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南明叙事的发生演变史述
1.1 撰写背景
历史小说是一种依附于历史的“事实性”，进行“虚构性”想象的话语写作，这种体裁是一种杂交的类别，是小说家将历史材料中的“故事”或“故事”的集合体不断向内转而呈现出历史在文本中的后续状态，这是一个解码和再编码的过程，小说家将历史“隐喻&rdquo硕士生毕业论文格式;的层面延伸，从而形成了历史小说叙事的解释力。①当一个人具备历史家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并针对同样一段历史做出历史性书写和文学性书写时，我们可以得知历史“隐喻”层面的延展性是怎样一步步展现出来的。苏雪林在 1941 年和 1945 年分别出版了历史传记集《南明忠烈传》和历史小说集《蝉蜕集》，《蝉蜕集》中的故事基本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格式取材于《南明忠烈传》②。《南明忠烈传》已经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本，因为从它的命名、编年以及对历史人物和故事的筛选，都显示了苏雪林在写作南明史时所具备的历史感性。南明是指清军入关之后崇祯皇帝被迫自尽、明朝灭亡后，明朝的皇室宗亲在南方建立的统治政权，维持的时间从 1644 年至 1662 年，经历了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绍武几个朝廷，但这些政权并不是相继出现的，由于通信的不便和对权力的觊觎，有些政权是并行存在的。苏雪林选取这样一段历史进行书写，排列出近百位忠烈之士的事迹，将这些本来隶属于不同统治政权下的历史人物集结到同一个框架中，赋予了他们“南明忠烈”的符号标识，显示了她对历史叙事的企图。在《南明忠烈传》中，苏雪林的历史叙事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清军是受异族统治的，南明朝廷才是正统，“尊夏反夷”的思想显而易见；第硕士论文发表格式二，由于“南明”这个符号的存在，苏雪林所认为的“南明忠烈”必须产自于朝廷认证的正牌军，历史上的各类农民军的抗清斗争一概没有提及；第三，武将的功绩被掩盖，“忠烈传”被简化成南明文人的死节史；第四，明朝遗老四立朝廷，朝廷内部党争不断，统治者和硕士论文提纲格式掌管职权的大臣们同样对覆亡负有责任。“历史话语可以分成两个意义层面。事实与其形式解释或阐释是话语的显在或字面意义，而用于描写这些事实的比喻语言则指向一种深层结构的意义。历史话语的这个隐在意义包含着一种故事类型，以特定秩序排列和被赋予不同重心的事实就是这种故事类型的显在形式。当我们。
1.2 《南明忠烈传》到《蝉蜕集》
苏雪林在《蝉蜕集题记》中写道：“历史小说也和历史一般，其任务不在将过去史实加以复现，而在从过去实际反映现在及将来，所谓‘彰往察来’，使人知所鉴戒。我们现在的抗战，系争取最后胜利，准备将来再造国家，复兴民族，与明朝之终于灭亡，当然绝对不同。但抗战时期内，种种可恶的现象与过去时代相类似者却未免太多了。本书在此等处极力加以揭发，也无非想教读者触目惊心，由消极的戒惧，起而为积极的矫正与补救。”叙事本身就是一个解码和再编码的过程②，在同样的故事被作者由历史叙事转向小说叙事的时候，原有的叙事被置于一个新的比喻模式中，在这个新的模式里，作者的内在意图得以显露，这是因为历史是一种存在的真实，而历史小说则在一定意义上丧失了这种真实，成为作者的“想象”。当苏雪林为了创作《蝉蜕集》，而从《南明忠烈传》中重新选择故事的排列和组合，必然会导致历史话语隐喻层面的延展。在这里，为了更好地阐释观点，有必要先对《蝉蜕集》的内容做适当的解说。《蝉蜕集》里收录了七篇小说，分别是《黄石斋在金陵狱》、《偷头》、《蝉蜕》、《回光》、《秀峰夜话》、《丁魁楚》、《王秃子》，所涉历史时间段较《南明忠烈传》稍短，主要围绕隆武、鲁监国、永历三朝的历史人物进行创作。《黄石斋在金陵狱》写的是隆武朝首辅大学士黄道周不满郑芝龙把持朝政、不肯发兵抗清，请缨援徽，可又缺兵少饷，便组乡民百姓成“扁担军”，无奈军队斗志高昂，质素却差，战斗力并不强，直面敌人是必败了，黄道周又轻信了现为清军将领的门生投降的谎话，为清军俘获，援徽失败。小说侧重写黄道周在狱中的内心波澜，他也曾动摇，想要为著述和游历山川放弃内心的坚持，可妻子蔡氏来信中的一句“临难毋苟免”终使他万虑皆无，毅然赴死，成就了“大明孤臣黄道周”的声名。《偷头》、《蝉蜕》、《回光》中的有志之士都曾投奔或被鲁监国直接授予官职：鲁王朱以海监国浙东，浙东的反清起义和福建的隆武政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浙东是在本地当权官绅已经投降清朝以后，一批有志之士激于剃头改制，揭竿而起，不顾杀身亡家的危险而展开的反清复明运动。”③这三篇其实是这部集子中较有艺术特色的，《蝉蜕》一篇所用旧小说笔法相当成功，御史王江因母亲被清军挟持，不得已剃度为僧，自投清军，待母亲去世后，他以宠妾弃妻的名目导。
1.3 苏雪林的重构与阐释
从《南明忠烈传》到《蝉蜕集》，苏雪林逐步完成了历史叙事到小说叙事的转义过程，使相同的故事在两种不同的文类中显示出不同的形态和表征。历史叙事在本质上因其事实性限制了故事的发展脉络，透过历史话语的表面，历史叙述者总是尽可能的将过去或者是现在的事实告知读者。小说叙事则更大程度地释放了作者，将想象的质素融入可能与不可能的并行状态中，作者带有更大的鼓动力迫使读者进入故事的想象中，而她必然有自己的原动力，也就是创作的企图。苏雪林在转义的过程中，把故事隐喻的层面走向了更深的意义，使“历史”完成了塑造内心企图的功用。作者进行了话语方式的转变，从历史叙事到历史小说叙事，话语方式的改变是一种理所应当的呈现，因为这是两种有所关联但本质上又决然不同的两种模式。所以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叙事内容进行了极大的重构：首先，为了树立南明有志之士之为“忠烈”的严正性，清军的残忍狡诈被极力地凸显出来，南明面对的总是一场场有着悬殊力量对比的战斗，似乎注定了失败，可还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而无论是投降还是被俘，清军总不会善待。满清的官员也是浑身蛮气，不是看中了谁家的老婆，就是想要要哪家的财宝，绝没有善类；而后，文人成了改变和成就历史的关键，即使是江汉、张同敞这些武将出身的人物，为了身家清白，与那些投降叛敌的武将区隔开来，也一律被作者附上爱舞文弄墨的标签，归到文人的类别中。诸如“偷头”这样的个人行动，作者却将其描述成“弃繻社”策划的集体作为，更凸显了精英意识的集结力量。总之，只有了解和知晓伦理纲常的文人才能为家国赴死不辞，武将的作用则不值一提；再则，借瞿式耜等人之口，说自己想要说的话，认为儒家文化应摒弃掉沾染了道家的部分，而与西方天主教相融合，希求传统文化的吐故纳新，也希望当局者能够改变经济政策，稳定物价上涨的趋势等，更希望面对外来侵略时，民众和政府当局能够果敢而决绝。这样的重构有着明确的指向性，即直接导向了作者的民族主义思想，即她在比喻意义上所做出的工作，是为了表达深层的叙事意图——在对历史人物的歌颂中挖掘出民族古老而永恒的优良特性，努力强调和刻画着民族、国家的模样，使民众成为自觉的历史主体。透过由历史叙事到小说叙事的演变，我们始终发现民族的概念确定对于作者来说，是建立在排满基础上的，准确的说是排清朝统治政权的；作者的民族主义情怀主要倾向于文化民族主义，以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立场主张从文化的角度对民族进行重塑和激发活力；作者主张从新型国民精神的建设出发来构想民族国家，表达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
2 南明叙事与排满思想 .....................................18-22
2.1 苏雪林民族主义思想 .......................................................18-19
2.2 《蝉蜕集》的排满话语 ..........................................................19-21
2.3 对《蝉蜕集》排满倾向 ......................................................21-22
3 南明叙事与文化 .............................................................22-32
3.1 文化民族主义 .......................................................22-23
3.2 恢复文武并举传统......................................................23-29
3.2.1 《蝉蜕集》中话语矛盾 ............................................................25-26
3.2.2 《蝉蜕集》中文德与武德 .................................................26-27
3.2.3 产生此话语矛盾 .................................................................27-29
3.3 西方天主的积极层面 ......................................................29-30
3.4 文化民族倾向的评价 .......................................................30-32
4 结论
《蝉蜕集》是苏雪林在抗战时期于陪都重庆出版的历史小说集，脱胎于《南明忠烈传》，在对历史故事的重新排列组合的过程中，导致了历史话语隐喻层面的延展，作者使“历史”完成了塑造内心企图的任务，即在对历史人物的歌颂中挖掘出民族古老而永恒的优良特性，努力强调和刻画着民族、国家的模样，使民众成为自觉的历史主体。笔者以民族主义为着力点对《蝉蜕集》展开论述。首先，作者对于民族的概念，起源于辨异族爱同类的种族思想，但没有局限在狭隘的“反清复明”，她更倾向于革命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所以，作者并不满足于揭露满族统治政权的暴虐，还向辅助他们的汉族官员投以剑矛。但她并没有认清革命派“排满”实质上是“反帝、反封、反君主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战斗口号，她仅仅出于一种感性的民族意识而排满，这就决定了作品必然有滞后和混杂的一面；其次，作者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是文化民族主义，她认为民族文化能使民族自我意识清醒，使民众团结，使民族实力增强，而要想保存民族文化，认识历史是首要条件。儒道思想混杂一团，儒家主张的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意识逐渐被消磨，无为而治使儒家的文化动机被放置到政治诉求中时，体现为一种软弱妥协的政治策略，民族危亡之时，作者要求切割掉道家元素。体现在《蝉蜕集》中，黄道周之辈不一味求死，死亡的结局与之前的抗争具有一致性，才是作者更为看重的，作者将“尚武精神”赋予文人士大夫们，却导致了武人话语权的丧失，形成了文武不可兼善的话语矛盾，武人的身份符号被置换，形成了一种尴尬的话语场。文人一方面被赋予了“文德”与“武德”兼备的理想，一方面又被作者勘破实际是“太无用”，这样的话语矛盾急需解答。结合作者十分充足的知识分子自我本位意识，以及大量表达对抗战时期身体和精神所承受的超载负荷的作品，可以得知这是一种对心理缺失的自我建设，强调的是精神的巨大力量。除了对传统文化的辩驳和吸收，作者提倡西方天主教文化也应该得以重视，这种不固守陈旧的态度值得肯定，《蝉蜕集》中所呈现的也是天主教精神积极的层面，对于完善国民精神有一定作用，但也必须对作者规避了西方传教行为与帝国主义侵略之间的重要关系的态度予以客观对待。再则，作者的民族主义思想指向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认同。新型的国民精神建设则是首要完成的项目，因为国民是构成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国民劣根性则使民族的肌体失去了容光焕发的可能。作者着重于“私”和“怯”这两点进行讽刺和批判，同时对小人物身上的勇敢精神怀有特殊的情愫。而对于日本的态度，则显示她独立自主的反抗意识。作为一个终身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右翼”人士，她的民族情感是极其真挚和单纯的，她清醒的认识到通往目标的道路上，急需对国民性进行改造，民族的生存问题十分紧迫，面对日本强大的国力，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虽然作者急切地希望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完成统一的使命，她寄希望于国民党统治政权，但她针砭时弊的姿态已经远远超出了同为“右翼”的“民族主义文艺”作家们对南京政府的一味宣传和鼓吹。总而言之，《蝉蜕集》本身具有的艺术价值，以及所体现出苏雪林浓厚的文化气息和人文情怀是值得肯定的；以文化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蝉蜕集》中的表达，是苏雪林基于对抗战时期民族文化走向的严肃思考；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则超越于政党和政治之上，有关一个知识分子纯朴的民族情感的表达。而且，除这部历史小说集之外，苏雪林再没有相关题材的作品问世，正如她自己所说，写作《蝉蜕集》时“我民族思想的水银柱，那是可算是已上涨到了最高峰”，对其研究可以对她在抗战时期文风和思想做出考察，给她及这部作品以客观的评断。《蝉蜕集》的丰富内涵仍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究，笔者仅就民族主义这个层面做出阐释，尚还有研究空间。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苏雪林她一生著述颇丰，是女作家中的佼佼者，理应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