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毋庸置疑，对于新中国创建伊始的公民来说，此时此刻，一种普遍强烈的历史情感使其第一次拥有了自我家庭之外的空间寄托。甚至可以说，国家这一公共空间一度几乎完全转移了人们曾经给予家庭这一私人空间的热情。国家空间的开放性及其所获致的公民体认，使得家庭空间在社会上的既有位置发生了空前的历史倾斜。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社会对于家庭的不信任特征①，在此更为积极主动的表现则是来自家庭的社会信任感；更多的家庭成员反倒是自觉表现出了对于家庭空间的某种不信任。不过仍需指出的是，一旦祖国被真正作为一个现实的大家庭加以理性地确发表论文代理认和构建时，我们最终还是不难发现，崭新的公民身份其实并不能立即全盘有效地消化掉个人留存于私人空间的意识和情感。特别是国家政府基于公共利益考量实施的公有化战略在试图落实到个人时，矛盾的表现将会更加突出。而相对于城市而言，矛盾在乡村这一空间里的显现尤为集中。毕竟，在空间界限上，乡村的边缘化性质似乎注定了它同国家这一想象实体较之城论文发表代理合法吗市更为遥远的距离；此种情状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不影响到乡村之于国家公共空间的认同。
此外，不论是在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的占有上，村民都远不及市民能够享有更多的公有化形式。所以，围绕着土地、住宅等生产／生活资料问题所发生的纠葛，往往是在乡村而非城市。“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所昭示的现实冲突让我们看到，宋老定（李凖《不能走那条路》）购置土地的念头，以及梁三老汉（柳青《创业史》）营造私宅的梦想，呈现的无不是对于家庭私人空间的关切；土地和住宅作为一个家庭最为直接的物质形式，不仅是外在的呈现，亦是内在的维系方式。这种旧有情感的延续固然表明了宋老定们之于国家公共空间的隔膜，论文代理发表但在实质上道出的却恰恰是个人最为本真的情感与诉求。只是面对着国家公共空间包容及整合的时代大势，宋老定们的历史阵痛将因未来希望空间里的幸福允诺而被暂时忽略不计了。无论如何，宋老定们所表征的仅仅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少数话语，况且，此种话语表现出来的惯性和本能冲动，在现实道德理性强势力量的衬压之下，又总是显得那么的虚弱和委琐。
二、离婚造成的是家庭的解体，但它同时又意味着家庭重组的可能。比如，刘雨生后来与盛佳秀结合。只是，这种结合所实现的并非是对家庭生活的既有认同，而必定是要完成关于外在于家庭的公共空间的最终肯认。换言之，他们走到一起，不是因为家庭观念上的一致，乃是因为在对公共事务的认识上所达成的一致。吸引彼此的或许不是什么好妻子／母亲或好丈夫／父亲的潜质，而只不过就是眼下一个好社员的公共品格。同样，范灵芝之所以愿发表论文价格意主动“下嫁”离异后的王玉生，看中的亦恰是他“家懒外头勤”、“时时刻刻注意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无私的优良品行。鉴于此，此种重组的家庭已与原来的家庭在意义上不可同日而语。家庭历史意义层面的此种变革，在“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那里除了离婚所致之外，更为普遍的乃是分家使然。《三里湾》自始至终贯穿着的就是这样的危机：先是王宝全家的二儿媳袁小俊坚决要求分家，继而是“糊涂涂”的三儿媳陈菊英主张另立门户，最后则是“糊涂涂”的四儿子马有翼尚未成家便毅然作出了分家的决定。而马有翼分家的举动，以及对妻子一向言听计从的袁天成提出离婚的举动，一并被人们称作“革命”；两人这一十分“突然”的行为的确富有革命的激进主义色彩，同时这也是在向世人宣告：分家和离婚此时皆已不再属于寻常的私人事件，而是有着鲜明时代政治印记且符合公共利益的战斗义举了。
三、我们应当认识到，人民公社作为一个想象的大家庭，在将真正家庭本身的功能转移到自身上时，它仅是有效解除了家庭本身得以维系的某些重要力量，却不可能将家庭成员之间的血亲关系也一并转移，对此，它的策略只能是竭尽全力去淡化这种关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全体社员们之于人民公社这一公共空间的归属感，并不能够完全取代其之于家庭私人空间的归属感。我们知道，对个人而言，唯有自己的家庭才是允许其独处的空间，即属于他个人的内心空间；而且，也只有这样的空间方能给人以实在的归属感。“没有一个内心空间是排斥性的。所有的内心空间都代表着吸引”。因此，作为外在空间的人民公社永远也无法在这一点上成功取代作为私人空间的家庭，不难想见，拒斥和冲突应该是属于这一外在空间里的常见状态。只是由于“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所书写的还是人民公社的初期建设阶段，故而潜伏其中的拒斥和冲突尚未能向我们充分显露出来。可以发现，在人民公社开始接手原属家庭的育儿、养老等功能时，公私空间的界限很容易便因公共空间的挤占而变得模糊。
《三里湾》中的托儿所成立在“后院奶奶家和黄大年家”，这里，公私空间的界限不仅被混淆了，公共事务及私人事务间的区别仿佛也不存在了。但是，为人所忽略的是，个人情感上的内外与公私界限却不是那么轻易便能够被消弭的；它只有借助于对外在律令的接受去迫使自我强行达至情感上的认同。新任敬老院院长吴忠信（李準《三月里的春风》）在听到妻子和别人都戏称他“又添了一群老爹老娘”时，“脸上还有点热辣辣的”。此种尴尬反应表明，在情感上他还远未能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就是得像侍候爹娘那样，去照顾老人家们”。他必须经由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入，才能在情感上刻意将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接受为自己的爹娘：“可是第二天老人们来了以后，吴忠信听了几个老人对自己身世的介绍，一种激愤和崇高的感情，使他感到人们说这话并不是讽刺，他正应该这样做，而且应该侍奉得比自己爹娘更好。”不是亲人却能做到胜过亲人，这不是基于情感的推动，而是来自理性的说服。此后，情感也就越发有了合法化的理由：“……他感到只有在公社化的今天，在我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把这些老年人的晚年安排得舒舒服服，也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来作这种麻烦的但是又有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