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电子商务论文代写，本文意在研究两种不同的支付工具——银行卡和移动支付工具间的平台竞争，同以往的同领域文献相比，本文侧重于从支付工具的成本结构角度来分析平台竞争结果，并通过仿真模拟得出平台费率、交易限额和持有成本等对平台竞争的影响，然后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模拟结果。
1.导 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近年来，中国移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智能手机开始广泛普及，以致移动支付日益被大众认可，并逐渐占据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一种不可逆的发明，移动支付几乎从衣、食、住、行全方面渗透进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以支付宝及财付通（微信支付、QQ 钱包）为代表的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通过线上线下全场景应用的优势目前占据了零售支付市场较大的份额，并同商业银行在不同业务领域开展竞争。
2014 年，微信联合财付通正式推出“微信支付”，此后通过支付宝与微信支付的竞争，移动支付方式开始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低成本、高便捷的二维码支付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在各种支付场景中，推动我国社会向无现金社会转型。在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上是以银行卡组织和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卡平台，同以第三方支付机构等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平台之间的市场竞争，是目前我国最主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市场竞争类型。
目前，我国的银行卡交易平台主要有银联等卡组织和各大商业银行提供的服务平台。同时，根据艾瑞咨询的调查数据，我国移动支付市场被支付宝及财付通占据 9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他主流平台及其份额如表 1-1 所示。
1.2 研究思路及本文结构
鉴于目前我国移动支付发展的时间不长，可用于实证分析的数据集较小，所以本文采用平台竞合的理论模型构建以及基于模型的仿真模拟实验，以便获得相应的实验结果。同时，在得出仿真模拟的实验结果后，利用现有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保证模型的合理性及可利用性。
文章将分为六部分，第二章从双边市场的基本理论、商家和消费者对于支付工具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支付平台竞争和支付工具的成本结构四个方面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第三章对支付、支付工具和移动支付的界定进行梳理与总结，并结合文章主题提出本文对于移动支付工具概念的界定；第四章从理论上分析支付工具竞合与平台竞争的机制；第五章仿真模拟设计与实验结果分析；第六章进行实证检验；第七章提出了本文的结论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对前人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创新。第一，本文在移动支付工具和银行卡的平台竞争模型中引入支付工具的成本结构理论，而不是从前人研究较多的网络外部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问题，这对拓展银行卡与移动支付竞争的研究思路有很好的参考作用；第二，在选择实证数据时，由于移动支付工具的相关可用数据较少，本文以移动电话普及率、渗透率等数据加以补充，作为相关变量，用以研究移动支付工具在平台竞争中的表现，相应地，繁杂的数据收集整理与检验工作也为本文的撰写带来了一些难度。
2.文献综述
2.1 双边市场基础理论的国内外相关文献
2.1.1 国外相关文献
双边市场的概念最早诞生于 19 世纪早期的美国，纸质报纸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有区别于传统的单边市场的市场形态存在：当时报纸出版商的盈利并非来自于报纸的零售价格，而是来源于报纸上的广告版面费。为了同传统市场的单边性质做出区分，人们开始提出所谓双边市场的概念。直到 21 世纪初期，关于双边市场的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了多个流派，其中以 Rochet 和 Tirole为代表的价格学说派、以 Armstrong 为代表的网络外部性学说派最为主流。Rochet & Tirole（2002）最先从双边市场的角度在银行卡支付服务市场提出重要结论，他们认为，当银行卡支付服务市场作为不完全竞争市场时，“一价政策”在市场中的作用不再像传统的单边市场一样，可以一味的改进社会福利，反而在某些价格下会对福利有所损害。Rochet & Tirole（2003）又进一步对双边市场进行研究并对双边市场的概念给出了符合科斯定理的理论定义，他们的定义以“价格结构非中性”为基础，认为如果一个市场中市场交易量会随价格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市场就可被定义为双边市场结构。此外，他们还研究了双边市场中的社会福利变化，认为双边市场同其他普通垄断或寡头市场不同，平台双方的需求往往有很大甚至是相反的区别。Evans（2003b）认为双边市场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异质性群组、组间需求获益以及存在能够促进双边市场中交易双方和谐共进的中间商。Evans 和 Rochet & Tirole 关于双边市场的定义都比较粗糙，但是在理论上可以相互补充。Chakravorti & Roson（2004）研究了典型的双边市场——支付工具市场的竞争问题，首先，他们认为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银行卡市场内部竞争程度越高，社会福利越大；其次，银行卡并不是市场中成本最低的支付工具，对于市场中的所有支付工具而言，它们相互之间的竞争越激烈，社会福利越大。在此之前，虽然关于网络外部性的研究成果早已出现，但并没有获得过多的关注。Katz & Shapiro（1985）首次研究了网络外部性，但是当时他们只讨论了用户数量与用户效用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存在正相关的促进关系；在价格学说派兴起的同时，网络外部性学说派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兴起。Armstrong（2004）排除了一些以往看似像双边市场的市场结构，认为市场中的两个不同用户群体间的交易可以提高剩余，但是必须在这两个群体间存在网络效应，否则不能算是双边市场；Armstrong（2006）定义了基于成员外部性的双边市场基础概念，提出市场中应该存在两种用户群体以及一个中间平台，两个群体通过平台交易，并且都具有外部性，一方的收益取决于另一方的参与者规模；Rysman（2009）从平台定价角度对双边市场的经济学进行了规范性的分析；Filistrucch 等人（2014）研究了包括银行卡市场在内的多个双边市场，提出市场中明确的界定可以帮助执政者更好的决策，企业行为会影响社会的福利。
2.2 支付工具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Bounie & François（2006）使用有关消费和支付模式的详细数据评估交易特征在支付工具使用中的作用，并发现交易规模、商品类型和消费地点以及卡支付的限制都可能对支付工具的差异化产生影响。Scott & Joanna（2010）利用标准鲍莫尔—托宾的货币需求模型，采用消费者支付选择调查（SCPC）方法，确定了影响消费者选择支票或其他六种支付工具的重要因素：便利性，成本，记录保存和时间；Wang & Wolman（2016）利用来自美国一家大型折扣零售商和数千家商店的三年交易数据，研究了消费者付款时使用支付工具的交易规模和地点及频率的变化，认为交易规模和位置及时间频率都对消费者的付款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并且，他们提出了“阈值模型”，认为个人消费者根据阈值交易规模选择现金支付和非现金支付，阈值的分配取决于使用现金的相对成本，可能因消费者，地点和时间而异。这个阈值模型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框架。
杨水清、鲁耀斌等（2011）收集了部分支付宝用户的调查数据，发现对于移动支付而言，用户对于互联网的信任感会通过多种路径影响用户选择移动支付的初始信任感，并且会改变用户的支付意向，如果移动支付在后续的使用中能够降低用户的使用风险感，那么用户会显著提高对移动支付的使用意向。杨永清、张金隆等（2012）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提出，由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用户存在对信息的感知风险，这种信息感知风险会影响用户对移动技术及其增值服务的感知，增加不确定性，所以移动技术厂商应该采取措施来降低用户的感知风险，以便增加用户对移动技术的选择。
3.移动支付工具的界定及市场发展现状 .................................... 14
3.1 移动支付工具的界定 .............................. 14
3.1.1 支付和支付工具的界定 ............................... 14
3.1.2 移动支付的界定 .............................. 15
4.移动支付工具与银行卡的平台竞争机制 ............................................ 30
4.1 双边市场基本特性 ................................................. 30
4.1.1 双边市场理论基础 ............................................. 30
4.1.2 移动支付工具市场双边市场特性 ................................ 31
5.仿真模拟设计与实验结果分析 ...................................... 43
5.1 函数设定及阈值解 ................................................ 43
5.1.1 函数设定 .................................................. 43
5.1.2 阈值求解 ........................................................ 44
6.实证分析与模型检验
6.1 移动支付工具成本的影响分析
上一章的模拟结果已经表明，用户使用移动支付工具的持有成本及交易成本的变化确实会给市场交易量、平台利润以及社会福利带来影响，所以本节为了验证模拟结果的合理性，采用移动支付工具成本相关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6.1.1 变量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本文主要研究银行卡与移动支付的市场竞争问题，市场交易规模是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因此，本模型中选取的被解释变量是移动支付工具的市场交易规模。根据前文对移动支付平台的总结，移动支付工具的市场交易规模是可以反映平台竞争结果的指标，简单来讲，如果移动支付工具的市场交易规模在竞争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扩大，则说明平台不断吸收新的能量，处于扩张阶段。
（2）解释变量的选取
关于解释变量的选择，本模型主要关注于成本角度，可能降低消费者或商家的移动支付工具的持有成本或是交易成本的因素都会被考虑。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移动支付市场相关数据难以获取，可选择的变量不多，所以本模型选取以下几个变量来构建回归模型：
① 移动电话 3/4G 渗透率（pene）：我国移动电话用户从早期的单一 2G类型发展到如今 2/3/4G 用户类型并存，并且随着 4G 技术的普及，移动电话可以越来越智能，完成以前许多 2G 无法完成的任务，并且网速飞速提升，移动网络单位费用随着 3/4G 渗透率的提高而不断降低。因此，3/4G 用户在全体用户中的占比越高，越表明社会技术的进步。
② 移动电话普及率（popu）：用移动电话普及率表示移动支付市场中基础设施的发展情况。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量越多，表示市场中基础设施越完善，越有利于平台的发展及用户的选择。
7.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意在研究两种不同的支付工具——银行卡和移动支付工具间的平台竞争，同以往的同领域文献相比，本文侧重于从支付工具的成本结构角度来分析平台竞争结果，并通过仿真模拟得出平台费率、交易限额和持有成本等对平台竞争的影响，然后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模拟结果。同时，本文基于双边市场理论与支付经济学，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建立理论模型，并引入非现金支付工具间的异质性分析，使得模型更加丰富。本文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移动支付工具的广泛使用对社会福利、社会交易量存在积极的正向影响，在某些费率结构下，移动支付工具平台的扩张也会为银行卡平台带来正外部性，促使二者同时提高福利。作为典型的双边市场，移动支付工具平台和银行卡平台内的用户具有网络外部性，任何对一方有影响的因素都会波及到平台的另一方。
第二，消费者、商家都存在使各自利润最大化的费率，但这些费率不一定使平台利润最大化，而制定收费政策的权力掌握在平台手中，用户只能接受。虽然降低费率可以增加平台中的用户数量，但是平台制定费率时应该综合考虑令平台利润最优以及用户的可承受费用范围，来使平台利润极大化。
第三，市场中的摩擦是普遍存在的，有些摩擦可以被消除，比如监管部门设置较低的移动支付工具交易限额所带来的摩擦。如果监管部门能够考虑到市场中的用户需求以及平台的发展要求，那么就不应该做出过强的政策干预，应该让平台双方自行竞争，适度干预，才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