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氏宗室婚姻的特征
( 一) 荥阳郑氏与北魏宗室的通婚全部发生在北魏中期、特别是孝文帝定姓族之后
北魏前期，宗室婚姻虽具有较强的等级意识，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门第婚”，宗室所娶“人乏窈窕，族非百两，拟匹卑滥，舅氏轻微”的现象十分普遍［2］( P535) 。随着拓跋氏南下并雄据中原，胡汉接触日益频繁，胡人贵族婚娶的门第意识日益增强。文成帝和平四年( 463) 十二月壬寅诏发表论文代理曰: “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2］( P122) 但这一诏令因鲜卑遗风尚盛而未收到预期效果，直到孝文帝时，皇族婚配才开始真正重视门第。太和二年( 478) ，孝文帝针对皇族贵戚乃至士民“不惟氏族，下与非类婚偶”的现象，更将良贱不婚著于律令。太和十七年( 493) ，孝文帝再次强调“厮养之户，不得与士民婚”，有“文武之才、积劳应进者”，方能“同庶族例”［2］( P173) 。在明令禁止贵族与卑贱之人通婚的同时，孝文帝为自己及宗室诸王广纳汉族士族女，史称孝文帝“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论文发表代理合法吗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连，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3］( P4393) 。孝文帝带头纳四姓及李冲女为妃嫔，又替六个弟弟娶汉族高门女为妻，在皇室的带动和影响下，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通婚蔚然成风。由于较其他大族与京都洛阳密迩，受此地缘影响，荥阳郑氏与北魏皇室联姻较多［4］。在孝文帝所纳的八位妃嫔中，就论文代理发表有郑羲女和郑胤伯女两人。孝文帝还为其弟广陵王羽、北海王详分别娉娶了郑平城女和郑懿女。在孝文帝的大力提倡和积极影响下，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之间结成了巩固的门第婚姻集团。
( 二) 门阀社会中，同姓地位会因郡望不同而产生高下之分，而同一家族的不同家支之间也会因发展的不平衡而导致高低差别，这在郑氏不同房支宗室婚姻的缔结方面也有所体现
就宗室婚姻的数量来说，在房支清楚的 14 例郑氏宗室婚姻中，北朝主干房支郑羲房就占了 6 例，其次是小白房 4例( 该房到唐朝时发展成为郑氏的主干房支) ，这两房成为郑氏宗室婚姻的主要房支。宗室婚姻伦理也因房支地位而有了不同，如赵郡王琛发表论文价格子叡“及壮，将为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谓之曰: “我为尔娶郑述祖之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5］( P170) 如此言，婚娶“门阀甚高”的郑述祖之女是不应该“嫌而精神不乐”的，这样的翁婿关系应遵循长幼礼节: “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郑妃薨后，高叡再娶郑道荫女，郑道荫为郑羲从父兄德玄的玄孙，武定末任开府行参军，位望不高，这样的翁婿关系要注重尊卑权势: “王坐受道荫拜，王命坐，乃敢坐。”高叡对道荫解释得颇为自若: “郑尚书风德如此，又贵重宿旧，君不得譬之。”［5］( P398) 同为赵郡王叡的岳丈，拜与被拜、坐与命坐之间，除了郑述祖风德高尚、赵郡王“贵重宿旧”的托词之外，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述祖的门阀与官品甚高而已。可见，各房支以仕宦品级为标志的政治地位的不同，反映在婚姻上的社会地位亦不相同。同时也反映出，留仕于东魏、北齐的郑氏子孙的势力已远逊于北魏时期。
二、郑氏宗室婚姻的影响
( 一) 政治上的成败得失
与王室及宗王间的频繁联姻大大改变了荥阳郑氏家族的生存状况，荥阳郑氏的政治力量得到加强，社会地位获得了提高。以职位的升迁为例，如文明太后为高祖纳郑羲之女为嫔后，郑羲遂被征为秘书监。郑平城为太尉谘议，广陵王羽纳其女为妃，出为东平原太守。平城子伯猷在前废帝之初，以舅氏“超授”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郑严祖庶子仲礼，以姻亲被擢为帐内都督，侍从高祖。北朝时期，郑氏家族中“以外戚”、“以舅氏”超授、超赠官爵者史不绝书。
与宗室联姻之后，郑氏在享受到诸多皇亲国戚的特权的同时，也不断地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结果难免给其本身乃至家族带来灾难。在宣武帝景明二年( 501) 咸阳王元禧之乱中，元禧妃兄、陇西李伯尚是叛乱的主要策划者，由于和陇西李氏之间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郑氏也有多人参与了这场叛乱。元禧败亡后，一批郑氏人物受到株连，郑思和、郑洪建、郑祖育伏法，郑思和之兄思明徙边，郑懿、郑道昭兄弟俱“坐缌亲出禁”［2］( P1239) 。但郑氏似乎并未很好地吸取沉痛教训，不到半个世纪，类似惨案在下代身上再次发生。武定三年( 545) 正月，时任都督的郑严祖庶子仲礼与开府仪同三司尔朱文畅、开府司马任胄、前开府参军房子远等谋害齐神武帝，结果被告发，参与者全部伏诛。与郑仲礼一起伏诛的还有郑懿子恭业。有赖于武明娄后的求情，故仲礼死而不及其家，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郑仲礼因其姊受宠而“以亲戚被昵”，及其谋逆事发伏诛，又借助婚姻裙带关系而死罪“不及其家”［5］( P667) ，成败皆源于这桩国婚。
( 二) 礼法门风的冲击沦落
士族向以礼法传家门风高贵著称，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 “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它诸姓。”［9］( P69) 如郑述祖临终留下了“以清白之名遗子孙，死无所恨”［5］( P398) 的遗言，可见，士族对清白门风的推崇与重视。太和改制后，郑氏家族与北魏王室和鲜卑勋贵间的婚姻日益频繁，一些鲜卑妇女凭借宗室优势嫁为郑氏妇。由于自身文化素质、风俗习惯、特殊身份等原因，不少宗室妇女不修妇礼: 或豪侈、淫荡，或妒悍、残暴，从而对郑氏家族的礼法门风构成了一定冲击，给郑氏家族造成了不良甚至恶劣的影响。如郑幼儒亡后，其妻高阳王元雍女“淫荡凶悖，肆行无礼”。幼儒从兄伯猷每每对亲人提起: “从弟人才，足为令德，不幸得如此妇，今死复重死，可为悲叹。”淫荡无礼的妻子不能遵行妇道，相夫教子，反而令“好学修谨，时望甚优”的丈夫蒙羞，实为家门不幸! 同样娶鲜卑女为妻的郑伯猷与郑幼儒有着大体相同的命运，伯猷“在州贪婪，妻安丰王元延明女，专为聚敛，货贿公行，润及亲戚，户口逃散，邑落空虚。乃诬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资财，尽以入己; 诛其丈夫，妇女配没。百姓怨苦，声闻四方。为御史纠劾，死罪数十条。遇赦免，因以顿废”。夫妻二人疯狂聚敛，人性尽失，伯猷甚至成了齐文襄王规诫朝士时的反面典型。史家每叹言: “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咸以叹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