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务管理论文，本文回顾了当前对环境规制、财务绩效和高管团队异质性的相关文献，依据政府规制、可持续发展、高层梯队以及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7个研究假设，最后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了假设。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二十世纪以来，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多国一味寻求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环境保护，导致世界范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甚至使环境问题成为制约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1]。我国为摆脱重工业薄弱的窘境，从“一五”开始便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不尽合理，再加之来自人口的压力，以损害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繁荣的企业比比皆是。改变以往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传统观念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提出了“绿色发展转型”，并且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重大战略目标。可见，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关注的重点领域。
为贯彻落实新理念，激励社会转变思想，进而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政府向企业施加了一定的监管压力——环境规制。企业作为污染产生与防治的重要经济主体，尤其是重污染企业，在环保实践中必须承担起相应的主体责任，方能帮助我国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取得关键性突破。现今，我国重污染企业大多数发展较为成熟，高速增长期已过，甚至有些产业已经成为产能过剩行业，由于缺乏环境安全的考虑，污染问题日益凸显；但不可否认的是，重污染企业也有其自身优势：规模大、集中度高、技术基础好、市场份额占比高，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十分重大。因此，对重污染企业采取环境规制，促使其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目标十分必要。
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环境规制的内在机理是将环境保护所产生的成本内部化（张立等，2019）[2]，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影响企业市场竞争力，甚至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张爱美等，2021）[3]。面对如此局面，我们应关注的不单是环境保护政策的执行情况及效果，更是现行环保政策是否能实现企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双赢。因为后者才是环境规制目标能否顺利落实并且发挥长效机制的决定性因素。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实务界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共同关心的重要课题。企业需要参考此类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做出战略调整，以寻求更好的发展，各地政府也需要借助区域内企业的发展提升经济实力。已有文献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财务绩效间存在相关关系，但高管团队异质性在环境规制与企业财务绩效间扮演了何种角色，尚有待进一步检验。为此，本文以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为主题，重污染企业为例，加入“高管团队异质性”这一调节变量，解释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对于环境规制和企业财务绩效关系中所产生的作用、明确企业为应对环境规制，需要配备具有怎样特征的高管团队，帮助企业在愈来愈严格的环境政策中赢得优势，为企业提高财务绩效增添一条新的途径。
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截至目前，在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展开的研究中，主要思路集中于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环保投资等途径影响财务绩效，鲜有文章将调节变量聚焦在高管团队异质性这一与公司治理结构相关的因素上。本文以733家重污染企业2015-2021年间4739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从环境规制政策出发，不仅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加入高管团队异质性这一变量，拓展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影响环境规制与企业财务绩效间关系的研究，完善了企业层面的相关治理理论。
（2）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想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下解决污染问题，仅将希望寄托于市场自发调节是不现实的。为澄源正本，平稳度过当前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各地不断探索并相继出台相关环境政策，如何实现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和重污染企业的良性发展二者之兼顾，已成为各地政府亟待商榷的问题。作为公司重要的决策人员，高管团队在企业日常经营和管理策略的制定中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及决定权，研究企业高管在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下，对重污染企业的良性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具备极其强大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环境规制与企业财务绩效
随着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日趋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各界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各国政府逐步对企业环保工作提出高要求，也开始对企业采取一系列防范及惩罚措施，办求少产生甚至不产生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如此，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便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二者间的关系，学术界众说纷云，不同研究基于不同理论、不同样本，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2.1.1 环境规制与财务绩效的负相关关系
传统学派认为，严苛的环境规制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负向影响。该观点将企业践行环境规制政策，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这种行为在短时间内能够有利减少经济行为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但行使这种责任必然伴随着费用支出，这便会给企业带来成本负担，进而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不利的抑制作用，甚至从宏观上影响地区经济增长速度[6]。
Frank M等（1983）通过搜集并研究美国电力企业相关数据，发现该行业利润率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受到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7]。Adam B等（1995）、叶红雨等（2017）在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企业只能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进行分配，政府推行的环境规制具有强制性特征，面对这种政策，企业不得不挪用本该用于生产或投资的资源，当这类创收性投入被挤占，企业的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绩效表现甚至核心竞争力必然会受到影响[8-9]。Chulwoo Baek等（2014）对450个美国制造业企业研讨研究后得出结论：环境规制政策会持续抑制生产率和企业经营绩效的增长，而当环境规制水平降低后，企业竞争能力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回升[10]。Marlene Plumlee等（2015）提出企业在环境政策约束下会进行碳信息披露，而这些信息质量的提升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不利影响[11]。途正革（2019）收集了2014-2017年四年间河北省1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环境数据并进行分析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中所指定的排污费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尤其是重污染企业的财务状况十分不利，甚至会为其带来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12]。田虹等（2019）将研究对象扩大到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行业公司，得出“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及社会绩效有积极影响，但却对企业财务绩效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的结论[13]。耿云江（2020）等的研究结果同样证实了二者间的负相关关系：环境规制能够影响重污染上市企业的经营成本、资金投入以及绿色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财务绩效产生消极影响[14]。
2.2 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财务绩效
1984年高阶梯队理论的提出，为国内外学者开辟研究新方向，学术界开始对企业管理者进行更深入地挖掘。初期，研究重点集中在高管背景特征整体水平方面，近些年，部分学者关注到高管团队特征的差异化水平同样会对企业产生影响，由此，关于高管团队异质性的研究便涌现了出来。目前，学术界针对不同维度的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财务绩效间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各方见解却不尽相同。
Wendy K et al（2005）、Laszlo et al（2000）根据信息决策理论推导出，高管团队成员间的内部差异能为组织带来更丰富的信息，进而提升获利能力，但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其影响绩效的程度也在发生改变[22-23]。一些学者却认为高管团队异质性会抑制财务绩效的发展。还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异质性是把双刃剑，其中的某些方面在企业成长周期的不同阶段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不同，如果想要达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需要将某些异质性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焦长勇等，2003；Yasemin Y et al.，2003；Christophe et al.，2004）[24-26]。绝大多数国内外学者在相关研究中都关注到了高管团队年龄、教育背景、职能背景异质性，并对这三大异质性与财务绩效进行了结合与分析。
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指高管团队成员之间的年龄差异，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年龄是高管团队异质性研究中最常出现的维度。即使有很多文献研究都涉及了高管年龄异质性与企业财务绩效间的关系，但仍旧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较大的年龄异质性会抑制企业财务绩效的增长，认为过大的年龄差异容易产生沟通困难的问题，甚至导致高管成员对所在组织产生不满，影响团队凝聚力（Crocker，1989；苏皑，2020）[27-28]。Hermann（2015）发现年龄较大的高管易对现有环境产生依赖与习惯，在接受新鲜事物方面略显困难，在公司战略制定方面偏保守，与年轻高管之间存在“思想代沟”，影响企业经营效率[29]。刘兵（2015）、张瑞纲（2020）、郑海元（2021）分别对我国中小板、主板、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年龄异质性越大，企业发展越受碍[30-32]。
3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13
3.1 相关概念 .................................. 13
3.1.1 环境规制 ............................. 13
3.1.2 财务绩效 ...................................... 13
4 实证研究设计 ................................. 22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22
4.1.1 样本选取 .................................... 22
4.1.2 数据来源 ................................ 23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28
5.1 描述性统计 .................................... 28
5.2 相关性分析 ...................................... 30
5.3 回归结果分析 .................................... 32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本文运用stata16.0对733家重污染企业4739个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别得到样本企业各数据的均值、标准差、最值及中位数，对样本企业数据的整体特征有了初步了解。具体结果如表5-1。
解释变量环境规制（ER），平均值为0.0222，标准差为0.0179，说明不同企业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存在波动。最小值为0.000112，中位数为0.0169，最大值为0.119，可见各重污染企业所处地区不同，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不同，且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中位数（0.0169）小于平均数（0.0222），说明大部分重污染企业所处的环境规制水平小于样本均值。
从被解释变量短期和长期财务绩效看，短期财务绩效（ROA）的平均值为0.0458，说明重污染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普遍不高，相较于其他行业，重污染行业整体盈利能力较差。最大值为0.233，中位数为0.039，最小值为-0.191，一半的重污染企业资产收益率位于平均值以下，说明多数重污染企业在短期财务绩效表现上存在问题，面临风险。长期财务绩效（TobinQ）的最大值为11.31，最小值为0.851，表明了这733家样本企业虽都为重污染企业，但各公司的长期财务绩效却存在明显差异。
调节变量方面，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均值为0.122，是高管团队异质性均值中最小的，可见重污染企业的高管团队内部年龄差异不大，普遍相仿。高管教育背景异质性均值为0.378，标准差为0.246，中位数为0.469，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722和0，说明我国大部分重污染企业高管团队存在教育背景异质性，且存在较大差异，波动性强。高管职业背景异质性的平均值为0.692，中位数为0.710，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320和0.819，表明样本企业高管职业背景方面的差距明显，在后续研究中需特别关注。
6 研究结论及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5-2021年733家重污染行业企业为研究对象，经筛选后保留4739个样本，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与企业财务绩效间的相关关系，将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背景异质性及职业背景异质性引入模型，分析并探讨高管团队异质性对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本文回顾了当前对环境规制、财务绩效和高管团队异质性的相关文献，依据政府规制、可持续发展、高层梯队以及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7个研究假设，最后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了假设，研究结果如表6-1所示：
（1）环境规制与财务绩效
从整体回归中可以看出，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短期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重污染企业长期财务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方法后，结论仍然成立。说明政府推行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直接影响重污染企业的财务绩效，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会由抑制转为促进。主要由于我国实施多年的“先污染后治理”策略导致重污染行业已然成为“重灾区”，治理难度大，前期需要投入的治理成本高，且污染治理投资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投入的资金很大概率不能带来效益，或虽带来了效益却不足以弥补治理污染成本，影响企业短期盈利能力。但长远来看，环境规制倒逼企业改良生产流程，使用绿色生产方式从源头减少污染治理成本，绿色生产技术的出现和企业声誉的形成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