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财务管理论文，本文以上市公司年报附注中政府补助为准，筛选与生态环境关键词的明细汇总得出该年企业环保补助数据。尽管选取的样本企业在年报中均披露了政府补助，但不同企业披露明细中有关于环保补助部分存在差异。
1 绪论
1.1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伴随着粗放式制造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和自然资源无节制的过度开发，我国正面临着环境压力高峰。美国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 (CIESIN) 及世界经济论坛 (WEF)联合发布的《2018全球环境绩效指数》评估了180个国家和地区在过去10年各项环境绩效指标得分的变化情况，我国以50.74分在参评国家和地区中列倒数第61位（董战峰等, 2018）。据统计，在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评估中，仅有157个城市符合标准，所占比例不到五成，我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000亿元。生态环境保护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亟待补齐的“短板”，也是事关人民幸福和民生福祉的痛点，更是考验各级政府及官员环境治理能力和决心的阅兵厂。因此，为在新时代更好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当前乃至更长时期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首先，加快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我国陆续颁布、修订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2018）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等一系列环保政策文件，明确监管部门责任，加大企业违法处罚力度。其次，完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大制度。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出台了50多项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改革方案，如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等。最后，从中央到各层级地方政府建立了环境管理机构，对国家重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企业提供经济支持和税收优惠。2020年，我国郑重提出争取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可见，自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各级政府对生态问题和环境治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
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首先，丰富了政府环境重视度方面的文献积累。现有文献研究主要探讨生态行政学领域的定性研究以及环境重视度对政府决策行为或者地区环境质量的定量研究，缺乏政府环境重视度与微观主体经济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此外，以往大多数学者将政府视为一个整体。而实际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企业行为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本文通过地级市层面的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分析来识别政府环境重视度的典型特征，探究地方政府环境重视度对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扩展政府环境重视度的相关研究，为实现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其次，丰富宏观视角下企业环保投资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文献多从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等命令性行政手段切入，探讨政府政策管制和法律制度等对企业环保治理行为的影响，而关于政府环保补助等市场激励型手段的实施效果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引入了环保补助变量，考察政府环保补助在地方政府环境重视度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中介作用，丰富了理论界关于企业环保投资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
2 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
2.1制度背景
我国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忽视到高度重视的发展过程。1973年8月，我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治理工作进入政府决策议程。1992年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明确提出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十一五”以来，党和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得到不断增加。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并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政府也逐渐意识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压力剧增，环境保护规划开始由软约束转变为硬约束，生态环境也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纳入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党和政府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十八大以来，在原有“四位一体”的基础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党的十九大强调必须树立和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关于环境保护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陆续被修订和施行。如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明确了各级政府、企业和公众等社会各界的法律责任，加大了对监督者默许纵容和参与者污染和的严惩力度。此外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2018）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等法律，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各界对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积极性。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生态环境部分的工作内容单独成段，篇幅逐渐增加，甚至在一些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重点篇章。
2.2相关概念
本文重点探讨政府环境重视度、环保补助和企业环保投资三者之间的作用效果。因此，在研究之前明确其相关概念，有助于加强全文的理解。
2.2.1政府环境重视度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并通过文本分析法识别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生态环境有关的相对频次（Chen et al., 2018b; 陈诗一和陈登科, 2018; 陈安琪和李永友, 2021），以此衡量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生态环境的重视力度。作为地方施政纲领性的官方政策性文本，政府工作报告行文规范，用词严谨，文本内容涵盖了一定时期内政府工作总结、具体方案实施和重要决策安排，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在某个时期内对某个领域的重视程度。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利用政府颁布的公共政策文本识别政府工作的重点和价值取向（任弢等, 2017）。具体做法是采集了全国2007-2019年3948份市级《政府工作报告》并利用Python的Jieba模块进行中文分词，逐个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计算绿色生态词汇在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出现的频次。为解决因为文本长度不同而导致结果不稳健的问题，进一步对绿色生态词汇标准化处理，用绿色生态词汇出现次数与全文词数的比值，表征本文政府环境重视度的相对指标。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24
3.1 理论基础 .................................... 24
3.2 研究假设 ......................... 26
4 研究设计 ................................. 28
4.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28
4.2 变量设定 .................................... 28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34
5.1 描述性统计 .................................. 34
5.2 相关性分析 .................................. 35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描述性统计
表5-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环保投资（LnEnvst）的均值为3.665，大于中位数0，标准差为6.650，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19.372和0，水平相差甚大，这说明不同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存在较大差异，整体而言，我国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现象。政府环境重视度（Egovatt）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1.110和1.096，样本分布均匀。最大值为1.873，最小值为0.493，表明不同地级市政府对生态重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环保补助（LnEsub）的均值为3.672，大于中位数0，标准差为5.982，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16.784和0，表明政府给予的环保补助在不同企业之间差距较大。
企业规模（Size）的最大值为26.059，最小值为19.897，标准差为1.255，说明企业规模总体差异较大。企业年龄（Age）的最大值为3.258，最小值为0.693，说明企业上市年限差异较大。财务杠杆（Lev）的均值为0.431，中位数为0.425，表明样本企业财务杠杆整体不高，最大值为0.879，最小值为0.053，这说明样本企业偿债能力差距大，面临的财务风险存在较大差异。经营现金流量（Flow）的均值为0.045，中位数为0.044，说明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现金流量为正数，最大值为0.240，最小值为-0.162，说明样本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差异较大。盈利能力（ROE）的最大值为0.306，最小值为-0.855，说明不同企业之间的盈利能力差异很大。投资机会（Tobin’Q）的最大值为8.129，最小值为0.882，说明企业之间的投资机会存在较大差异。高管持股比例（MO）的均值为12.9%，最大值为68.3%，表明高管持股比例较高。机构持股比例（IO）均值为38.7%，最大值为88.0%，这表明了机构持股比例相当高。产权性质（SOE）的均值为0.388，表明大多数样本企业属于非国有企业。地区经济发展（GDP）的最大值为11.587，最小值为7.961，说明样本企业所属辖区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6.1研究结论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逐渐提高了生态建设的篇幅，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各级政府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 “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基本原则，企业理应主动承担保护环境和节能减排的责任和义务。由于企业投入环境治理项目的资金会受到内部环境因素和外部融资约束的双重影响，因此，我国大多数企业往往缺乏环保投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作为国家政策落实者和资源分配者的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给予企业环保补助的方式，一方面缓解企业环保项目投入资金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向外部市场传递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利好“信号”，从而激励企业主动承担环境治理责任，提高环保投资的积极性。因此，本文选取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政府环境重视度、环保补助与企业环保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总体而言，政府生态环境重视度的强化能够提升企业环保投资规模。通过实证检验表明，政府环境重视度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总体在1%的水平上显著。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重视程度越高，其环境治理的力度和决心越大，企业环保投资水平越高。
第二，环保补助在政府环境重视度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政府环境重视度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效果有部分是通过给予环保补助间接产生的。这主要是由于环保投资作为非传统经济型投资，回收周期长，风险溢价高，短期内难以产生经济效益。地方政府掌握着辖区内资源配置权，有动力也有能力向当地企业提供环保补助支持。一方面，环保补助直接反映地方政府对企业在环保项目上的资金支持，有效缓解企业资金短缺问题，提高企业环保投资主动性。另一方面，环保补助具有信号传递功能和“认证效应”，能够减少外部金融市场投资者的疑虑，增强外部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提高企业在环保投资项目上的可支配金额。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