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中美贸易摩擦与技术博弈凸显了我国“突破性创新不足，渐进性创新有余”的现实困境。如何提升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实现创新的转型升级，对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成功的创新不仅需要提出创新性想法，还包括将这些创意成功地付诸实施(Axtell, Holman, & Wall, 2006)。然而现实中，员工很多新颖的创意受种种因素的制约，总是被束之高阁，并没有被真正转化为创新产品、技术或工艺。在我国创新领域，以往人们习惯于将“突破性创新不足”归结为创造力的缺乏，却常常忽视了大量专利被束之高阁的事实。近年来，我国对研发的投入保持高增长，但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我国智力资源数量和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均位居世界前茅，科技创新能力却仅仅排在世界第 19 位，科技成果转化率仅约为 10%(余晓洁, 杨维汉, 扶庆, 李华梁, 徐海波,2015)。据《经济日报》报道，截至 2018 年底，中国的现存专利数量已有 160.2 万个，然而专利的执行率仅仅只有 52.6%，科研机构和大学院校的专利执行率分别只有 30.6%和 12.3%，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李昶, 王昱,2019)。鉴于此，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创意向创新的转化亟待系统的理论研究予以澄清。
理论方面，早期研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新的第一阶段，即创意的形成前因及形成机制，而对于这些创意是否以及如何被应用于组织创新实践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则关注较少(Axtell et al., 2000; Baer, 2012)。近年来，有关创意与执行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也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截至目前，学者们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未能达成一致的研究结论( kerlavaj, erne & Dysvik, 2014)，一些概念上的不一致也有待进一步的澄清(Baer, 2012)。例如，一些研究证明了创意产生与创意执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Axtell et al., 2000; Clegg, Unsworth, Epitropaki, &Parker,2002)。但 Baer(2012)指出这些研究考察的是创意的数量而不是质量，他认为创意数量与执行的关系和创意质量与执行的关系在性质上并不相同，并进一步证明了创造力（即创意质量）与执行之间总体上是负相关关系，除非创意提出者有较强的执行动机和网络能力或者较多的强关系。然而基于资源分配理论框架(resourceallocation framework)的研究则认为创意的实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注意力和资源，而个体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过低或过高的创意（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以得到执行，中等程度的创意更容易被实施，创意与执行之间是一种倒 U形关系( kerlavaj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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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1.2.1 研究目的
基于期望理论，本文探究创意新颖性和创意有用性与创意执行之间的关系及其边界条件，旨在阐明如下三个问题：
（1）从深层次探讨创意产生-创意执行之间的关系原理，重新审视以往单一的创意产生到执行转化机制。已有文献表明创意产生与创意执行之间可能是正相关、倒 U 形和不相关关系，未区分创意的类型是造成过往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创意新颖性和创意有用性与创意执行之间存在差异化关系。创意的新颖性程度越高，其不确定性、风险性和失败率越高，领导对于其执行的期望值和效价的判断越低，越难获得领导者的认可和支持，而有用性创意以不确定性小、风险低、成功率高、收益稳定等特点容易赢得团队领导的采纳和接受，本文通过将创意划分为创意新颖性和创意有用性两种类型，为解决创意产生-创意执行关系不一致难题给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2）从新的研究视角考察创意产生-创意执行之间的关系。现有讨论创意产生-创意执行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层面，如员工的创意展示方式与兜售策略(Lu et al., 2019)，员工的中庸思维(Yao, Yang, Dong, & Wang, 2010)，执行方式、关系网络和强关系(Baer, 2012)等作为边界条件。然而，单一的研究视角并不利于深入挖掘创意产生-创意执行二者的关系。通过回顾和梳理过往创意产生与创意执行的相关文献，本文发现从领导视角切入，能够更全面、更深入理解创意产生到执行的转化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以期望模型为理论基础，考察领导因素分别对创意新颖性、创意有用性与创意执行关系的作用机制。
（3）领导中庸思维和领导不确定性规避对创意新颖性和创意有用性与创意执行关系的调节效应。中庸思维和不确定性规避是两个类似的概念，中庸思维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陈建勋, 凌媛媛, 刘松博, 2010)，而不确定性规避则代表了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Veiga, Floyd, & Dechant, 2001)，所以本文选取领导中庸思维和领导不确定性规避作为调节变量来进行对比研究。此外，过往研究已经证实了中庸思维会影响创意产生到执行这一过程(Yao et al., 2010)，不确定性规避对创造性活动有重要的作用(George & Nickolaos, 2013; Sun, 2009)，但是尚没有学者将这些重要的边界变量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层面进行研究，更没有研究者是从领导理论出发来对这些重要构念展开讨论的。本研究认为无论是新颖性创意还是有用性创意，其能否被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领导者的认可和支持，创意越新颖就越难以获得高中庸思维或高不确定性规避领导的采纳和接受，创意越有用越容易获得高中庸思维或高不确定性规避领导的认可和支持。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检验领导中庸思维和领导不确定性规避对创意新颖性、创意有用性与创意执行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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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回顾与理论
2.1 创造力的研究现状
2.1.1 创意新颖性与创意有用性的相关概念
创意(idea)，指的是在短期或长期内具有新颖性(novel)和有用性(useful)的点子或想法(Amabile,1996;Oldham&Cummings,1996)。基于创造力类型学，创意可以被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类型，根据结构层级可以被分为个体的创意和团队的创意(George,2007; Unsworth, 2001)，根据创造阶段可细分为创造过程和创造结果(Drazin et al.,1999)，依据创意水平的高低进行划分，可分为创意新颖性和创意有用性两种不同的属性(Gilson & Madjar, 2011; Madjar, Greenberg, & Chen, 2011)。其中，创意新颖性指的是对组织现有做法或制度进行巨大的变革和改变，侧重于突破性和创造性；而创意有用性是指对组织现有框架和体系进行改进或微小改变，强调渐进性和实用性。
大量研究都认为应该将创意从新颖性和有用性两个维度进行区分(Gilson &Madjar, 2011)。事实上，创造性想法可以分为突破性的发明和微小的改进(Mumford&Gustafson,1988)。不论是互联网技术的变革、人工智能的颠覆性改变和发明专利，还是小学生作画和方程算法的改进与更新，皆囊括在创意的范围内。“别出心裁”和“锦上添花”是组织划分创意类型的标准(Oldham & Cummings, 1996)，突破性创意的价值并不一定高于渐进性想法，企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创造力和创新的要求不同，企业成立初期更需要“推导重来”型创意的支持来发展壮大，进入成熟期后，企业更看重具有实用性和能带来稳定期望收入的创意，“精益求精”的想法和点子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另外，两种不同类型创意的复杂性、不确定性、风险性、成功率、收益率及实施条件都有所不同，所以创意新颖性和创意有用性与创意执行的转化机制也不尽相同，鉴于此，将创意属性进行分类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审视创意产生-创意执行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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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创意执行研究现状
2.2.1 创意执行的概念
个体创新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制度背景下人们开发和执行新思想的过程”(VandeVen,1986)。创造力是创新过程的第一阶段，创造力即新颖性和有用性创意的产生(Amabile, 1996; Oldham & Cummings, 1996)，而创意执行(ideas implementation)指的是将这些新颖和有用的创意转化为新的和改进的产品、服务或流程的过程(Kanter,1988;Woodman,Sawyer,&Griffin,1993)。因此，个体创新包括新颖性和有用性想法的产生和执行两个部分。由于新思想的产生对于创新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关于创造力的研究与日俱增(George, 2007; Shalley, Zhou, & Oldham, 2004;张勇, 龙立荣, 贺伟,2014)。与创造力不同，创意的执行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Frost&Egri, 1991; Van de Ven, 1986)，学者们对于创意可以在何种情况下被成功实施的认知是有限的。创意产生是一种个体自身的认知活动，然而，创意执行属于具体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行为(Rank,Pace,& Frese,2004)。具体而言，在推动创意产生向执行转化时，员工是基于周围同事和领导对于创意的意见和看法来选取最好的创意，同时努力获得领导的认可和接受(Danielsetal.,2011)。已有研究指出个体的创新是从产生想法和点子开始的，而后由于获得了组织的资助和支持，可以将创造性想法付诸实践，使其成为一项新技术或新方法，最后为了取得经济效益采用该技术生产出商品化的产品或服务(Kanter, 1988)。成功的创新不仅需要员工能够产生源源不断的想法和点子，还需要赢得组织领导的采纳和接受，并不是所有创造力都可以有效地被转化为创新生产力。
2.2.2 创意执行的研究进展
近几十年来，创新研究蓬勃发展。Axtell 等(2000)普遍将创意产生和创意执行划分为创新的不同阶段，但学术界还没有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现有研究都将创意产生和创意执行笼统视为创新。大量研究已经证实领导风格(Janssen,2005;Janssen&VanYperen,2004;Yuan&Woodman,2010)、工作要求(Janssen,2000,2001)、企业的文化及氛围(Miron, Erez, & Naveh, 2004; Scott & Bruce, 1994)、组织特点(Hülsheger,Anderson, & Salgado, 2009)及个人特质(Ng, Feldman, & Lam, 2010)等都会影响个体创新的过程。虽然这些研究可以对影响组织创新的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但并没有对创意产生和创意执行两个构念进行细致区分，无法清楚地阐明创意产生与执行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影响这一关系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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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假设和模型........................23
3.1 研究假设.........................23
3.1.1 创意产生与创意执行...........................23
3.1.2 创意新颖性与创意执行..............................24
4 研究设计..................................... 29
4.1 研究对象与调查过程............................... 29
4.2 测量工具.................................30
4.3 变量的测量.........................30
5 研究结果..................... 34
5.1 验证性因子分析..................................34
5.2 描述性统计...........................34
5.3 假设检验............................35
5 研究结果
5.1 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于本研究中六个潜变量不在同一层次，我们采用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析(MCFA)对创意新颖性、创意有用性、创意执行、LMX 四个个体层次变量和领导中庸思维、领导不确定性规避两个领导层次变量进行区分效度检验，并对各个模型的拟合指数进行了对比。利用 Mplus 8.3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六因子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最好(χ2(433) = 728.22, RMSEA = 0.04, CFI = 0.94, TLI =0.93,SRMRwithin= 0.04, SRMRbetween= 0.09)，且明显优于五因子模型和三因子模型，这表明本模型的六个变量具有显著的区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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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讨论
6.1 研究结论
基于来自 15 家企业的 365 名员工与 90 名主管领导的两阶段纵向数据，考察了创意新颖性和创意有用性与创意执行的关系，验证了领导中庸思维和领导不确定性规避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表明：（1）创意越新颖越不易得到执行，这种负向效应在高中庸思维和高不确定性规避领导情境下更强；（2）创意越有用越容易被采纳和执行，这种正向效应在高中庸思维领导条件下更强。本研究丰富和扩展了创意执行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也得出了一些对企业创新管理具有重要价值的管理启示。本文的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6-1 所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