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难”与学者从政潮流
国民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即掀起了第一次“学者从政”潮流，显然是由于这样的一个新政权给学者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早在北伐前，因不满北方污浊的政治空气，朱家骅、周鲠生以及王世杰等一批与国民党有关的北大教授即曾领导北大学生游行示威，朱家骅亦因此遭到北京政府当局的通缉，并于 1926 年 6月化装南下，受聘中山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1927 年任广东省政府民政厅长，后即弃学从政。1926发表论文代理 年 12 月傅斯年、鲁迅、何思源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健将皆应聘中山大学。同年，北大教授蒋梦麟也逃离北京，从天津转道上海，再由上海转赴杭州，并于 1927 年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后又出任教育部部长，官至中枢显要。1927 年 3 月，当北伐所向披靡之时，《晨报》报道论文发表代理合法吗了周鲠生、王世杰等一批留学英美的北大教授相继南投武汉。周先是留在大学任教，抗战时则出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而王则于 1927 年 6 月出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并于次年 11 月任立法委员，1933 年出任教育部长等职。北伐完成后，许多教育界人士都认定国民党是中国前途的唯一希望，故此时仍有大批学者加入到政府中来，且多集中于 1927 年蔡元培任院长的大学院及后来的教育部中，盖因蔡氏在教育界人脉之关系。大批从前隐身教育界或社会的人才，如大学教授、研究员等都当了国民政府各部的干部，以致“当时若干人有一种妙喻，称之为‘野无遗贤’”。
二、学者从政的机缘与态度
翁文灏弃学从政实际论文代理发表上有一个“不愿”到“甘愿”的过程。1932 年 6 月 17、18、19 日，翁文灏在钱昌照的安排下赴牯岭为蒋介石讲学。翁籍浙江鄞县，鄞县与奉化又都同属宁波府，亲近的地缘关系拉近了翁与蒋之间的关系，而蒋一副礼贤下士的态度，也让翁“颇感佩慰”。蒋介石对翁文灏所讲的一切，不断点头表示赞赏，认为“翁实为有学识之人才，不可多得”。在翁离开牯岭前，蒋便发表论文价格提议翁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虽勉为其难，但并未立即就任，仍滞留北平。蒋对翁的赏识之情，毫不掩饰。在他们见面的一个月多后，蒋又在其日记中记道: “今年得刘健群、钱昌照、俞大维、翁文灏、王陆一、罗贡华诸人，以翁最有阅历，亦有能力，可喜也。”
不久，南京国民政府改组，翁随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进退两难之际，恰逢继母去世，藉口“丁忧”坚辞不就。1934 年翁文灏赴武康考察遭遇车祸，在各界人士尤其是在蒋介石的关照下，捡回性命，从此在翁文灏的心中，蒋除了“礼贤下士”外，还多了一层“救命之恩”，此后翁即不再拒绝出任政府职务。1935 年 11 月，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并任命翁为秘书长。
与翁不同，同为湖南人的蒋廷黻与何廉则从一开始即未拒绝到政府供职。蒋廷黻对于做官并没有一般知识分子那样反感，对他而言，“政治只是一种工作”，“和教书一样的清高”。陈之迈曾谓，蒋廷黻既不自命清高，亦不热衷仕途。但是政府既然征召他，他就应召，丝毫不作扭捏的姿态，半推半就。故 1933 年夏，由钱昌照和吴鼎昌安排，蒋廷黻接到与蒋介石会见的安排时，欣然接受，同时被约见的还有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何廉。1934 年初蒋又再次在南昌行营约见蒋廷黻。次年 11 月，蒋廷黻即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长。半年后，蒋廷黻离开政务处，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何廉则受邀出任该职。尽管何廉在接到翁文灏的邀请时并没有太兴奋，但对该项任命却很感兴趣。据何廉自己解释，一方面，华北事变后，其所任教的华北地区政治情况大为恶化，故早有到其他地区工作的想法; 另一方面则是他和蒋在牯岭的几次会见，蒋的耐心、礼貌以及对独到见解的迫切追求给何的“印象颇佳”。正是基于这种印象的基础上，何廉才乐于考虑这次任命。
三、做官与做事: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从政无疑给处于危机中的国民政府带来了新鲜血液，而大多数从政学者又都抱有知识分子所固有的救世情怀和远大理想。1936 年 1 月，此时还未从政的胡适即致信翁文灏等人，并以“出山要比在山青”为期许，担当起读书人的责任与胆识。稍后从政的张忠绂则直截了当地说:“作官应作事，不能作事又何必作官”，并许诺: “人若需要我，而邀我从政，我或尚可能竭智尽忠，为国家社会作点事。”故“国难”期间的从政学者大多持有“为国报效”的一腔热血。1936 年秋，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黻约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时昭瀛赴莫斯科，任大使馆一等秘书，路过上海时昭瀛曾对友人说: “官阶高低，非所容心，只要真能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就算不虚此行。”可见，以“做事”作为学者从政的志趣，大体反映了这些从政学人的政治抱负和自我定位。
对于翁文灏、蒋廷黻、何廉等学者的从政，舆论也一度予以“人才内阁”、“专家内阁”的评论。认为“这几年专家政治人才内阁的呼声，如今有个实验机会了”，并希望“这次跃登政治舞台的学者，都要放手做事”。然而，并不是所有人对“学者从政”后的政治革新充满信心，漆镜如即声称翁文灏、蒋廷黻、何廉等学者在“害贫血的现今中国学术界里，总算比较有相当的成绩。但他们技术上的知识，是否能推演出新政策来，对当前的大问题，有所贡献，局外人却无法断定。”漆氏所担心的是: 中国的现状不能为从政学者提供较好的做事环境。他说:
照中国的现状看来，一出了大都市便看不见机器，走遍了内地也听不到法律，政务官在交际应酬中耗精力，事务官在“等因奉此”内兜圈子，这种现状，离近代化的距离，实在太远了。恐怕技术专家，连贡献专门技术意见的机会尚不甚多，何况从技术出发而推演出新政策呢? 我们最怕的是政治未能技术化，而技术反倒政治化的危险。学者专家所能作的，最多不过是最基础的工作，严格的说起来，恐怕还说不到学者从政，因为从政顾名思义是应该影响到政策的决定。即使贡献一些意见，不能根据学有专长的技术知识，仅靠一点普通常识，或一点人生哲学，那就更危险了，因学者的常识和哲学，实在不如“老吏折狱”的老吏的经验。
国民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即掀起了第一次“学者从政”潮流，显然是由于这样的一个新政权给学者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早在北伐前，因不满北方污浊的政治空气，朱家骅、周鲠生以及王世杰等一批与国民党有关的北大教授即曾领导北大学生游行示威，朱家骅亦因此遭到北京政府当局的通缉，并于 1926 年 6月化装南下，受聘中山大学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1927 年任广东省政府民政厅长，后即弃学从政。1926发表论文代理 年 12 月傅斯年、鲁迅、何思源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健将皆应聘中山大学。同年，北大教授蒋梦麟也逃离北京，从天津转道上海，再由上海转赴杭州，并于 1927 年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后又出任教育部部长，官至中枢显要。1927 年 3 月，当北伐所向披靡之时，《晨报》报道论文发表代理合法吗了周鲠生、王世杰等一批留学英美的北大教授相继南投武汉。周先是留在大学任教，抗战时则出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而王则于 1927 年 6 月出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并于次年 11 月任立法委员，1933 年出任教育部长等职。北伐完成后，许多教育界人士都认定国民党是中国前途的唯一希望，故此时仍有大批学者加入到政府中来，且多集中于 1927 年蔡元培任院长的大学院及后来的教育部中，盖因蔡氏在教育界人脉之关系。大批从前隐身教育界或社会的人才，如大学教授、研究员等都当了国民政府各部的干部，以致“当时若干人有一种妙喻，称之为‘野无遗贤’”。
二、学者从政的机缘与态度
翁文灏弃学从政实际论文代理发表上有一个“不愿”到“甘愿”的过程。1932 年 6 月 17、18、19 日，翁文灏在钱昌照的安排下赴牯岭为蒋介石讲学。翁籍浙江鄞县，鄞县与奉化又都同属宁波府，亲近的地缘关系拉近了翁与蒋之间的关系，而蒋一副礼贤下士的态度，也让翁“颇感佩慰”。蒋介石对翁文灏所讲的一切，不断点头表示赞赏，认为“翁实为有学识之人才，不可多得”。在翁离开牯岭前，蒋便发表论文价格提议翁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虽勉为其难，但并未立即就任，仍滞留北平。蒋对翁的赏识之情，毫不掩饰。在他们见面的一个月多后，蒋又在其日记中记道: “今年得刘健群、钱昌照、俞大维、翁文灏、王陆一、罗贡华诸人，以翁最有阅历，亦有能力，可喜也。”
不久，南京国民政府改组，翁随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进退两难之际，恰逢继母去世，藉口“丁忧”坚辞不就。1934 年翁文灏赴武康考察遭遇车祸，在各界人士尤其是在蒋介石的关照下，捡回性命，从此在翁文灏的心中，蒋除了“礼贤下士”外，还多了一层“救命之恩”，此后翁即不再拒绝出任政府职务。1935 年 11 月，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并任命翁为秘书长。
与翁不同，同为湖南人的蒋廷黻与何廉则从一开始即未拒绝到政府供职。蒋廷黻对于做官并没有一般知识分子那样反感，对他而言，“政治只是一种工作”，“和教书一样的清高”。陈之迈曾谓，蒋廷黻既不自命清高，亦不热衷仕途。但是政府既然征召他，他就应召，丝毫不作扭捏的姿态，半推半就。故 1933 年夏，由钱昌照和吴鼎昌安排，蒋廷黻接到与蒋介石会见的安排时，欣然接受，同时被约见的还有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何廉。1934 年初蒋又再次在南昌行营约见蒋廷黻。次年 11 月，蒋廷黻即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长。半年后，蒋廷黻离开政务处，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何廉则受邀出任该职。尽管何廉在接到翁文灏的邀请时并没有太兴奋，但对该项任命却很感兴趣。据何廉自己解释，一方面，华北事变后，其所任教的华北地区政治情况大为恶化，故早有到其他地区工作的想法; 另一方面则是他和蒋在牯岭的几次会见，蒋的耐心、礼貌以及对独到见解的迫切追求给何的“印象颇佳”。正是基于这种印象的基础上，何廉才乐于考虑这次任命。
三、做官与做事: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从政无疑给处于危机中的国民政府带来了新鲜血液，而大多数从政学者又都抱有知识分子所固有的救世情怀和远大理想。1936 年 1 月，此时还未从政的胡适即致信翁文灏等人，并以“出山要比在山青”为期许，担当起读书人的责任与胆识。稍后从政的张忠绂则直截了当地说:“作官应作事，不能作事又何必作官”，并许诺: “人若需要我，而邀我从政，我或尚可能竭智尽忠，为国家社会作点事。”故“国难”期间的从政学者大多持有“为国报效”的一腔热血。1936 年秋，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黻约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时昭瀛赴莫斯科，任大使馆一等秘书，路过上海时昭瀛曾对友人说: “官阶高低，非所容心，只要真能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就算不虚此行。”可见，以“做事”作为学者从政的志趣，大体反映了这些从政学人的政治抱负和自我定位。
对于翁文灏、蒋廷黻、何廉等学者的从政，舆论也一度予以“人才内阁”、“专家内阁”的评论。认为“这几年专家政治人才内阁的呼声，如今有个实验机会了”，并希望“这次跃登政治舞台的学者，都要放手做事”。然而，并不是所有人对“学者从政”后的政治革新充满信心，漆镜如即声称翁文灏、蒋廷黻、何廉等学者在“害贫血的现今中国学术界里，总算比较有相当的成绩。但他们技术上的知识，是否能推演出新政策来，对当前的大问题，有所贡献，局外人却无法断定。”漆氏所担心的是: 中国的现状不能为从政学者提供较好的做事环境。他说:
照中国的现状看来，一出了大都市便看不见机器，走遍了内地也听不到法律，政务官在交际应酬中耗精力，事务官在“等因奉此”内兜圈子，这种现状，离近代化的距离，实在太远了。恐怕技术专家，连贡献专门技术意见的机会尚不甚多，何况从技术出发而推演出新政策呢? 我们最怕的是政治未能技术化，而技术反倒政治化的危险。学者专家所能作的，最多不过是最基础的工作，严格的说起来，恐怕还说不到学者从政，因为从政顾名思义是应该影响到政策的决定。即使贡献一些意见，不能根据学有专长的技术知识，仅靠一点普通常识，或一点人生哲学，那就更危险了，因学者的常识和哲学，实在不如“老吏折狱”的老吏的经验。