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打工文学”的创作模式
一、“打工文学”的发展及正名
(一)“打工文学”的发展
纵观“打工文学”所走过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幼稚期，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发展期，以及新世纪的成熟期三个阶段。“打工文学”以1984年林坚在《特区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深圳，海边有一个人》为标志至今已走过近30年时间。
1.打工文学的幼稚期
上世纪80年代，《特区文学》在全国率先发表了一系列反映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在林坚、杨宏海、张伟明等代表人物的努力下，先后发表了《深圳，海边有一个人》、《下一站》、《我们的工NT》等一些列作品。而“打工文学”刊物《大鹏湾》的创办，在给打工文学提供展示平台的同时，更团结并聚集了一大批打工文学写作者。至此，“打工文学”的创作犹如雨后春笋，大有一种朝着新的文学现象发展的趋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打工文学的发展期
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15年左右时间里，打工文学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全方位地超越了80年代，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打工文学作品完成了量的积累。仅在打工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文学作品就数以百计，出现了诸如《青春骚站一一深圳打工妹写真》《刘晃棋，我苦难的打工兄弟》、《为几千万打工仔立碑》、《零点的搬运工》、《在城市里跳跃》等优秀作品。
二是打工文学作品的质完成了飞跃。1991年，年仅24岁的打工妹安子(原名:安丽娇)完成了她的第一部打工纪实小说《青春骚站一一深圳打工妹写真》，先后被多家主流报纸连载，她虽然以纪实的手法向人们展示了打工生活的血泪史，但在故事里所融入的精神力量却深深感染着每一个读者，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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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工文学”的创作模式
(一)“打工文学”的创作者及创作背景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邓大才教授将打工者分为三个时代，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分田到户后外出打工者可以称为第一代打工者，20世纪90年代外出打工者可以称为第二代打工者，2000年以后外出打工者称为第三代打工者。”第一代打工者可以说是到城市工作的先行者或开创者，他们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主，在农闲时到城市打工以帖家用，在农忙时又回到家乡“不误农时”，这样游离于农村与城市之间，“他们没有放弃承包地，既照外，也要顾内;既要务农，也要务工;既要别妻，也要离子。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称第一代打工者为‘候鸟人员’，称打工家庭的农业为‘候鸟农业”。(第二代打工者，多数为第一代打工者子女，出生后常与父母分居，跟着爷爷奶奶长大，通常称他们为“无根”的一代;第三代打工者大多在城市出生和长大，已经完全脱离了农民身份，没有所谓的“故乡”可回，通常称他们为“城市的守望者”。第一代打工者大多因生活所迫来到城市，很少有人考虑通过移居城市来彻底脱离农村从而获得身份的认同;第二代打工者与他们的前辈不同，城市的诱惑吸引着他们留下，但事实却是他们既很难完全融入城市又不能欣然回归农村;第三代打工者以放弃农村(故乡)为代价，从而脱离农民身份，但在城市中往往以弱势群体出现，这种因不愿失去“市民”身份而在城市苦苦挣扎的困境与无法得到故乡情感慰藉的双重打击深深地折磨着他们。尽管各时期打工者身份不尽相同，第一代打工者在城乡之间游离;第二代打工者无法融入城市又不愿离开城市的矛盾;第三代打工者以放弃故乡来融入城市。但他们的个人的命运、现实的生存与原有的农村生活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也为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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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打工文学”的创作情感和叙事技法
在第一章，从不同维度对“打工文学”城市化写作模式作了大致介绍。然而，不管从文化的、社会的角度，还是从语言的角度最终都不是要抹杀“打工文学”城市化写作的美学意蕴，而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它的美感所在。在具备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同时，不能将审美性搁置，因为“审美意识、文化意识、历史意识的交融实则包含了对真善美的认知。下文，将试图从情感表现和叙事技法两方面分析打工文学的美学意蕴，并通过这种分析把握它们与打工生活状态的内在关联。
一、浓郁的乡土意识
“打工文学”城市化写作呈现出的一个明显美学意蕴就是情感的表现。他们的作品总是连续不断地返回同一个或几个主题，比如故乡回望、城市生存经验、身份认同、人性的善恶美丑等等。可以看出，这些都是一些可以不断开掘出深刻内涵的主题。而在这些主题中，以乡愁美学理念支撑的乡土意识无疑是无法避开研究者目光的。它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一种信念，几乎成为打工者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虽然身体不在家，但精神却无一例外地饭依故乡。这种乡土意识的存在，使得“打工文学”城市化写作拓展了乡土空间，构建起超越故乡之思的乡土观。打工文学家对此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书写故乡”、“渴求身份”、“关切城乡矛盾”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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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渴求身份转变
对于身份的转变也是“打工文学”城市化写作中乡土意识的体现。打工者对身份转变的渴求，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深入文化骨髓的乡愁。这种渴求已不同于对故乡的怀念，追寻的并不是童年的记忆、故乡的山水，也不是对于城市现状的殷切的关注，而是要以一腔热血为发展，直把他乡作故乡的大气来实现身份的华丽转变。正如唐代诗人刘皂在《旅次朔方》中所写“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口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然而事实与愿望完全背离，当身份的不能实现完全转变之后，只能退而求其次，将原来的故乡印记深深地扎根于自己的思想，王十月说“每个作家的思想，都离不开他的经历、他成长的环境和他的学养。于我而言，二十余年的打工经历，无疑在我的灵魂深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为我们的青春作证，书写我所熟悉的这个群体的精神荒原，让无力者前行，这大抵便是我信奉的文学之道。这样的文学创作观从另一角度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无奈，而这种无奈也导致了他们对的城乡文化的关切，也成为城乡二元对立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深层次原因。
(三)关切城乡矛盾
“打工文学”的城市化写作呈现出的“乡土意识”情感底蕴，还表现在关切城乡矛盾。在这个层面上，它既是中国知识分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儒家积极入世态度，也是打工者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途命运所表现出的莫大忧虑。在打工者城市化写作的基本模式里，不管他们身在何处，去向何方，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他们仍将自己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乡村人，他们不仅从乡村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城市的现状及其问题，而且还用传统乡村文化来衡量城市社会的长长短短，而这样的思想来源也反映时代出时代的巨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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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打工文学”的创作情感和叙事技法.......20
一、浓郁的乡土意识..................................20
(一)书写故乡.............................................20
(二)渴求身份转变.....................................21
(三)关切城乡矛盾.....................................22
二、叙事技法的继承与移植.......................22
(一)对传统乡土叙事的继承.......................22
(二)对现代叙事的移置................................24
第三章“打工文学”的文化价值...................26
一、话语:从“失声”到“发声”.......................26
(一)个体话语与全权话语的对峙与互动.....26
(二)边缘话语与主流的对峙与互动...........28
二、主体意识的觉醒...............................29
三、文化的认同与整合............................31
(一)文化的认同......................................32
(二)文化的整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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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打工文学”的文化价值
今天，我们处身于一个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在这城市化时代背景之下，打工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它在各个领域内影响着文化的流变，甚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如果我们认同“阐释的意义在于保存文化价值并使之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的说法，那么，对于以前的“打工文学”进行总结与梳理，阐释它在当今时代历史的、美学的、社会的价值，可以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打工文学”无论是写作者还是作品本身，相对于主流而言，均处于边缘的位置，而边缘与主流正是二者差异的集中表现，他们之间的对话与融合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及其历史意义，由此引申出“打工文学”话语、身份的实现，进而出现文化的整合，这正是我们当今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深入考察的重要文化课题。
一、话语:从“失声”到“发声”
考察“打工文学”写作，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打工写作者们始终处于两个社会的边缘位置。对于故乡来说，他们是家乡的城里人;对于异乡(城市)而言，他们是外来的淘金者，被抛离城市人主流文化中心区域，游荡在边缘，处于沉默失声的位置。这种边缘处境带给打工写作者无尽的痛苦自不待言，身份的分裂、认同的危机、性别的困境、地域的隔阂无不伴随着打工写作者的日常生活起居，但同时这种边缘处境，也是一个体验、洞悉故土与新地社会、历史、文化的绝佳视角，它是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个体因此更易挣脱集体言说的区域，实现自由言说。再者，另一份异乡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能将乡土文化通过各种媒介渠道传输至城市，形成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动，起到解构话语霸权，实现从失声到发声，从边缘走向主流。
因此，打工写作者的边缘位置相对于两个“中心”而言，往往意味着挑战、革新、组合，它是反中心、反权力的姿态，这里是话语狂欢所在之地。它还可以是建构一种新的“亚文化”的土壤，在跨地域、跨文化的越界生存状态中利用边缘创造出无穷无尽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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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回顾“打工文学”走过的历程，我们倍感打工者身体异动和精神异在的苍凉基调。他们的打工写作是一种放逐精神的体验，在种种流散、漂泊、浪迹、移居的生命体验中，他们用啼血飘零的情感塑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打工者形象，但是残酷的社会现实和情感上的倾向却让他们却不大可能成为主流社会和文化的顺利融入者，他们的身体与灵魂两相分离，身在他乡，心却秉持着乡村文化传统，他们在生存与文化的重压之下，不得不打乱原有的思维模式，重新反省并定位自己的归属感，因而他们的写作倍感无根之痛，布满了忧郁悲枪的底色。
如果承认迄今为止“打工文学”创作拥有或正在创生某种自己的传统，那么不难看到，“打工文学”留下了一串串相当清晰的足迹，这些足迹是我们回味城乡记忆，表达身份认同的珍贵线索。正是杨宏海、安子、王十月、张伟明、孙惠芬、林坚等人当初因理想、经济等原因，不约而同地从农村来到城市，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录了一代打工者悲凉而真实的声音。显然，“打工文学”“啼血飘零”的特征铸造了他们最为显赫的成就，从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一席。
因而，研究这一群体的写作，从文化的起始处打捞历史散落的珍宝，对于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而处于发展攻坚时期的“打工文学”，清理和梳理其创作范型，阐释它在当今时代历史的、美学的、社会的价值，可以说具有重要价值。同时，检点其局限性，追寻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底层文学遗留下来的创作经验和教训，辨别出他们写作中不为人知的多种线索，也是必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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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