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在明晰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以及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概念基础上，探究了环境规制对于高质量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认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高质量经济增长，且技术创新作为调节变量，在环境规制对于高质量经济增的积极作用中起着正向调节效应。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钢铁工业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经济性行业，一直是支撑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之一，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进程中表现了不可磨灭的推进作用，不仅有效支持着国民经济相关行业的发展，推进着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构建路程，也带动着民众的日常生活改变以及社会发展，其发展的速度和整体规模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对钢铁所在地周围环境的污染、钢铁企业不注重提升科技创新和引进新型技术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严重阻碍了中国钢铁工业由“大”到“强”的步伐，因此转变钢铁工业的发展方式，使中国钢铁工业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的举措刻不待时。现阶段，要想实现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高质量经济增长，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是无法实现的，需要政府实施的环境规制来推动。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步走向了新常态，那么随之针对各个产业的环保标准与要求也将越来越高，既要通过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又要推动工业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高质量经济的发展，这已经成为中国钢铁工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从“十二五”以来，在党和中央的许多文件中多次明确提出坚持将创新放在钢铁工业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这也进一步体现出了技术创新对钢铁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实现钢铁工业的高质量经济增长不但需要环境规制这一外在推动力，更需要以创新为主的内部驱动机制。技术创新是实现钢铁工业高质量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赢的内在推动力，因为采取环境规制措施会倒逼行业进行技术创新，进而逐步改变其增长方式，对自身的不足进行改造升级，以提升整体的行业竞争力等手段来推动钢铁工业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所以，我国经济从较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重视发展质量的阶段，研究中国钢铁工业高质量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与钢铁工业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技术创新是否在环境规制对钢铁工业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等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研究
虽然有关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存在着争议，但一直以来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总结有关文献可知，国内外的研究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探究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首先是“阻抑说”，环境规制不利于创新。Dension（1981）探究了 1972-1975 年四年间环境规制政策对于美国企业生产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降低企业生产绩效，四年间所研究企业的生产率降低了 16%[1]。Cropper and Oates（1992）等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派学者以静态视角入手，研究认为当技术水平、资源分配和消费需求基本不变的情形下，逐渐增强的环境规制并不会增加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而是会导致企业增加生产成本，进一步阻碍科技的进步[2]。Greenstone（2001）以美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 1967-1987 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相比较其他企业来说，环境法规不利于污染密集型企业对其技术进行升级改造[3]。Marcus Wagner（2007）以欧洲德国的制造业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以展开实证研究，检验了环境规制与用专利衡量的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最后发现环境规制的强度负相关于企业一般专利申请情况[4]。Chintrakarn（2008）以 1982-1994 年 12 年间美国 48个州的制造业企业为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的出结果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阻碍制造业技术的更新[5]。第二是“增进说”，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展开创新。Porter（1991）提出当政府实施了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企业采取科技创新[6]。之后，Porter 和 Class（1995）为代表的研究者从动态视角分析指出，由于环境规制的加强，企业会通过各种措施不断的优化生产流程，对所掌握的资源做出更合理的分配，这就需要企业利用各种手段提高生产技术，从而持续的增加产量，从这一视角分析环境严格规制也间接的推动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一理论又被称为“波特假说”[7]。Lainjouw 和 Mody（1996）对比了发达国家（选取美、日、德三国为代表）与发展中国家（选取巴西为代表）环境规制以及创新专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无论发展中还是发达国家环境规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且企业对于环保专利的申请数量会随着污染处理成本的增加而升高[8]。
第二章 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基础
2.1 核心概念的界定
2.1.1 环境规制
有关环境规制内涵的界定问题，国外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但从总体来看，都是从规制及具有社会性的规则去研究和界定的。如美国经济学家 Kahn（1988）指出，规制是政府作为一种基本的政策制度而出现的，实质就是面对自由的市场竞争，掌权当局采取了限制的手段，目的就是让经济绩效与社会效益都达到良好的平衡点[58]。Stigler（1998）认为，法规有效性的前提是政府具有强权性，且规制和法规作为法律的外延，它是产业所需并主要为行业的共同利益而设定和运作的[59]。著名经济学家Paul A.Samuelson（1992）表示规制是当权政府发布具有强制性的各种各种规章制度或法律法规，其目标是改变或者控制企业不合理的经营行为，目的是控制企业产品的价格、销售渠道或者生产决策等[60]。2000 年之后，随着全球各国的环保问题日益严重推动着各国相关规制部门也开始关注于环保的具体规制问题，故在此之后国外学者也逐步地把规制的研究重心转入了关于环保问题的方面，如 Viscusi（2005）等认为环境规制是政府采取命令对人或者组织的自由选择所进行的控制方法[61]。国内对于环境规制的深入探究相对较晚，但国内研究者对于环境规制的定义和外国研究者并无太大区别。余晖（2007）认为，规制的实施是政府有关部门，且运用规制的目的是为了调整市场失灵的状况。规制要以法律为依据不得与法律相抵触，且采取命令、裁决等手段，对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完全市场竞争来进行直接的管控或者是干涉[62]。王俊豪（2007）认为，规制必须是拥有相当独立性的国家行政机关所制定，而且它是拥有相当立法地位的政策，对破坏法律规制的犯罪行为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惩罚对策[63]。傅京燕、李丽莎（2010）认为规制的内涵从具有特殊性发展到普遍性，从没有区别的颁布规制政策到有针对性的对某一问题或者行业进行规制的一个专门化过程[64]。
基于此，本文没有具体的将环境规制按目的、方式等不同进行分类，而是认为环境规制是社会性规制中为了降低环境污染、提升环境保护能力的一项关键变量，即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或者措施对企业等经济主体的不合规行为进行的调节，故本文采取单位产值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的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一直都是中外经济研究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此理论研究的是影响国家或者地区的增长因素有哪些，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推动经济增长的。由于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是由若干产业构成的，因此这些理论对研究产业（包括钢铁工业）的增长方式也同样具有理论价值。
2.2.1.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最先在他《国富论》一书中对国民财富的增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社会劳动分工导致的劳动率的提升以及生产劳作在全部劳作中所占比例的上升是影响国民经济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之后学者萨伊以资本累积为出发点，认为资金的积累是国家经济财富增长的基础。大卫∙李嘉图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增长方式进行研究时也提出利润率的保持与增长是资本主义经济提升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之一。穆勒在对之前的理论体系以及研究进行了整理和综合之后提出了有关于生产方面的经济增长理论。他表示，工人的劳动、资本的投入以及自然资源的方式和数量是影响生产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从亚当∙斯密再到约翰∙穆勒，关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是以资本主义为背景以探究社会经济财富的增长，其主要观点是在社会经济增长和运作的过程中主要强调对于市场的依赖，认为只要依赖市场的自发性调节就能够使社会经济得到有效均衡的发展状态。
第三章 我国钢铁工业环境规制强度与高质量经济增长综合指数的测算和现状分析..........16
3.1 中国钢铁工业环境规制强度测算...............................16
3.1.1 环境规制的测算方法...............................16
3.1.2 环境规制强度评价指标的构建.............................17
第四章 作用机制和研究假设...........................28
4.1 环境规制的作用机制........................................28
4.1.1 环境规制的直接作用机制........................28
4.1.2 环境规制的间接作用机制...................................29
第五章 实证分析................................32
5.1 模型的设定............................32
5.1.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32
5.1.1.1 变量选择...........................................32
5.1.1.2 数据选择与描述性分析...........................33
第六章 提升中国钢铁工业高质量经济增长对策
6.1 环境规制对策
6.1.1 实施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
现阶段，我国制定的环境规制政策都比较笼统，普遍侧重于全国区域或者无分类的整个行业，导致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为了实现现阶段整体的节能减排目标，但是这样却忽视了区域间的差异与不同行业的异质性，从这一角度来说也使得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时产生无效的成果与作用。基于本文中的研究可知，统一的环境规制政策虽然能够提升中国钢铁工业高质量经济的增长，但是并未最大程度的发挥作用，甚至会搓伤钢铁工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稳定性。另外，我国对于钢铁工业的环境规制政策大多是针对企业污染物排放数量上的管制，且主要是通过控制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末端排放情况来降低污染，因而无法从源头上解决污染问题。
因此，本文指出，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办法是采取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深入分析不同钢铁企业的实施环境，根据钢铁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在确保了适当的规制力度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正面经济效果。首先根据本文的研究可知，中国钢铁工业 2009-2018 年期间的大部分的钢铁企业所产生的单位产值的废水、废气以及废渣的排放量占比并不低，这说明我国钢铁工业仍然处于高能耗的发展阶段。针对这一情况，本文认为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不仅要对处于高能耗发展阶段的钢铁企业进行政策上的约束，更重要的是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整合这些企业的生产制造过程，使其规模化发展，淘汰落后的生产方式，同时政府要对表现出色的企业进行相关的政策支持，例如税收的减免和增加政府补贴资金。
第七章 结论及展望
7.1 结论
本文在明晰了有关概念的基础上，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以及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理论分析，从而形成了有关作用机制提出研究假设。同时运用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以及高质量经济增长测算指标体系，分别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钢铁工业的 23 家上市公司的环境规制强度以及高质量经济增长综合指数进行了测算。建立基础模型以检验环境规制对于高质量经济增长的作用，之后引入技术创新变量以及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以检验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并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一、本文在明晰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以及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概念基础上，探究了环境规制对于高质量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认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高质量经济增长，且技术创新作为调节变量，在环境规制对于高质量经济增的积极作用中起着正向调节效应。
二、对中国钢铁工业环境规制强度以及高质量经济增长综合指数的测算分析得到，环境规制强度方面，除个别攀钢钒钛以及沙钢股份等钢铁企业外，近 10 年强度较低，其余企业环境规制强度都是比较高的，这说明 2009-2018 年间，中国钢铁工业整体的的环境规强度都是比较高的，且处于逐渐增长的趋势，且从整体上来看，23家钢铁上市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每年的变化幅度都不大，这说明 2009-2018 年间中国钢铁工业整体的环境规制强度都是比较平稳变化的；通过对 2009-2018 年中国钢铁工业高质量经济增长综合指数的测算，本文发现，中国钢铁工业的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水平呈波动发展，大致呈“W”型发展，即平均 2-3 年的上升趋势之后 2-3 年呈下降趋势，且整体的发展质量不高。
三、在实证分析中，本文使用 2009-2018 年代表中国钢铁工业的 23 家上市钢铁企业平衡面板数据，首先，构建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个体和时间双固定效应对环境规制对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整体作用进行了基本回归分析，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与高质量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符合预期假设。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