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董事会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制下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拥有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双重身份。一方面，董事会受股东的委托代表股东对企业经营进行监督管理，需要对股东负责；另一方面，董事会要作为委托人委托管理层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要客观公正地监督管理层的行为以防止其损害股东利益。董事会及其监督活动有助于缓解因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的代理问题，减少代理成本，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运营中，因此，强化董事会监督能力对提升企业绩效意义重大。
然而，董事会的有效运行不仅会受到企业内部机制设计的影响，还受制于外部制度环境。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腐败现象频发，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并对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造成干扰，董事会的监督作用也被弱化，为消除腐败行为给企业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就需要为企业营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反腐败作为改善制度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能够有效净化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了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高压反腐态势，到党的十九大，反腐工作依然在持续推进，腐败整治的内容不断被明确，兼具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腐败行为受到严惩，反腐工作在打击和预防腐败行为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些反腐措施极大改善了企业的外部环境，有利于董事会的监督职能更好地发挥。
由于现有研究多是基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检验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鲜有考虑外部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因此，本文以反腐败为背景，将反腐败力度作为外部制度环境的代理变量，在考察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基础上研究其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这样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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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在我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中，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政治联系来谋求发展，因而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频发。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等为依据，考察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将董事会的激励特征、结构特征和运行特征作为董事会监督的代理变量，在企业绩效的度量上，包括了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两项财务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方向。此外，学者们在研究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绩效两者之间关系时，往往会忽略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而从对反腐败工作的研究来看，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宏观层面考察腐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微观企业运行是宏观经济活动的基础，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将反腐败作为外部制度环境的代理变量，考察制度环境在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绩效关系中潜在的调节效应。基于微观层面的研究可以为当前宏观层面研究的争议和不足提供一些补充。
二、现实意义
微观企业的经营状况影响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若企业经营不善则国家经济也会受创。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是其经营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腐败行为会腐蚀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因此，将反腐败这一外部制度环境变量引入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绩效的分析框架中，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 777 家 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制度环境在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潜在调节效应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客观公正评价反腐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同时也能够为优化董事会监督机制，改善公司治理进而提升企业绩效提供线索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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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绩效相关研究
一、董事会监督的相关研究
董事会监督源自于现代公司制度下的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贝利和米恩斯在 1932 年通过深入研究公司股份和组织形式后发现，股份制企业是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产生的，已成为现代公司中最主要的组织形式。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股东数量的增加，企业的股权越来越分散，导致股东越来越难以控制企业的经营，此消彼长，掌握企业经营权的管理层对企业的控制与日俱增。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自利的公司高管倾向于机会主义行为的选择，但这必将有损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郝云宏，2012）。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的存在有利于监督和约束管理层的行为，缓解管理层与企业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董事会主要是对掌握企业经营权的管理层进行监督。Boyd 等（2011）提出，董事会需要履行的监督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 CEO 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2）为企业高管制定薪酬政策；（3）批准通过高管制定的战略决策，之后还要对战略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董事会监督的有效性受制于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董事会对管理层的控制能力，具体来说，管理层直接参与到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中，能够比董事会更多、更快的掌握企业信息，由此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董事会的监督水平受到影响；其次，独立的和有力的董事会对管理层的控制能力更强，能够有效监督管理层的行为，从而使管理层的决策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
国外关于董事会监督的研究起步较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董事会监督机制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是其研究的重要主题，这是因为企业的经营绩效是董事会监督是否有效以及公司治理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国内关于董事会监督的研究与国外相比起步较晚，但是董事会监督对于改善我国企业的治理机制意义重大，所以吸引了一大批学者进行相关研究，并且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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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反腐败的相关研究
企业是宏观经济的组成部分，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必然嵌入在制度环境中，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在经济转型时期，腐败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进而弱化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反腐败作为一项整治外部环境的有效制度，对于强化董事会监督能力，提升企业绩效至关重要。下面分别从腐败的概念界定、腐败与反腐败的度量方法、反腐败对宏观经济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几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
一、腐败的概念界定
腐败是伴随阶级社会而产生的现象，不管在何种社会制度下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由于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环境不同，对腐败的界定也有所差别。
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是将腐败定义为“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Shleifer 和 Vishny，1993）。Jain（2001）从经济学角度将腐败定义为“公共权力被用来以违反规则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我国学者魏尚进（2001）也提出类似定义，他将腐败定义为政府官员利用职权收受私人部门的贿赂，牟取个人利益，它不包括政治腐败（如贿选），也不包括私人部门内部的行贿受贿。在中国，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非盈利部门之间的边界往往比较模糊，“公”与“私”的界限并不分明，因此 Wedeman（2004）认为腐败在中国是官员和党员的各种不法行为，包括经济、非经济犯罪以及与官员道德标准不符的行为。Wu 和 Zhu（2011）基于法律视角，将腐败定义为违反国家法律、政府法规以及党章的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行为。
腐败行为不仅在宏观层面广泛存在，在微观层面尤其是一些大型企业中也同样普遍存在（胡鞍钢，2004）。近年来不断被爆出的高管腐败丑闻，给企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在企业中，腐败行为会导致各种成本和费用显著增加，严重损害了股东权益和企业价值。Pearce 等（2008）认为，在微观企业中，腐败是一种通过牺牲股东权益或者企业整体利益的方式以满足个人利益需求的不道德行为，这种利益需求主要是企业与政府及其下属的职能部门之间的非法利益（刘晓伟等，2017）。总的来说，腐败行为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存在相通之处，都是利用职位上的便利或行政职权进行不正当的政商交易，以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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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6
第一节 理论分析...................... 16
一、委托代理理论 ...................... 16
二、资源依赖理论 ................. 16
第四章 研究设计 ...........................22
第一节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2
第二节 变量定义及测度方法.................... 22
第五章 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27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 27
一、被解释变量 .......................... 27
二、解释变量.......................... 27
第五章 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为了初步了解所选取的样本，首先对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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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总结与研究展望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 2011~2017 年沪深两市 777 家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先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成果，再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检验。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不断推进，显著改善了社会环境，并促进了经济发展，为在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层面研究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绩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鉴于此，本文以贪污腐败、渎职等职务犯罪立案数作为反腐败的代理变量，将其引入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中，检验反腐败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潜在调节效应。得出以下几点研究结论：
第一，在董事会激励特征方面：董事薪酬和董事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统计显著，说明董事薪酬和董事持股比例的增加，对董事们产生了激励效果，促使他们与企业绩效目标保持一致，对工作更加积极负责，提高了董事会监督水平，进而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反腐败在董事会激励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别，它仅对董事的短期货币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加强了董事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而在董事的长期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不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不能够强化董事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第二，在董事会结构特征方面：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绩效之间是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说明董事会规模的适度扩大，有利于董事会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独立董事比例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独立董事比例增加并不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作用。反腐败在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强化了董事会规模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反腐败对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不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第三，在董事会运行特征方面：研究发现董事会会议次数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说明董事会会议的召开次数并不是越多越好，次数过多会造成效率降低、资源浪费，对企业绩效无益。反腐败在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不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不能够弱化董事会会议次数对企业绩效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