并不契合宏大叙事的要求,却恰恰反映了统一战线时期文化变革的历史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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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Chronicle的含义及内容
Chronicle做名词时,通常有三种解释,“编年史、年代记”;“记事、叙述”;或专用于报纸名,称“某某记事报”。在之前的研究中,严慧将其译作“纪事”,而黄芳则译作“时评”。从词汇意义而言,前者强调记录,后者重在评论。纵观Chronicle —栏所载文章,叙事性强于论述性,况若做“时评”解,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是政论文章。“纪事”则表述更为客观中立,与Chronicle颇有学术意味的风格更为契合。因而我以为,称“纪事”似乎更妥当。
“纪事”一栏,每期针对某一主题发文一篇,从第三卷第1期起至杂志终刊,期间惟有第五卷第5期空缺,总计发文45篇。涉及的主题除人文科学以外,尚包括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内容十分驳杂。文章侧重记录,常结合某一主题近年来之发展历程,对之加以评介,可看作是一种当代史研究。在全部“纪事”文章中,涉及现代文学的共有10篇,约占总数的两成。其中又以戏剧居多,计5篇;诗歌次之,计4篇;文学(其中一篇纪事直接以“文学”为题)最次,仅1篇。小说、散文等体例被涵盖于“文学纪事”中一并提及,此外在“纪事”栏中便无文字专门论及。
“纪事”的作者,多是该领域之专家,如操刀哲学的全增暇、生物学的胡先等。文学类纪事的作者亦是如此,其中尤以姚萃农与邵洵美最为人所熟知,且与《天下》关系最为密切。《天下》初创之时,姚莘农并非杂志编辑,根据吴经熊的回忆,最初负责《天下》编辑事务的,除了他与温源宁以外,还有林语堂与全增暇。③1936年8月林语堂赴美,姚莘农便接了他的班,出任《天下》的编辑,而他最后离任的时间则迟至193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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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传统的延续和现实的压力
在上一章中,我们勾勒了 “纪事”与“翻译”之间观点的差异,其中的原因,大体上是因为“翻译”作品的选择更看重文学的审美性,而“纪事”文章的观点则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借用陈平原评论《新青年》的话,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历史责任与个人审美趣味之间的矛盾”。如果说“翻译”体现了编辑的“个人审美趣味”,那么“纪事”便是表达了编辑的“历史责任”。审美趣味的形成有赖于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等等因素,殊难辨明,然而历史责任的成因却是值得并且能够稍加探讨的。出于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回应、出于宣传抗战的需要、出于构建民族话语的热情,《天下》上的“纪事”文章方才表现出对于文学功利性急切的诉求,于是便形成了杂志内部观点的分歧。
第一节传统的继承与回应
《天下》对于文学的定位,继承了 “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所谓“文学的定位”,指的不外乎“何为文学”、“文学何为”等一系列基本的问题。笔者当然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在这篇论文中回答这个困扰了人类两千年的问题,只是藉由对此问题的回顾,我们可以更为猜晰的认识以上差异产生的原因,因而,我们有必要回到新文学肇始的时刻。
要讨论新文学的传统,便不得不提《新青年》。时至今日,有关《新青年》的研究资料早已汗牛充栋,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然而,《新青年》并非文学杂志,何以能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如此要津?原因不外乎其自信地阐明了 “何为新文学”、“新文学何为”这两个基本的问题,此后新文学的发展无不受制于其开创的“理论范式”。因而,要解析新文学的传统,《新青年》自是首当其冲的下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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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现实的诉求
现实的诉求,在三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有着明确的指向,那便是宣传抗日。由于战争的性质,宣传的目的常常和民族主义话语相互纠缠,使得研究者不能轻易分辨两者具体的诉求对象。因此,我们有必要做一番人为的区分。不妨将《天下》上强调文学宣传作用的文字视作对于现实需要的回应,即是对文学功利性的要求。同时,将论及文学传统的现代改造的文字归为民族主义话语的范畴。
在1936年8月的戏剧纪事中,姚萃农指出,近年来戏剧的创作主题正明显的由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转向保家卫国.(national defence)。换言之,戏剧正在经历着由现实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型,前者所指大概就是新文化运动之初翻译的《玩偶之家》一类的戏剧,而后者则是《秋阳》、《东北之家》、《走私》等反映抗战的剧作。对于这种转变,姚莘农持赞赏的态度,他评论道:“过去,我们的戏剧总是倾向于栖身在弦目的帕纳塞斯山,太过骄傲,不愿俯身屈就国家的现实需要。因而,近来的趋势值得赞赏,它有望拉近舞台与现实之间的关系。”②紧接着,姚莘农便详细地介绍了戏剧界是如何致力于创作、发展此类“贴近现实”的剧作,以及取得的种种成绩。姚莘农并没有像他的五四前辈那样为戏剧发展 出药方,也没有自信而不留余地的使用“必须”、“如果不.....”的句式,而仅仅表述为“值得表扬(worthy of our praise)”、“有望于 (bids fairto)”,然而我们依然可以毫不费力地读出他对于戏剧发展的要求与态度。在一篇综述性质的文章中将大部分的篇幅留给抗战题材的戏剧,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因而,对于姚萃农在纪事中忽视对于戏剧作品艺术性的价值判断,我们丝毫不会感到惊讶。更重要的是,作为此类文章的 创之作,姚萃农在这篇文章中表达的态度与观点,为后来的文章定下了基调,它预示着《天下》的功能除单纯的文化输出以外,又平添了一层“宣传抗日”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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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传统的延续和现实的压力...................21
第一节传统的继承与回应..............................21
第二节现实的诉求........................................24
第三节民族主义话语的构建...........................27
第三章跨语际实践及文本的内在分歧.............32
第一节被想象与言说的中国形象...................32
第二节自我言说及其期待..............................36
第三节翻译——文学图景的生成与消散........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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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跨语际实践及文本的内在分歧
《天下》的宗旨在于传播中国文化,其目的无非是想要在国际上树立一个全新的、正面的中国形象。在此之前,中国都是西人言说的对象,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基本上来源于来华传教士的种种记载,其中,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缺席的。
而当中国人 始发声,试图自我言说时,他们的所做所为要么是对固有中国形象的反拨,要么是对其进行补充。总之,他们无法忽视“西人对中国的想象”。在这一章中,笔者首先会对西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做一番简要的回顾,然后通过对的《天下》解读,总结其通过现代文学建构的中国形象,并且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别。
最后,说明翻译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对于构建中国形象造成的影响。
第一节被想象与言说的中国形象
在后现代的知识体系中,他者的形象通常被视作一种话语表述,是自我文化构建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其真实与否并不重要。正如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在那本广为人知的《东方学》QOrientalisnf)中所表达的:“如果不将东方学视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的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科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萨义德所言的东方学更多的指向传统意义上的中东或近东,然而这种概括同样适用于西方对于中国的言说与想象。
中国进入西方人的视野,这一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250年前后,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个形象都是正面乃至高尚的。西方人钦慕中国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文化、 明的君主制度,将中国视为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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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对于《天下》“纪事”与“翻译”两个专栏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一份单纯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杂志,在其刊行过程中有可能受到的各种潜在话语的影响。不管是个人趣味、历史因素、现实环境还是价值标准,都对杂志最终呈现的内容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而通过现代文学这一具有在场性因素的文学文本的解读与分析,我们更可以看到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化样式在不同语境之中穿梭时可能面对的种种困境。除去不同文化之间语境的不同而造成的理解差异,对于自我文化而言,翻译的介入同样会与其各种观念进行对话。即使我们认为这种对话只在相当小的范围内进行,但是这依然能够反应出被通行的宏大叙事所掩盖的文学史的丰富性。因而,虽然《天下》的这两个专栏最终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却不妨碍我们通过它们追踪文学、历史的发展脉络,或许文学和历史的美妙图景正是在人们摒弃对于统一、整齐、规律的追求以后,才会以更丰富的面貌出现。
然而,伴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西方人对于中国形象的认同一落千丈。大约1750年以后,西方人开始倾向于将中国表述成“停滞的中华帝国”、“专制的中华帝国"、“野蛮的中华帝国”。对于这巨大的转折,有学者认为包含了 “转变”和“转移”两方面的意义,通过对这一杂志的考察,令我们可以从别样的视角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纠结与反复,也迫使我们用更严肃、更同情的眼光看待其最终呈现的成果。无论《天下》在文化传播方面的贡献究竟如何,仅凭以上的意义,我们便不能轻易忽视其在三十年代语境下独特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