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起事的背景和过程
第一节起事背景
1856年,在彝族分布区的云南哀牢山地区发生了李文学农民起事。这一农民起事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是当时满清苟政、民族压迫和汉庄主加强控制的结果,并受到当时其他农民起事的催化。而鼠疫、旱灾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起事的爆发。
一、满清的荀政与民族歧视
清雍正年间,“为翦除夷官,清查土地,以增租赋,以靖地方事”`,清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之后,清政府加重对云南的控制。
从顺治10年(1653)到雍正10年(1732)的八十年间,税银从123971石增加至241512石,增加194.8%,田赋丁银从61748两增到198431两,增加321.4%2。哀牢山区所属蒙化(今魏山)、景东、镇南(今南华)处于土官、流官并管。
鸦片战争后,为了偿还巨额的赔款和弥补军费开支,清王朝将各种繁重的军费开支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还命令地方官“勒限催追交完”。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为了防止和镇压云南人民的反抗,还不断增加驻兵名额和用兵次数。从1840年到1851年,云南地方政府先后用兵十八次镇压人民的反抗,仅就林则徐办永昌地区汉回仇杀一案,就花费了白银四十万两,而当时全省的财政收入只有七十万两。
赔款、军费开支等,都以名目繁多的苟捐杂税转嫁到各族人民头上。平时“括小民钱财,军费不足,则加赋税;赋税不足,则抽厘金;厘金不足,则逼捐输。以致猛虎伤人,哀鸿满野,民穷财尽,产破家亡”。当其行军之时,更是“沿途专索,到处滋扰。油盐柴草,粮株夫役,格外之苟求不一而足”杨玉科在进攻大理之时,“征军粮于附近州县,命之口:抽厘谷”,“凡民田既征钱粮矣,而再加厘谷,抽额复重,每亩以五斗,是时岁又荐饥,民无所得食,皆觅食螺細,逃亡者不可胜数”、在蒙化地区,各种“屯赋名目十分繁多,约计二十余项,起科既各不同,轻重判若天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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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族地主的控制
从明朝始,政府官员便联合当地汉族地主掠夺农民土地。从明初军屯和民屯开始,官吏和地主就占据了云南平琐地区、交通要道以及城镇附近的丰田沃壤,不少原住在现区的农民被迫逃往山上。即使是山区少数民族农民的耕地,也被汉族地主所兼并。到清代鸦片战争之后,滇省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致使“夷人无田可耕”。广大劳动人民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成为地主的佃户。在哀牢山区,地主叫做“庄主”,绝大部分是汉族,悃农叫做“庄户”,主要是彝族等少数民族。“庄户”租种“庄主”的土地,负担沉重的地租,即所谓“汉四夷八”。也就是说,同样的土地,汉族租种,只收四斗租子,而彝族租种,则要收八斗租子。
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贪婪的庄主还通过高利贷进行经济控制。如哀牢山区的景东地庄主,“重利放债,二三月换一次木刻。不过期年,一两之银可至十数两。每酒一壶,换粮食一斗,零虽记账,至一二年,始照数收取。故夷人终年苦作,不得自食,尽以偿债,饥寒交迫。逼讨之状,急于星火。于是牵牛拉猪作抵本利,不足,偿以田地,付以儿女。夷人非死则逃,而是产业尽为他人有矣”。夷人在庄主高利贷的影响下钱财和产业散尽,家破人亡。除了负担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控制外,夷民还遭受地主超经济的全面控制。
哀牢山区 嘉地区“锝嘉田头,独妄自尊大,凡佃户见,辄令跪叩头。稍有过犯,则竞加朴责,伊同官长,无法其矣"。“锡嘉地方佃户,除种田交租谷,种地交租银之外,田主又派出随田公费银两,多寡不等,甚至有将条编银两亦令佃户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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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动员方式与起事的发展壮大
第一节充分利用舞族民众的族群认同
李文学起事发生在哀牢山上段魏山、弥渡、南涧、景东、南华、楚雄、双柏、景东、镇況等主要彝族分布区。这些地区_族多是“蒙舍诏"乌蛮的支系,且唐代以前便在此居住,是当地的拓荒者。这支彝族支系在长期的历史 期内保持着民族的独立性,“惟蒙(化)境有之,并不与他境倮罗同”,区域性小集体的文化特征始终没有被磨灭,具备较强的族群意识。在满清统治和汉族庄主的控制下,农民起事策动者——王泰阶、李学东便充分利用了这个族群的某些特征来动员起事。他们选取了有“异相”的李文学充当领袖,是从当地崇信“巫鬼”的民俗出发;农民起事宣传者选取这一族群历史上的拥有贵族血统的后裔来领导农民起事,以此增强农民起事的合法性;农民起事宣传者利用这一族群信仰中祖先崇拜的重要性,在战争新的形势下,发起了一场祭祀族群共同祖先——细奴逻的祖先崇拜,以此来动员更多的族群成员加入。
—、李文学的“异相”
李文学,又名李正学,出生在云南省弥渡县瓦卢村的一个彝族佃农家里。他自小就是密滴村汉族地主潘云溪的個户、他穿破麻布,住脏马厩,吃的是猪狗食,干最重的活,还经常遭受庄主的鞭打脚踢。他的经历是哀牢山区庄户悲惨经历的一个缩影。悲惨经历的磨练,造就了李文学吃苦耐劳、嫉恶如仇和乐于助人的品质,深得受压迫_民同胞的钦佩。但是李文学被选择为农民起事领袖,主要是因为他的“异相”——他身材矮小,有粗壮的身骨,但是面貌慈祥,有黄亮圆大像碗口一样大小的肚肪,使人联想到大慈大悲而又法力无边的弥勒佛。这样的身体特殊性“向为夷众所奇”、甚至他刚生下来放在河边没有被冲走的悲惨身世,后来经过渲染,也带上了神秘的色彩。李文学的这种“奇人异相不寻常”的特殊性,被农民起事的策动者——王泰阶挖掘出来,并赋予了神性。他选取李文学为农民起事领导人的理由是“李文学,大鼓肚肪,夷众悉以为异人;若拥彼为首,则众莫不以其异而聚之”。于是他与李学东便在“夷、汉贫门,暗扬李文学之异”、这样的宣传起到了效果。李文学的“神性”在当时彝众中广为流传“某曰,大雨,李文学适渡梅红河,洪奔山倾,........前数日,彼入山柴,从虎背越过,而虎不惊。众皆曰:`德勒米,神仙临凡,龙虎不侵”,“李文学之被视为异人,不自今日始,方彼出胎,被其母弃于洪涧而不鋳,众莫不神之”。当地的人们说,他出生的那天晚上,雷电交加,风驰电掣。庄主们说,李文学是星宿下凡,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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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动员方式与起事的发展壮大..............18
第一节充分利用彝族民众的族群认同.........18
一、李文学的“异相”.....................................19
二、领导者的南诏贵族身份..........................22
三、彝族的祖先崇拜......................................25
第二节排满排汉的动员纲领..........................29
一、动员的纲领:战斗檄文..............................29
二、别样的文化动员:摧毁孔庙、祠庙 .........32
第三节经济政策:利益换支持.........................35
一、土地政策的动员效果............................36
一、工商业政策的动员效果..........................38
第三章动员方式与农民起事的失败..............41
一、李文学的祛魅.......................................41
二、民族凝聚力的消弱..................................42
二、动员纲领的不足....................................45
四、经济动员中的失误..................................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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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动员方式与农民起事的失败
李文学这位魅力型领袖身上的“神性”渐渐消退,起事兵将对他“神性”的认可度降低;随着越来越多民族庶众加入农民起事队伍,原来适用于彝族支系的动员方式不再适合这种多民族的环境;随着农民起事的发展壮大,战斗檄文中所缺失的远大的宏伟目标、妥善的政策策略的弊病越来越显著,阻碍了农民起事进一步发展壮大,影响了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农民起事军队对官方意识形态、统治阶级文化乃至地方民俗信仰的彻底摧毁,损害了部分庶众的利益,也造成了民众信仰上的空白和迷茫。
一、李文学的祛魅
李文学因为自身大肚鼓脐的“异相”而被起事策划者植染为“蛤蟆星”下凡赋予了神性,在满清暴政、庄主控制、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被推上了农民起事的领袖地位,是“魅力型领袖”。
在农民起事初期,利用魅力型领袖动员农民起事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这种魅力型领袖的生命期很短,为使下属相信自己拥有超越常人的素质,领袖必须建立起成功的形象,任何失败都将使追随者质疑领袖拥有的超凡权力,进而侵烛领袖的权威。在起事的过程中,伴随着战争的失利,在与李文学的日常交往中,他的“神性”不断遭到质疑和否定。在李文学结婚和称王的宴会上,李学东在公 的场合“掷甲于李文学前”,且怒斥李文学,使得“李文学有惭色”。李学东继而“不礼正学,愤然离席”。这样的举动表明李文学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的象征了。李文学娶妻之后“以后各都督将军不听他的话,也不四处堵路,后来就慢慢的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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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李文学农民起事的动员方式和农民起事的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任何举措都有两面性,李文学农民起事的动员策略造成这样的结果似乎可以理解。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通过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负面性的产生其实是农民起事领导者的失误造成的。他们一味地坚持农民起事发动时的动员方式,没有根据新形势的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这表现在:首先,没有继续完善农民起事动员纲领,从而提出更有整合力的理念。应该说,农民起事最为系统的动员纲领就是战斗檄文。它曾经因为内容简单明确,形式朗朗上口而发挥了重要的动员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它信息量有限,面向的群体也有限。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农民起事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力图争取的力量也越来越多元化,战斗撒文己经无法为这些复杂的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指导。另一方面,这个战斗傲文都是具体化的描述,没有提出完备的、系统的动员体系,也没有提出深层次的价值观念,这就大大限制了它自身的阐释空间和指导功能。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本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但是事实上,它们却被忽略了。这种忽略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一个符合新形势的动员纲领出现,尤其是在农民起事发动结束,走向发展壮大的关键时刻。农民起事者继续用老办法对待新问题,造成了动员策略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甚至成了农民起事失败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