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管理和伦理都是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产物,人们对管理和伦理关系的认识早已随同两者的产生而产生。近现代以来,由于管理对象不断扩大的普遍化趋势、人在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作用的主体化趋势、管理的人文化趋势和企业竞争加剧与社会压力的扩大化趋势,更加强化了管理与伦理的内在联系。管理与伦理的结合不是人们人为的外在强加,而是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其内在根据在于管理的道德性。管理的道德性表现为管理的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第一代写网代写
关键词:管理;道德性;内在道德;外在道德
一、 管理伦理研究的兴起
管理伦理是管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研究的一个崭新课题。20世纪管理科学的建立、发展以及广泛应用,使人类社会获得了空前的进步。瑞士经济学家肯德这样指出:“19世纪是工业的世纪,20世纪则作为管理世纪载入史册”。然而,使全社会关注管理与伦理之间的联系,并将管理的伦理问题在“管理伦理”的名称下加以专门的研究,则主要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在这之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世界,“管理”与“伦理”两个词在人类的理论形态中既便不是对立的,也没有可能联系在一起。只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美国,80年代起在欧洲,情况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管理伦理突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并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正式学科,而其直接的起因只是20世纪80年代比较集中暴露出的一系列经济丑闻,例如飞机采办中的行贿受贿、化学工厂中的有毒气体的大爆炸、对河流和海洋的大批污染、食物污染、在发展中国家实行不正当的市场实践活动、汽车走私、非法武器出口、内部贸易、证券公司和大额投资者的非法活动等。阿基•B•卡罗(Archie B. Carroll)在1993年指出:“回顾过去30年来人们对企业伦理的兴趣,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是对企业伦理的兴趣不断加深;二是对企业伦理的兴趣看来是由重大丑闻曝光引发的。”而一谈到“丑闻”、“腐败”,许多人便开始注意到“伦理教育”方案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发生伦理观念上的变革,才能把这些问题真正解决。事实上,由于管理和伦理都是人类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且都是伴随着人以及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因此,人类对管理或经济与伦理之间联系的认识并非始于当代,而是随着管理和伦理的出现而开始的。早在公元前2700年,古埃及人就认识到在管理中公正或正直的必要,“倾听意见对双方都是有价值的”;公元前1800年,汉穆拉比王就采用了用证件和书面材料来控制、规定资的管理办法,认识到责任不能转让;我国的古代典籍《周礼》记有对行政管理制度和责任的具体叙述。古代以来,中外哲学家和其他一些人都思考和探究过两者的联系。例如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和政治学体系中都寓含着管理伦理思想,中世纪的宗教理论体系内部尤其是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和发展奠定着深层的文化基础,自利、自由、平等、竞争和个人主义则是近代古典经济学所追求的经济和管理伦理思想。所谓“管理伦理”,正是在伦理与管理的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孕育产生的。近代以来,有几个主要趋势结合起来,更加强调了管理与伦理之间的联系。
一是管理的对象不断扩展,至今已呈普遍化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所以能超越小生产,是同手工工场时期严格的生产管理分不开的,那时的管理主要是对生产过程和工人劳动的管理,其目的在于如何提高工场的作业效率。随着生产社会化进程的加速,近代企业宣告正式诞生,这时的管理已不再限于生产领域而扩展到供、销领域,出现产供销一体化的组织管理活动。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竞争的加剧,迫使每个组织不仅要对生产经营进行严格管理,同时还要对组织内部进行管理,管理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后来由于国家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得到强化,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控制作用,于是又出现了公共行政管理。在当代,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知识“大爆炸”,精神生产突破了传统的“单干”模式而不断“社会化”,开始形成科技、文化、教育的多种管理,管理因此延伸到经济、政治之外的科学文化领域。至此,管理的对象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管理也因而具有整体社会性。管理的普遍化趋势和整体社会性使管理学必须思考管理中的一般规律和寻求具有普适性的管理观念,才能不断地促使社会的实然状态向社会的应然状态发展,从而越来越突出了伦理的价值定向与导向功能在管理中的统摄作用。二是人在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中作用的主体化趋势。19世纪末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和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电子计算机应用与信息产业崛起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两个重大变化:
一是劳动方式的变化。劳动方式指劳动者在生产中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它是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而变化的。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后的劳动方式,他指出,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他同时也深刻地预见到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后将给劳动方式带来的变化,他说,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就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相联系。这就是说,随着高度自动化生产的发展,劳动者不再是机器的附属物,而是成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是生产过程的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效率的提高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的发挥。
二是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化。随着技术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就业结构和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已占首位。第三产业的相当部分是提供服务,从事脑力劳动。服务的好坏和脑力劳动工作的成败,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的自觉性,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因此人的主体作用处于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劳动者知识结构的变化及水平的提高还带来了人们精神需求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同时也为参与管理创造了条件。因此,管理越来越需要符合人性之律和人的伦理追求,从而为管理与伦理的结合提出了现实要求和可能,管理的道德性的突显成为势在必然。此外,马克思对19世纪工业世界的批判,向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道德性质提出了质疑,揭示了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广大工人为了维护自身尊严和经济社会权益不断开展工人运动。共产主义理想的挑战和工人斗争的压力,要求资本主义的管理必须正视与伦理之间的关系。
三是管理的研究重心从侧重研究物流、组织、制度、规范等管理“硬件”,向侧重研究人际关系、行为心理、价值观念、科学决策等管理“软件”转移的人文化趋势。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古典管理侧重研究物流和组织,人只被当作利益驱使的工具(即所谓“工具人”和“经济人”)而成为广义上的“物”,其思维主要表现为感性的直观和浅层的抽象,具有直观性或片面性;而现代管理学注重观察人的内在心理和复杂多变的价值观,研究人的多种内在本性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关系;其次,古典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企业短期的生产工作效率,其着眼点在于研究一套通过短期培训便可掌握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技能,较少关注深层36理论和思想,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在现当代,由于竞争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扩大,企业内部的矛盾更加复杂,因而现代管理更加关注人的行为规律、心理规律和人性规律,以便及时调适人际关系和激励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再次,古典管理所提供的管理知识主要是组织原则和指挥方法,计划、决策特别是预测的主导关键作用没有被突出,而在现代管理中,科学预测和科学决策的主导作用日趋明显,超前思维的作用日益突出,理性化思维和非理性化思维对管理的渗透和推进作用明显。现代管理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重视管理主体的价值,它从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领导行为以及企业文化等多个方面向传统管理提出挑战,把管理的重心从“物”转向“人”,从“纪律”转向“行为”,从“监督”转向“激发”,从“独裁”转向“民主”,从“控制”转向“参与”,从“个体”转向“群体”,从而为管理伦理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四是竞争加剧和社会压力的扩大化趋势。随着现代商业的卖方市场转变成买方市场,国内竞争转变成全球竞争,企业竞争的实质就是争夺顾客。只有真正为顾客着想———提供高质量的、符合顾客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诚实宣传,价格合理,热情服务,才能赢得顾客;为了赢得竞争,人才是关键,人才更愿意在一个有道德责任感的管理组织中工作。人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从精神层面看,要做好人的工作,一要赋予工作以意义;二要尊重人、关心人、公正地对待人;三要管理者率先垂范;四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洽。所有这些,无不与伦理有关。企业信誉是优秀企业的重要标志,而树立信誉的法宝就是实实在在地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社会压力的扩大化趋势表现在:其一,在信息社会中,舆论监督的力度大为加强,经营丑闻的爆光,既唤起公众对企业行为的关注,又加大了企业从事不道德行为的成本。
其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优质产品、优雅环境、安全的工作场所、更有意义的工作、更多的尊重、更文明的行为、更高尚的精神生活越来越渴望。这种渴望与组织的不道德经营管理行为形成尖锐冲突,是要求公众降低愿望去迁就组织的不道德行为,还是组织管理应努力避免不道德行为去迎合公众的愿望?答案不言自明。其三,法律的逐步完善,执法力度的加大,迫使组织为不道德或违法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其四,组织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公众要求企业承担与影响力相称的道德责任的意识越来越强。
二、 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内在基础伦理
与管理的结合,并不像目前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的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伦理学理论看作是“既成的”、先于管理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领域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格贝尔就经济伦理的研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伦理学模式:一种是所谓的应用模式,“这种应用模式所带来的危险首先在于论证是外加的有悖于经济的,正如波普克(W•Popke)所说,一种‘对经济毫无所知的伦理主义’会对经济提出无法满足的要求”;与此相应的另一种模式是所谓的“平等———协作”模式,即从两门科学价值相等出发,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作为两门相互独立的学科并非互不相关,也不是一个支配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一定意义上的相互依存,以解决经济学领域中单靠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里不需要存在一种原先无价值的经济范畴,然后让伦理学经过外部修正而将经济理性纳入经济领域,而是从经济本身的结构和内涵上直接推导出经济伦理学”。格贝尔的见解是颇有见地和富有启发性的。
我认为,也完全可以应用到我们对管理伦理问题的研究中。它提醒我们,在研究管理伦理时,不能忽视管理本身的结构与内涵。我们研究管理伦理面临的难题,不是表层的管理与伦理“如何结合”的技术性或工具性层面的问题,而是两者结合的“何以可能”即管理与伦理之所以结合的内在根据和深层的学理基础是什么的问题———“管理”与“伦理”之所以能够结合,不在于伦理学能够为管理学提供什么,或者相反,而关键在于“管理”与“伦理”具有可通约性———管理本身内在地具有伦理性质。换言之,管理与伦理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于管理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性。管理伦理现象的发生是管理活动和管理系统内在的伦理要求和道德规定所决定的,而不是什么外在的强加和牵强附会。所谓道德性,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道德性就是价值性,就象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规定为关于善的问题的研究,而善的问题就是价值问题,因此广义的道德性实际上就是把道德范畴提升到价值论的高度。从这一视角看管理活动,就需要考察管理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文化、军事等的有效的组37怎样体现着人的价值和给人带来了何种价值。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交织着管理问题,而自从有了管理也就有了人的价值问题。众所皆知,与动物不同,一切动物的活动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本能地适应自然和外部环境,唯有人才能超越种的限制,“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
人类的实践活动一方面遵循客观规律,按照客体尺度去把握世界和改造世界;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目的性存在。人的任何一种实践活动均是在需要和目的的驱使下亦即价值判断的驱使下把主体尺度运用于对象世界,使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使自然世界向属人世界转变。而自从人类开始自己的实践活动,亦即在“劳动创造了人”之后,管理便伴随人类活动的始终。人类的任何劳动和实践活动都离不开组织、分工、协调和指挥,离不开管理,在一切关于“人的活动”的规定中,都内含着管理问题。“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个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象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
人既是社会性的动物,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追求自我实现的动物,一部人类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人类的管理史,即人类从“最初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到“专属人的劳动”(恩格斯语),不断摆脱单纯的偶然性和任意性①,不断实现自身价值和追求“应然”状态,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历史。正是人类管理活动的实践本质属性决定了管理本身必然具有道德性,决定着管理是人类的一种对客观规律与主观价值的整合活动。遵循客观规律是管理得以运作的科学基础,而体现人的价值追求则是管理得以存在的价值根据或价值前提。狭义的道德性,是指首先把管理活动作为一种伦理演化现象来研究,考察和分析管理活动在其运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或本身所蕴涵的伦理性质和伦理特性。管理作为一种对社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财力资源、精神资源等)的有效配置组织方式,可被当作客观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视角去分析它、研究它。
一般管理学侧重于经济管理领域的管理常规、管理原则和相应的管理方法,以及如何在这些常规、原则、方法的作用下求得最佳效率,以便用以直接指导管理实践活动;社会学把管理看作是一种职权系统;政治学侧重于把管理看作是一个阶级和地位系统,它同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联系;而伦理学则把管理作为一种道德文化现象,指出一些表面上看来是一种纯粹经济性质的活动,其实有着明显的伦理特征或伦理性质。例如,管理活动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任何管理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讲都表征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认为管理关系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管理的本质就是如何对待人。从如何对待人的角度来看待管理,不难发现,管理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道德价值和伦理性质,因为如何对待人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善恶问题。黑格尔指出:“人间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管理的道德价值也是管理本身值得珍视的内在价值,从根本上说,就是使人“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这里内含的管理中的一个根本性原则就是“把人当作目的”的道德原则。
再如管理活动中的契约关系,订立契约或执行契约最直观的表征是保证经济交往活动和人际交往的有效性,以求得效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然而,任何一种契约都内在地包含着某种道德原则,如公正原则、守信原则、责任原则,任何一种契约都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这些道德原则不是人为地、独立地给它规定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管理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并确立起来的,它标志着人们对交往活动及人与人之间关系规律的自觉遵守,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广义道德性是管理伦理产生的根本前提,狭义道德性是管理伦理———管理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具体体现。
在广义道德性的视域中,管理本身就内蕴着对人的道德价值目标的追求和伦理规定,管理本身就具有一种伦理性质。在狭义道德性的视域中,管理的道德性则表现为管理的外在道德和①马克思指出:管理“这种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马克思在这里,一方面强调了管理的客观规律性,同时也表达了管理是人类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最重要的表现这一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内在道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
管理的外在道德,是指管理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有效组织方式或“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总是处于一定的人类文化和社会伦理背景中,必须体现普遍意义上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追求,也就是说,管理必须做到合伦理性或合道德性。管理的内在道德,是指从管理本身的结构和内涵推演出来的道德性要求,即伦理规定和道德要求作为一种特殊的内在意义上的管理秩序,自然地成为调整管理行为的规则体系,以建立和实施伦理化的管理模式,从而有效地达到管理所要实现的目的。
由于伦理自身就是一种人类对自我的内在管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管理方式,因此,把管理与伦理结合统一起来,正好体现了“伦理的管理本质”和“管理的价值和伦理性质”的内在一致性和相关性。把管理伦理规定为管理在其运作中所体现的伦理性质和伦理特征,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首先,它确立了管理与伦理结合“何以可能”的理论前提。研究管理伦理问题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对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理论前提必须加以解决,深刻地说明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管理的道德性正是从根本上确立管理与伦理是相互体现的内在统一原则,两者具有内在同质性和相容性,它决定了伦理与管理的结合并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作为管理的内在要素而起作用的。当然,管理与伦理的同质性并不排斥两者的相异性,二者各有特点,不可相互代替。
其次,为实现伦理在管理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找到了客观根据。既然管理实践活动在其运作过程中本身就具有伦理性质和伦理特征,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培植和规范与这些伦理性质、伦理特征相对应的管理伦理观,以发挥伦理道德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再次,基于以上理论前提和客观依据,为探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伦理提供了价值坐标。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伦理,既不是一般伦理道德范畴的搬用、套用,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从伦理学中搬来伦理规范去规范管理活动就行了,也不等同于具体企业、公司、行业的伦理准则,因为它们通常具有局限性。要克服这种局限性,就要运用道德哲学基础及其所提供的整体性方法和批判性方法,并从宗教、法律、政治等所有对一般伦理道德见解发生影响的文化因素中,获得形成管理伦理的内容,做到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统一。
代写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 [俄]波波夫.管理理论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 Archie B. Carroll. Business and Society: Ethics/ and Stake-holder Management. 2nd ed. (Cincinnati, Ohio; South-Western Publishing Co., 1993).P.85.
[3] [英]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 [美]格贝尔.经济伦理学[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6.
[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8]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