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全球与国家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进程，长期以来一直是现代跨学科研究的主题之一。世界经济论坛（WEF）专家席琳·赫韦杰（Celine Herweijer）表示，现代世界正处于开启数字时代的边缘。数字化浪潮带来前所未有机遇，中国制造企业的转型发展将是以信息产业为先导展开的多重叠加的复合型转型。需要我们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应在西方理论的“笼子里跳舞”，而应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正确总结中国理念，探索中国道路（郑杭生，2011)。
数字经济是伴随着信息技术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经济业态，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构成了当前全球经济的核心内容，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轴（刘朋飞，2013)。②世界经济发展的重点已从规模经济、速度（GDP）经济转向数字经济，着重表现在数字化技术引发了全球新型工业革命。从旧金山到法兰克福，从东京到首尔，第四次工业革命策源地袭来的暴风雨在世界经济中心漂移，开启数字工业时代的大转折。美国提出《数据科学战略计划》和“重振美国制造业”战略、德国倡导工业 4.0 战略，而亚洲国家“日本再增长战略”和“韩国实施计划的未来增长动力”，“印度制造”等国家战略也相继推出。对此，我国政府出台了《中国制造 2025》、《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等一系列政策引导制造业、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相关研究统计，中国 2016 年数字经济规模第一，互联网消费规模 11330亿美元；电子商务交易价值占全球总数的 40%以上，虚拟现实、自动驾驶、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技术的风险投资中排名第三。中国已成为数字经济最成熟的国家，随之社会经济进入数字化转型临界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进程提出紧迫的要求，亟需解决。
当前，数字化转型是企业的唯一生存法则，是企业的必由之路（武连峰，2018）。①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两化融合战略作为“中国制造 2025”的产业政策载体，其融合试点等改革实践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建立和推广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为抓手的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以引起汽车制造企业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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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企业转型、数字化转型理论研究较早较为深入，在转型内涵、内容与过程、动因与路径研究等方面，为我国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1.2.1.1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概述
国外学者的企业转型理论研究由来已久，伊戈尔·安索夫（1972）是研究战略管理理论的先驱鼻祖，首先界定了战略的基本概念。②企业转型是一种经营模式的变革（博西迪、查兰，2003），③最初是由 Cameron & Urich（1986）提出。从源起研究，一些学者即重视系统化的企业转型理念，如 Adams(1984)认为企业转型是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状态与体系。①Levy&Merry(1986)认为转型是指企业为了发展目标要变换组织流程，重点要有完整的组织体系，以实现持续性发展。
到本世纪初，企业转型的系统化、体系化的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深化，为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宽阔的视野。如 William B. Rouse（2005）在《企业作为系统：转型的基本挑战和途径》一文中从目的、手段和范围以及视角等方面讨论了企业转型的本质。其核心观点：“企业理解为系统或系统体系对于超越零碎的转换至关重要，这些系统可以支持转换，从理论和实践上看，由此产生的（IT）集成和互操作性水平将是企业成功转型的关键。”
而 Shaheen 则指出组织文化、组织架构的重组重构、战略与产品核心能力的定位与更新。④一些学者认为企业升级就是企业成功地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附加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延伸和转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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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相关理论基础研究
2.1 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理论
根据论文研究需要，对企业转型、产业融合、两化融合以及管理体系的概念进行界定，并提出本研究的具体定义。
2.1.1 企业转型
20 世纪 40 年代，卡尔 波兰尼在《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最早提出转型这一概念。而管理学上企业转型这一概念是指由于竞争引起的整体企业战略、体系结构、能力结构涉及战略层面、技术层、管理层的多层面系统性模式的变革。转型具有系统性、跨越性、阶段性等特点，需要一套科学的方法论，涉及到组织、流程、文化、人员能力等一系列变革。
从管理学和经济史紧密联系看，关于企业转型的社会经济背景研究可以追溯到波兰尼《大转型》这部杰出的经济史著作。其主要通过工业革命初期的大转型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史，对自由主义经济进行最强最彻底的批判。它有力的驳斥了哈耶克的自由市场体系理论。波兰尼精辟的断言：自发调节的市场就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①该文在扬弃了市场社会之后，积极主张伦理经济（前资本主义时期）应嵌入回到社会的工业文明——社会主义，这种关于自由经济的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等深邃的见解与后来的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基本一致。可以看到自 2008 年国际金融海啸催生，此前沉溺于虚拟经济的西方国家纷纷实行“去工业化”策略。把许多制造业工厂设在海外，这导致“产业空心化”问题泛滥成灾。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启动了“再制造业化”的道路。这篇著作对当前反思逆全球化局势下国家战略指引等方面，对我们坚持推进企业转型仍然具有积极价值。
约瑟夫·熊彼特在 1912 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指出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可视为同一物，第一次将经济发展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①。而熊彼特派经济学家佩雷斯和索伊特率先提出“机会之窗”概念及“跨越”这一术语。新兴技术范式为后来者（即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会窗口——摆脱旧技术体系的局限，在新兴产业中寻觅新的机会。②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机会窗口，从旧技术到新技术体系的突破方式或形式的组合，这一概念即是模式，在模式转换期间，行业的先驱将享有一定优势。企业需要判断什么是最佳模式，最佳转型路径。路径源自英文“PATH”，本是经济发展途径的界定，学术界普遍认为：模式是普遍适用性的样本和范式，具有内在性、外在性及可借鉴性。而路径是指不同模式之间转换的途径，作为解决和分析企业转型过程，在学术界和行业中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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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业革命与汽车制造模式的演进
马克思在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单是生产力的转化并不代表革命，而是工业革命意味着生产关系的转化。一个时代通常偶然发轫于某个关键性技术，经过技术革命，最终形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稳定状态；而越过产业边界，逐步形成了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与方式的不断变化，最终导致各领域广泛的扩散而引发“产业革命”。
自 20 世纪初以来，人类工业（产业）革命的技术经济发展进程深刻地影响着汽车产业的发展脉络，其发展模式经历了从手工仿照到工业自动化、从规模化转向精益、柔性、敏捷制造等制造业内发展模式；当前正面临从数字化计算机集成制造到网络化制造，从智能化制造与传统制造业融合发展模式的转变。
2.2.1 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
纵观近现代科技史与经济史不难发现、理解其内在规律。自尼罗河的永恒到罗马的科技之光，从 15 世纪起，沿袭希腊文明的欧洲从中世纪进入近代，科学才真正意义上实现了革命性突破；工业革命推动社会技术经济范式演进，使汽车制造模式不断革新。
16-18 世纪，英国首先凭借牛顿的经典力学理论与瓦特的蒸汽机发明展开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40）；而后随着西门子电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普朗克奠定量子力学，引领德国完成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870-1914)；二战前后，以爱因斯坦原子能理论与 1946 年美国冯·诺依曼的ENIAC 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为代表，美国开启的第三次工业革命（1969-2010）。
而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术语“工业 4.0”是在 2011 年德国汉诺威博览会上首次提出。其旨在领导德国经济的技术创新，标志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的开始，掀起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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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大型汽车制造企业转型的整体环境与转型动因分析 ....34
3.1 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的大市场环境格局与现状 ............ 34
3.1.1 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的定义 ........................ 34
3.1.2 汽车制造企业的宏观环境-PEST 图解分析........... 34
第 4 章 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的数字化与转型路径 ..............42
4.1 企业数字化本质与路径创新的深层次关系解析 .......... 42
4.1.1 数字化与交易费用的实质关系 .................... 43
4.1.2 数字化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关联 ................ 44
第 5 章 一汽集团数字化工业服务转型升级实践案例研究 ......56
5.1 集团概况 ................. 56
5.1.1 一汽集团概况 ...................... 56
5.1.2 一汽集团现状 ............... 56
第 5 章 一汽集团数字化工业服务转型升级实践案例研究
5.1 集团概况
5.1.1 一汽集团概况
第一汽车集团有限集团前身是 1953 年成立的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总部位于长春市。是中国汽车行业中最具实力的汽车集团之一。涉及研发、生产、销售、物流、服务、汽车零部件、金融服务、保险等。通过与德国大众、奥迪、日本丰田、马自达等国际企业合资，拥有红旗、奔腾、解放等品牌，下辖职能部门子公司、子集团 26 个，上市集团 4 家，资产总额 4340 亿。
为落实国家十三五规划实施两化融合战略，创新发展数字化工业服务模式。集团以工业互联网为核心，贯彻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开源节流、转型升级、体系重构与能力提升，目标是成为世界一流数字化汽车服务企业。
5.1.2 一汽集团现状
（1）研发创新能力差
技术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等受制于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如德国大众集团占据研发主导地位，而产品线中低端产品同质化严重，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仍显欠缺，产品的附加值不高。
（2） 企业治理难度大
集团内部庞大的组织结构、导致其决策时间长，部门内部互相掣肘。集团缺乏先进管理机制，缺乏创新意识和动力，市场化服务水平经验不足等硬性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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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根据中国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规律，结合中国信息产业革命的三次浪潮的发展历程，以我们庞大的经济体量与无比丰富的社会生产实践作为检验标准。我们在管理领域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研究完全有可能的，而不是沉浸在西方技术、经济理论的影子或西方理论的笼子里跳舞。沿此路径，走自己的、正确的发展之路。
至此，本研究以制造业与信息产业发展规律为视角，从理论上，基本厘清了大型汽车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典型模式、路径。总结了转型的一个管理体系，两个创新突破口（管理、技术），三大数字化转型路径及其实现框架。从转型实践上，也进行了成功的经验总结。由此认定，基于数字化技术演进的产业价值链转型升级路径是当代中国大型汽车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型路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可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框架。数字化转型模式、路径与实现框架的结合运用，构建了建设世界一流汽车制造企业集团的中国模式。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的前沿可归纳为“智能+”数字化先进制造、“智能+”数字化工业服务、“智能+”大数据工业三种转型升级路径。
第二，大型汽车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实现步骤为：转型分析（战略）→转型策划（调研）→转型过程（管理）→转型评价（财务绩效）。
第三，数字化技术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是数字化转型的本质问题。数字化平台是数字化转型的能力载体。通过构建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进行数字化新型能力转型，中国第一汽车制造集团公司成功实现了“智能+”数字化工业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