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场是人文主义的荒地
人文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潮，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过程，在文艺时期爆发出来。中心思想是以人文本，尊重人的价值，为了维护人的生命、尊严、自由平等的权利。人文主义区别于人道主义的盲目同情，人道主义者对普世具有广泛的同情心，而人文主义者则是用信条和纪律把同情加以选择和训练。因此，人文主义是在同情与纪律中保持情感与理性的平衡。如果不对战争本质、民族主义保持时刻警惕，那么就很容易被战争既得利益者所蒙蔽、欺骗。战争实施者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把自己的思想说成普遍的思想，以掩饰了利益集团自私的政治意图。民族主义往往受政治团体的操控，以暴力抵抗暴力的亢奋情绪让战争走向非理性。民族主义是一个想象的社会共同体，也逐渐成为战争后政治权力合法化的必要工具。如果导致无辜生命的死亡，践踏人基本生存权利，蹂躏人的生存价值，那么再伟大的政治理想，再崇高的民族情绪都不应被认可、被尊重。《三盏灯》虚化战争时空，不再重述历史场景，而以个人化虚构，获得叙述空间的自由。不涉及政治，无关正义与否，没有敌我分野，战争双方都是策划者和施行者，同时是这场悲剧的制造者。作家主体有意识地规避先验的价值判断，取消政治意义上的划分，而充分从人的角度来书写战争中的人。从“十七年文学”鲜明的敌我矛盾的格局中逃脱出来，率先以人的标准取代政治的标准进行人性阐述，开始关注生命个体的战争体验。
1.1 何为人文主义
1.1.1 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
对人文主义的概念界定可以说是“百家争鸣”，难成定论。人文主义经常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精神混杂在一起，给我们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对于人文主义的理解也层出不穷。人们观察人性的角度各有偏向，并且取意范畴有广有狭，所以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得到普遍认可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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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战争是政治权力的争夺
当我们陶醉于灿烂文明的馨香时，同时闻到古老时空里飘来的血腥之气。翻开一本本史书，苍老的文字里尽是刀光剑影。为了这千疮百孔的文明，每一次政权更迭，都有优秀的人大群大群地死去。浩淼的历史空间里，无数的故事交错庞杂。然而史学家并不会为此一筹莫展，因为他们总会巧妙地把时间分割。让他们能清晰分割的标准，无非就是政权——那条永恒的叙述线索。在这条永恒的线索之下，其实是一个个生动的战争，是它们最大程度地充实着我们的历史版图。
即使在当下，很多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却深受战争文化的影响。短暂和平下的军备竞争，战争结束后的纪念仪式，以及战争文学、电影都与我们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我们离开了战争的硝烟，但它却在间接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不去理性地思考战争，不去关怀那些死去的生命，不去反思当代的战争观，那么战争就还是我们的梦魇。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这样论述战争：“战争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有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在生理上的自然冲动，在心理上的自由精神追求，以及在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意图，三者共同导致了战争的发生。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对野蛮民族的血腥战争义愤填膺，而对文明民族的战争显得过度地宽容。暴力的实质其实与民族的文明程度无关，区别只在于野蛮民族
是粗暴地发泄本能，而文明民族应用了智力来实施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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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英雄退场后的人性写意
《三盏灯》的战争书写以温润代之以暴戾，以从容代之以紧促，以婉约代之以赤裸，洋溢着浓郁的诗意化审美格调，渗透着温馨的人文主义情怀。作者以个人主义质询集体主义的虚无，以生命意识反抗国家伦理，以悲剧意识对峙革命乐观主义，苏童完成了从神化英雄到消解英雄的跨越。通过小说人物小碗其完美人性的毁灭，傻子的人性觉醒与悲凉追寻，以及雀庄村民固守的自私淡漠来共同书写复杂人性。
因此，战争不应是英雄主义的赞歌，而是人文主义的丧歌。
2.1 战争的另类书写
没有人是独自存在的岛屿；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蒙受损失，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钟声为谁而鸣，它为你鸣。 ——约翰·多恩这是反战文学经典作品《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卷首语。作者告诉读者战争敲响了时代的丧钟，丧钟不只鸣哀壮士，也垂怜所有死去的人们。人与人相互关联，息息相关，无法独立存在。无需分出你我，那只是徒劳。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死亡对彼此都是损失。无需打听悲戚的钟声为谁而鸣，为了你，也即一切的人。
苏童与约翰·多恩不谋而合，在《三盏灯》的开篇，战争以火球而喻，它席卷而来，行将覆灭一切。你无法逃脱，我也无法幸免，人同牲畜一般，面临着灾难。“平原上的战争像一只巨大的火球，它的赤色烈焰吞掠过大片的田野、房屋、牲畜和人群，现在它终于朝椒河一带滚过来了。”火球不辨方向，赤色烈焰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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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战争英雄的退场
每一个时代都不缺少英雄。无论是衔微木填沧海的精卫，史前大战蚩尤的黄帝，图穷而匕首现的荆轲，还是誓雪靖康耻的岳飞，英雄美名都名扬千古。《英雄与英雄崇拜》把英雄分为六类，分别是神明的英雄、先知的英雄、诗人的英雄、教士的英雄、文人的英雄和帝王的英雄。在人类社会婴孩时期，神明与先知的英雄才受到狂热崇拜。在中国这个缺少宗教意识的国度，教士英雄势单力微，不值一提。诗人与文人的英雄，虽然有屈原、杜甫、陆游之流，但不是忠而谤，就是郁郁不得志，在诗语中言说往世的苍凉之韵，在历史的尘埃里鸣发幽幽的空谷足音。
帝王的英雄最是层出不穷，只要能为其政权沙场征战，骁勇善战，并且能在帝王的权杖上撒上鲜血，那么就可称其为英雄。或者干脆凭当权者的喜好，就能指点一个为其效忠的英雄。如果能用热血的生命，换取一枚小小的勋章，那么这就是一个平民无上的荣耀。还有的英雄不为帝王，不为勋章，只为正义、真理、理想而奋不顾身，他们的崇高品格令人肃然起敬。有一类英雄叫侠义英雄，他们劫富济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从《三侠五义》到《水浒传》里的绿林好汉，再到梁羽生、金庸小说里的侠士，英雄们古道热肠，以一份侠肝义胆行走江湖。他们行侠仗义不为一丝己愿，却为了社会的良知与道义奋不顾身。
中国的侠士与西方的骑士恰好不同。西方的骑士也有侠骨柔情，但是他们是为主体的自由解放，张扬个性，不受羁绊，完善自我，独善其身。强烈的自我意识是骑士精神的核心，然而侠士的特立独行还终究是为捍卫集体道德和社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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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英雄退场后的人性写意 .......................... 21
2.1 战争的另类书写 ............................................ 21
2.2 战争英雄的退场 .......................................26
2.3 复杂人性的写意 .............................................31
第三章 叙事手法分析 ..........................................38
3.1 自由的傻子叙事视角 .....................................38
3.2 理想的“小碗”意象塑造 ...................................43
3.3 三重物象组合 .................................................47
3.3.1 棺材：死亡是幸福的归宿 .......................... 48
3.3.2 船：漂泊是人生的常态 ..............................49
3.3.3 灯：希望是虚妄的追寻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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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叙事手法分析
傻子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的视角因此变得自由、独特。他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的界定，牲畜与人类也能等量齐观，对生命一视同仁。扁金视角用天真刺激了生命中的迟钝神经，体验疼痛感，以及凄凉的孤独感和沉重的压抑感。扁金的价值观原始、简单、纯真，不被常规操控，不被社会浸淫，在对生命权利上，他的视角代表了人内心深处原始的生命渴望，质朴的人文精神。小碗意象不仅作为情节的推动者，还携带着作家的审美理想，含有象征性的符号意义，象征了纯真、善良、坚毅的理想人格。棺材、船、灯分也参与了叙事过程，是故事的结构元素；同时它们也参与了意蕴的生成，也是故事的动力元素。棺材中获得安宁，即从死亡中才能获得安宁与幸福荒诞事实，讽刺了战争的毁灭性。船象征着孤独、飘零、动荡才是人生的永恒常态，漂泊才是归宿的苍凉命题。微弱的三盏灯象征着亲情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的人文主义光辉，而灯的熄灭喻示着美丽、顽强、诚挚的人性之光也会被战争的黑幕所吞噬。
3.1 自由的傻子叙事视角
视角是叙事者目击故事和讲述故事的角度。《三盏灯》的视角很复杂，既有内视角又有外视角。娄祥和扁金作为故事里的人物，充当故事情节的目击者和叙事者，属于内视角的叙事方式；“我们（指村民）”是故事的旁观听众，属于外视角的叙事方式。内视角的焦点从娄祥切换到傻子扁金，期间还偶尔穿插有非固定焦点的视角，即叙事者游离于故事人物独立叙事。这些叙事视角共同体现两个特点：亲和与客观。
叙事者不是高高在上，平视故事与读者，拉近叙事者与读者的距离，获得亲近感；同时叙事者不对故事做任何主观评价，以纯粹客观的形式让故事本身呈现，获得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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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战争的岁月虽然已经久远，但是战争文化却依然影响我们的生活，战争观也影响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战争让中国满目疮痍。战争的种类多种多样，既有内部战争，又有侵略战争；既有军阀混战，又有党派斗争；既有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又有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即使在建国以后，中国志愿军也还参与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战争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和社会格局的确立。可以说战争是这一百年的时代主题。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学，它必然无法跨越这一宏大的历史叙事。
20世纪二十年代，国外政治势力在中国分布不均衡，他们之间的利益纠葛导致其在华代理人——封建军阀之间为划分势力范围而进行混战。各种政治势力势均力敌，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压力，这给文学创作提供更为自由宽松的社会背景。
而且在这个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向旧文化价值体系发难，以改造愚昧麻木的国民性来建构现代意义的“人”。在缺少民族平等意识的国度里，以人的主体性替代传统的卑怯奴性，这是人文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大解放。但是这毕竟是一次人文主义的启蒙，面对几千年的文化痼疾并不能伤筋动骨。更何况政治体制的变革尚未明朗，以及政治伦理与道德评价相杂糅的文化传统阻滞了人文主义的传播。政治与道德的暧昧关系体现在文学中，就呈现出泛爱式的同情。既不能剥离政治谈道德，又无法剥离道德谈政治，于是对两者的相互迁就导致对战争认识浅薄及混乱。
第二次人文主义思潮出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又是人性受极度压抑后触底反弹。建国初期，为寻求政权合法性，文学成为舆论上的造势工具。.........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