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汽车体制”
首先，最近有关汽车化的历史研究已经受到了社会学家们所谓“汽车体制”这一术语的影响。这意味着，研究汽车化不能将与之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割裂开来，正是汽车化导致了这些基础设施的出现发表论文代理。当大众汽车制造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腾飞的时候，一系列新的现象随之应运而生: 各种新的道路系统以应对一个飞速机动化的社会; 一个为汽车业供给燃料的石化工业，像壳牌和美孚这样的跨国石油公司便是这一现象的缩影; 汽车销售的经销商网络以及维修汽车的修理站; 大量小型产业提供一切从汽车配件到道路标志的相关产品。其他的产业，比如广告业，开始大规模地重新定位，以便使汽车品牌化和偶像化。这种全新工业上层建筑的增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汽车业在经济领域中越来越占有主导地位，最明显的是，大规模的汽车产业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已经确立起来。不同形式的汽车运输业成为一个主要的就业雇主，汽车制造业亦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尤其在像煤炭、纺织、造船这样的传统工业走向衰弱的时期。各国政府设法通过调整消费者的借款利率来管控消费行为，因为大多数的普通人是依靠贷款来购买汽车的。同时，汽车产业本身也开始将自身确立为一个能够施加政治压力的集团，这个集团包括制造商、石化利益团体、公路论文发表代理合法吗货运公司、汽车销售商团体，等等———这个集团以“公路游说团”( ‘road lobby’) 著名。到20 世纪 60 年代，论文代理发表这个“公路游说团”被认为是英国议会中最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它们试图对从税费到外交政策的一切事务施加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明白，汽车在历史上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商品，或者一种交通工具，毋宁说是一种体制———汽车体制———的一部分。这种体制同时还是一种经济、政治、技术和社会的集合。城市史学家的一个任务就是去理解，这种集合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很多国家是在 20 世纪 50 － 70 年代之间确立起来，但美国要更早一些，在 20 世纪的 30 －50 年代之间就已经建立。只有意识到汽车深度嵌入社会这一本质，我们才能理解以下事实: 汽车本身具有非凡的适应能力; 政客们屡次试图限制汽车使用的努力，皆毫无效果; 汽车有能力在油价连番上涨之后依然生存下来。和其他的基础设施形态一样，如电力、自来水、计算机网络等，汽车化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建筑形式、日常经济乃至现代都市社会的消费想象之中。
二、发表论文价格汽车与城市形态
大众汽车化的第二个特征是汽车对于生活环境造成的影响。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规划建设了各种道路系统，包括高速公路和州际公路，这改变了道路所经之地的景观，也改变了沿途城镇的经济，就像19 世纪铁路所发生的作用一样。这些道路系统的作用在交通最集中的城镇和城市表现得最为明显。首先，私人汽车的普及加快了“去中心化”( decentralisation) 的进程，亦即人们搬离市中心的街区，迁往位于城市边缘的郊区社区。正如肯尼思·杰克逊( Kenneth Jackson) 在《马唐草边疆: 美国的郊区化》( Crabgrass Frontier) 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虽然大众汽车化并没有产生美国郊区化的经典模式，因为后者出现于汽车拥有扩张之前的20 世纪 20 年代，但是大众汽车化大幅度地促进了郊区化，于是，像洛杉矶这样的城市就变成了迈克·戴维斯( Mike Davis) 所谓的“一个没有边界的城市”: 洛杉矶以一个永远扩张的郊区网络为特征，这种网络互相联系的要点便是高速公路。
然而，大众汽车化导致的不仅仅是低密度的郊区化，更是一次对城市的激进重组。在二战之后的一段时期，许多欧洲国家的城市规划师抓住时机，围绕着汽车优先原则重构城市。最突出的例子是联邦德国，在像科隆和汉堡这样曾遭受炸弹猛烈轰炸的城市，如今大量的市内高速公路便在其中穿行。崭新的环城公路围绕着各大城市，从而限定了市中心的范围，市中心被改造为一个没有居民居住的空间，仅留给各种商店和办公楼———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中心商务区。在一些国家，比如说英国在 20 世纪 40 －70 年代期间，新建道路与清除贫民窟相吻合; 在伯明翰，内环路的建造导致沿途大约3 万座房屋被铲平。毗邻新建道路的区域皆成了“衰退”( twilight) 区，那里人口日益减少，有不能或是不愿搬离的老人和商店店主，过着岌岌可危的生活，这是高速公路将他们与城市其他区域隔离开来的结果。新的道路系统实际上改变了整个城市的社会地理学，这往往是城市规划师所始料不及的方面。
三、汽车的政治学
我要提到的最后一个研究路径是，与汽车化相关的政治学和文化。我已经指出，随着汽车生产成为制造业经济的核心，社会开始日益依赖石化燃料，公路游说团也开始发挥能够感觉到的影响，于是，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汽车体制嵌入社会的时期，汽车体制开始重塑很多西方国家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一些晚近的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汽车对于政治和文化生活有着更深刻的影响。在《司机共和国》( Republic of Drivers) 一书中，戈登·塞勒( Cotton Seiler) 认为，正是通过汽车化的各种实践和形象，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人才理解自我与美国国家之间的关系，理解美国所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独特形式。塞勒认为，“在 20 世纪，开车行为本身就呈现了典型的‘美国人’形象”，“做一个美国人就等于要将汽车化视为自己的栖居之所和生活习惯”。我并不想详细阐述塞勒讨论的细节部分，或者判断其观点的对错。这里的关键在于，他试图通过透视由技术所媒介的主体性来理解政治; 汽车被视为一种媒介物，通过这个媒介，清晰地表达对美国的国家认同以及嵌入到这种认同中的各种东西，不论是新移民还是既有分属的不同公民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