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叙事空间的伦理维度
时间和空间是开展叙事活动和组织叙事作品的基本元素，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相关。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是时间和空间共同构成的综合体。正如法国评论家让-伊夫·塔迪埃在评论普鲁斯特的小说时说：“小说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结构。说它是空间结构是因为在它展开的书页中出现了在我们的目光下静止不动的形式的组织和体系；说它是时间结构是因为不存在瞬间阅读，因为一生的经历总是在时间中展开的。”
然而，传统文学评论大多重视小说的时间结构，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空间结构。1945 年约瑟夫·弗兰克发表了《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一文，明确提出了文学中的空间形式问题。
弗兰克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非常注重对空间形式的运用，通过“并置”营造出空间场景来打破时间顺序，也就是说，作者尝试把空间形式作为克服时间因素的一个重要手段。
至此，“空间形式”从时间的范围中脱离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叙事要素，从而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现代小说家也认识到了空间要素的重要性，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更加自觉地发挥空间意识。就像龙迪勇在《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一文中所说：“很多现代小说家对空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总之，在现代或后现代小说家那里，‘空间’已经成为一种被有意识地加以利用的技巧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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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空间转换的伦理效应
米克·巴尔认为，在小说文本中，“当几个地点按族类排列起来时，就可与精神的、意识形态的和道德的对立相联系，场所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结构原则起作用”。这就说明，作家在构思小说时，精心设置了故事空间，并有意安排了几个空间地点之间的排列与转换。因此，文本中的故事空间不仅仅是人物行动的场所，也是特定道德伦理的空间化载体。朱天文小说中最常见的故事空间是眷村和台北，她对这两个特定空间的描写和呈现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空间与一定的价值标准和伦理观念密切相关，通过不同空间的对比和转换，能够表现出空间之间的文化差异。朱天文很多小说都涉及到了空间转换的问题，由此而产生的伦理效应是本节关注的重点。此外，小说中的人物在空间转换过程中，亦面临着不同道德与伦理观念的挑战，这其中的纠缠与阵痛正体现了作者本人的道德判断和伦理倾向。
一、她从眷村来——“存在空间”的伦理召唤
朱天文早期小说的空间背景主要以眷村为主。眷村是指 1949 年国民党集团战败之后，随军部队及其家属迁至台湾，共同兴建的军眷住宅区。朱天文生于眷村，长于眷村，其早期作品内容基本囿于她本人的眷村生活经验，多为青春记事，在生活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上，都有一定的缺憾。进入八十年代，台湾经济全面启动，商品化和全球化共同形成的巨浪，强烈冲击着眷村伊甸园般平静安逸的生活，商品交换关系慢慢侵蚀着眷村简单质朴的人际关系。同时，眷村的竹篱笆也随着国宅的改造和重建而不复存在。地理界线的模糊和心理阈限的消解，眷村人渐渐走出眷村，融入都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天文小说的空间背景由“眷村”转移到了“台北”。从 1982 年开始，朱天文参与电影剧本的创作，不管是创作视野还是创作心理都经历了“都市化”的洗礼。但从她的文字中不难发现，她所改变的仅仅是书写场景的转换而已。被拆掉的眷村，一直以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存在于她的心底。她对眷村生活，始终保有不可磨灭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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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叙事时间的伦理内涵
时间和空间一样，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要素。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对时间的使用权，但从来没有人能够对“时间”的概念做出明确的阐释。时间渗透在一切之中，所以我们对它无比熟悉；也正由于它渗透一切，我们一切思维活动都无法摆脱它的纠缠，因而显得不明不白。奥古斯丁曾形象地描述了这一困境：“时间究竟是什么？谁能轻易概括地说明它？谁对此有明确的概念，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可是在谈话之中，有什么比时间更常见，更熟悉呢？我们谈到时间，当然了解，听别人谈到时间，我们也领会。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就时间本身来说，它是一个中性词，时间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均等的。但如前所说，正因为时间具有不可描述和不可捉摸的特性，使得人类对于时间的思考成为一个永远不会停歇的终极命题，每个个体对于时间的认识也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主观的印记。
小说中的时间并非自然的时间，它不同于钟表上机械走动的时间，而是一种经人体验、由人说出的时间经验。这种时间经验不是中性的，而是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孔子面对滚滚而去的江河，感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通过体验自然时间的流逝，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和个体的孤独。文学以语言符号的方式呈现人类独特的时间体验，其中，时间不再是简单的线性绵延，而是一种与人的生命状态、精神境界、文化历史甚至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的复杂概念。时间在小说家的手中，经由叙事的整合与表达，成为了一个伦理事件。对叙事时间的处理，反映了小说家对生活的把握方式和对各种感受、体验、想象的组织形式，小说的叙事伦理也就不可避免地寄身于叙事时间之中。小说家对于叙事时间的处理所要达到的伦理目的或产生的伦理效果，就是小说叙事时间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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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时间的瓦解——非线性时序
英国小说家爱·莫·福斯特说：“小说家永远不可在他的小说的结构里不去理会时间。……我有时候保持着时间的观念，有时候则并不保持。但是小说里却永远有一只时钟在嘀嗒作响。作者也许不喜欢他的那只时钟。”
现实生活中，我们永远无法扭转或改变物理时间，但现代小说却为作家提供了改变的可能性。作家可以随意拨动或调整小说里时钟的指针，在小说时间里肆意驰骋嬉闹，以超越现实中物理时间的限制。关于小说叙事中的时间，热奈特指出，叙事中有一组两个时间的序列，即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这种时间上的双重性不仅使一切时间畸变成为可能，而且要求我们确认叙事的功能之一就是把一种时间兑换为另一种时间。胡亚敏在《叙事学》一书中更为具体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她借用德国学者的观点将叙事文本中的双重时间分别命名为“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就文本而言，故事时间是叙述时间的蓝本，作者通过一系列叙述手段解构故事时间，甚至将其完全藏匿于文本之中，但唯独不能忽视故事时间，否则叙述时间将失去依托而不复存在；同时，小说中的叙述时间绝不是对故事时间的简单复制和模仿，而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重新编排。朱天文在作品中常常出于文本需要，对故事时间进行切割并重新组合，使文本所呈现的时间打破了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界限，二者相互制约的关系会生发出一系列问题，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时序”问题。
“时序研究事件在故事中的编年时间顺序和这些事件在叙事文中排列的时间顺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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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叙述者和视角的伦理意义................................. 27
第一节 叙述者和视角..................................................... 27
第二节 叙述者干预与叙事伦理.......................................29
第三节 叙述视角与叙事伦理........................................... 32
第四章 面向他者的叙事伦理.......................................... 35
第一节 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35
第二节 朱天文小说中的他者“面貌”............................. 37
第三节 朱天文小说中的伦理“言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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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面向他者的叙事伦理
从作者角度出发来探讨小说的叙事伦理时，亚当·纽顿将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观点运用到叙事学中来，认为作者叙事的“已说”传达的其实是“伦理言说”，是对无限他者的伦理回应。“已说（said）”和“言说（saying）”的概念都是来自列维纳斯，基本含义分别相当于已有的道德准则和境况产生的伦理问题。本章参考列维纳斯重视他异性（alterity）的他者哲学，挪用其“脸庞”和“言说”的观念，结合朱天文几部重要的小说作品，探讨作者如何经由书写，实现对他者脸庞及伦理言说的回应，并进一步考察作者如何回应当代与他者的伦理召唤。
第一节 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
笛卡尔一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将主体建立于自我之上，成为西方哲学以自我为中心的本体论的先导，并渐渐陷入了“唯我论”的哲学困境。为了走出主观自我的瓶颈，哲学家提出了“他者”问题，这成为 20 世纪西方哲学一个不容忽视的主题。各个哲学流派都从不同角度对“他者”进行了解读，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以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等。尽管思想内涵不尽相同，但他们至少在承认“他者”问题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列维纳斯站在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立场上，对这些流派的观点进行了超越性的诠释和整合，同时他反思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将其表述成哲学命题，从而建立了以“他者”为核心概念的伦理哲学体系。
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是对传统西方哲学本体论进行批判和反思的结果。他认为，以自我主体为中心的本体论是一种唯我之学，即自我之外的一切都源于自我、为了自我并为自我所决定，这就必然导致对他者的压制和遗忘，抹杀了他者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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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自16岁发表小说处女作以来，朱天文的文学创作历程已经接近四十年之久。从“三三时期”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到世纪末华丽的都市情结，再到“站在左边”的边缘书写，无论是在创作风格还是写作内容上，她都积极进行了探索、尝试和转型。朱天文所走过的那条漫长而多彩的文学之路，仍然在坚定地向前延伸、铺展，因而任何相关的研究都不是一种“盖棺定论”，而只能是一种“断章取义”。
从创作数量上来看，朱天文算不上一位多产的作家，至今完成的长篇小说只有《荒人手记》和《巫言》两部，她经常要挪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去进行电影剧本创作，这些优秀的剧作在给她带来国际性荣耀的同时，也丰富了她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验。但她从来没有忘记，写作才是她的人生志业。在凭借《荒人手记》获得第一届时报百万大奖的即席感言中，她说道：“写长篇，仅仅是为了自我证明存活在现今这个世界并非一场虚妄，否则，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存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当她隐居起来潜心写作时，可以褪去浮躁和华丽的外衣，向文学献上一颗最本真的赤子之心。正是朱天文的这份虔诚与专注，才让我们在阅读她的小说时，不仅仅是在看别人的故事，看她的故事，也在看我们自己的故事。
本文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分析朱天文小说作品，探讨叙事策略背后的伦理问题，该论文选题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一方面因为叙事伦理理论的复杂性，国内外学者它的概念和内涵都有不同的阐释，这就导致研究方法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台湾文学的历史底蕴、文化语境和社会意义是十分深厚、驳杂的，要对作品形成一个整体而正确的认识，并灵活运用到论文写作的实践中，需要论者以广泛深入的阅读和深刻独到的见解为基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